城鄉統籌：協調發展的中國方案
——十六大以來重大戰略述評之七

    每月，55元。

    這是來自中央財政的新農保基礎養老金,錢不多，但它跨越了一個時代——

    目前，上億農民領取養老金，幾千年來中國農民“老有所養”的願望正在實現。

    這是國力壯大的彰顯：依託國家財力的增長，才有了這項重大惠農政策。

    這是執政理念的昇華：“政府寧肯少上幾個項目，也要確保對社會養老保險制度的投入”，堅持把改善農村民生作為調整國民收入分配格局的重要內容，才有了這樣的決心和魄力。

    這是科學發展的抉擇:把“三農”問題作為重中之重，統籌城鄉經濟社會發展，是我們黨求真務實為民生的行動。

    十年堅韌求進，我們已經確立統籌城鄉發展的基本方略，基本構建起統籌城鄉發展的政策體系，初步搭建起統籌城鄉發展的制度框架，在統籌城鄉發展的道路上邁出了堅實的步伐。　

    十年攻堅克難，糧食産量實現歷史罕見的“九連增”，城鄉收入差距出現縮小跡象，農村呈現和諧穩定的新氣象，“三農”發展進入又一個“黃金期”。

    破解城鄉發展不協調矛盾中體現出的獨特力量，讓人們深刻感受到了“中國方案”的思想厚度、實踐深度、人性溫度。

    突破“以農言農、工業優先”——

    開啟統籌城鄉發展新紀元

    發展，往往來自對時代的回應，源於對矛盾的解決。

    城鄉差距是當下中國發展不平衡、不協調的最大表現。

    在現代化征程上跋涉，瘸著腿走不好，更走不遠。

    “雖然GDP的增長、財政的增加，大部分都不來自農業，但農業不穩固、農村不發展、農民過不好，其他都是沙灘上的高樓，缺乏堅實的根基。”黨的十八大代表、中央農村工作領導小組副組長、辦公室主任陳錫文説。

    協調發展,需要攻堅克難的勇氣，需要總攬全局的智慧。

    十六大以來,我們黨把更多的目光投向“三農”——

    十六大首次提出“統籌城鄉經濟社會發展”；

    十六屆四中全會作出我國總體上已進入以工促農、以城帶鄉發展階段的重大判斷；

    中央連續出臺9個“一號文件”，“統籌城鄉發展”成為貫穿其中的一條紅線……

    十年孜孜以求，在堅持黨的農村基本政策基礎上，理論創新、實踐創新的“神來之筆”，為統籌城鄉發展定位架構。

    從“把解決好‘三農’問題作為全黨工作重中之重”到“工業反哺農業、城市支持農村”，從“加快形成城鄉經濟社會發展一體化新格局”到“在工業化、城鎮化深入發展中同步推進農業現代化”。不再是“以農言農”，不再是“工業優先、城市偏向”，一系列影響深遠的新思想新理念，引領開啟統籌城鄉發展新紀元。

    從徹底取消農業稅到實行農業“四補貼”，從建立農村社會保障制度到實行真正意義上的義務教育。強農惠農富農，多予少取放活，一系列具有里程碑和劃時代意義的新政策新舉措，極大地調動了億萬農民發展農業生産、建設美好家園的積極性。

    改變城鄉二元結構，構建新型工農、城鄉關係，統籌城鄉發展是一場深刻的社會變革，是指導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大思路、大戰略。

    但它絕非“削峰填谷”，而是在補齊“短板”的同時，讓“長板”更長；並非城市對農村的單向度援助和幫扶，而是基於差異互補的共贏。

    重慶市在統籌城鄉改革實驗中打破城鄉界限，讓城市和農村資源雙向流動，城鄉優勢在互動中實現互補。

    隨著統籌城鄉發展力度加大，如今工農城鄉相互聯絡更加緊密、相互影響更加廣泛、相互作用更加直接——

    工業反哺、城市支持對“三農”的拉動日益明顯。這十年，是我國農業農村發生歷史性巨變、農民得實惠最多的時期之一；

    農業形勢、農村發展對工業和城市的支撐日益突出。這十年，我國社會結構迎來了一個歷史性變化，城鎮化率首次突破50%關口。糧食連年穩定增産、農民收入持續較快增長，有力地支撐了人類歷史上最大規模的工業化城鎮化，為保障經濟平穩較快發展和社會和諧穩定做出了重大貢獻。

