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華社北京１１月２５日電（記者 李柯勇、沈錫權、譚飛）

    在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關鍵時期，“改革”再次成為熱點話題。黨的十八大報告要求：“必須以更大的政治勇氣和智慧，不失