    調整城鄉利益關係——

    開啟農民休養生息新時代

    “三農”工作的核心是農民問題，農民問題的根本是利益問題。

    “城鄉二元結構實際上是城鄉利益二元結構，它包括工農業經濟利益的二元化，城鄉居民收入分配利益的二元化，城鄉公共建設的二元化，城鄉社會保障體系的二元化。”黨的十八大代表、江蘇省蘇州市市委書記蔣宏坤説。

    在經濟上充分關心農民的物質利益、在政治上切實保障農民的民主權利，這是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確立的重要指導思想，也是30多年來農村改革發展取得巨大成就的重要原因。

    這是中國農業博物館展廳裏的一尊青銅鼎。2006年1月1日，全國範圍內取消了農業稅，延續了2600多年的“皇糧國稅”制度從此退出歷史舞臺，全國農民每年減輕負擔1335億元。河北農民王三妮激動萬分，自費鑄“告別田賦鼎”，用最古老、最莊重的方式感念黨的這項好政策。

    利益問題的關鍵是收入問題，增加農民收入是尊重農民物質利益的核心。

    從正稅清費、取消農業稅，到大力推進鄉鎮機構改革，從改革農村義務教育經費保障機制，到推進縣鄉財政管理體制改革，10年來一系列重大改革，理順了國家、集體、農民的分配關係，開啟農民休養生息新時代。

    如今，農民不僅“種地不再交稅”還享有國家補貼。農業補貼資金規模從2002年的1億元增加到2012年的1653億元，10年累計達7631億元。

    以農民為本，關鍵是富裕農民。這10年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年均實際增長8.1%，是新中國歷史上增長最快的時期之一，近兩年農村居民收入增幅超過城鎮居民。

    以農民為本，必須善待農民。

    這十年，打破了長期以來農村事情農民辦的傳統理念和制度安排——

    從基礎設施建設和社會事業發展的重點轉向農村，到國家財政新增教育、衛生、文化等事業經費和固定資産投資增量主要用於農村。積極調整國民收入分配格局和城鄉利益關係，農村社會事業和公共服務供給機制出現重大變革。

    免費義務教育惠及1.3億農村學生，新型農村合作醫療覆蓋97%的農民、基本實現新型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制度全覆蓋，建立農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推進城鄉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夢想正在照進現實。

    這十年，農民更多地享有與城市居民同等的發展權利和發展機會——

    5年前開始實施的《物權法》，首次將與農民生産生活關係最密切的農村土地承包經營權與宅基地使用權明確規定為物權。

    中央已把改革徵地制度、修改土地管理法作為一個重大任務，要求加快推進。土地政策、土地立法重點將轉向減少耕地過多過快流失，轉向維護農民土地合法權益。“十一五”期間，徵地補償標準提高30%以上。

    一些地方開始啟動農村産權制度改革，實現農村資産資本化，推動城鄉要素自由流動，保護農民的財産權利。蘇州走出了一條“戶戶有資本、家家成股東、年年有分紅”的富民之路，2011年城鄉收入差距縮小到1.93：1。

    農民帶著他們在農村的合法權益進城，帶著尊嚴進城，成為上下共識。

    作為全國統籌城鄉綜合配套改革試驗區，四川成都將在2012年實現全域成都統一戶籍，城鄉居民可自由遷徙。黨的十八大代表、成都市市長葛紅林説，在我們的戶籍改革方案中，農民不以犧牲農村的財産權益為進城條件，不需要放棄農村宅基地換取住房，不需要放棄土地承包權換取社保。

    從2003年果斷廢止城市收容遣送條例，到2006年國務院出臺解決農民工問題的文件，清除不合理政策和限制，公平對待農民工，保障社會公平正義頻頻發力。

    城鄉選舉人大代表實現“同票同權”，異地高考的政策鬆動，試點城鄉居民養老保險“並軌”……農民平等參與現代化進程，正逐漸成為現實。

    “三化”助“三農”——

    開啟廣袤田野和諧新畫卷

    城鄉差距大，基礎性的原因在於産業發展差距大。

    中國農業現代化，該如何走？

    在工業化、城鎮化深入發展中同步推進農業現代化。“三化同步”是我們黨統攬全局、著眼長遠作出的重大決策，著眼點是加快建設現代農業、補齊農業這個短板，加快推進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形成城鄉經濟社會發展一體化新格局。

    解決好十幾億人的吃飯問題，保障國家糧食安全，始終是治國安邦的頭等大事，也是農業現代化建設的首要任務。

    直面挑戰，在深化改革中求解，在轉變發展方式中突破，開啟廣袤田野和諧新畫卷——

    大量青壯年勞動力外出，誰來種地？

    發展農業社會化服務、實行適度規模經營、培育新型經營主體，是各地應對“誰來種地”的辦法。近幾年農民專業合作社蓬勃發展，已超過50多萬家。去年我國農作物耕種收綜合機械化率達到54.5%，其中小麥耕種收綜合機械化率超過92%。

    資源環境約束趨緊，增産靠什麼？

    中國超級雜交稻攻關連續兩年跨越大面積畝産900公斤，“我力爭在90歲以前實現大面積畝産1000公斤的新目標”，袁隆平院士壯心不已。　　

    高點起跳，應向科技借力。近幾年國家構建了水稻等主要糧食作物現代農業産業技術體系，探索了高産創建這一大面積集成推廣實用技術的新途徑，啟動了基層農技推廣服務體系改革與建設項目，科技對糧食增産的貢獻率在提高，2011年農業科技貢獻率達53.5%。

    農業進入高成本時期，效益從哪來？

    “農藥化肥幾乎年年漲，糧價漲得相對少，種四五畝田不如出去打工兩三個月”，種糧“高成本”、農民“低收益”的現象不免讓人擔心。

    各國農業現代化的過程，都離不開國家的支持和保護。我國農業進入生産經營成本快速上升、自然和市場風險加大階段，兼顧保護農民利益與確保農産品供應充足、價格穩定，需要國家加大投入和對農業生産的補貼。

    我國已逐步建立了“三農”投入穩定增長的機制。中央財政用於“三農”的支出從2004年的2626億元快速增加到2011年的1萬億元左右，年均遞增21%。全國平均每畝種糧補貼由不到10元增加到80多元。

    穩定和提高糧食綜合生産能力主要靠主産區，解決主産區種糧吃虧問題也需進行利益補償。為了鼓勵地方抓糧積極性，2005年起中央財政開始對産糧大縣實施獎勵補助，資金由最初的55億元增加到2011年的211億元，累計安排獎勵951億元。

    不犧牲農業和糧食，如何協調推進工業化城鎮化和農業現代化？　

    工業向集中發展區集中，農民向城鎮和新型社區集中，土地向規模經營集中。“三個集中”是成都統籌城鄉改革的基本手段。

    蘇州全市累計43萬多農戶、120多萬農民實現了居住地轉移和生産生活方式轉變，工業企業向園區集中比例達到89%，農民集中居住率達到46%，農業規模經營比例達到85%。“十二五”期間，蘇州將全面推進城鄉一體示範區建設，以城鄉一體化的率先確保基本實現現代化的率先。

    河南把新型農村社區建設作為切入點，正在探索一條農民“不離土不離鄉”、實現就地城鎮化，統籌城鄉發展、推進城鄉一體化的新型城鎮化道路。

    讓更多農民就地就近轉移就業，這既是促進人口城鎮化的重要舉措，也是轉方式、調結構、實現區域經濟協調發展的重大任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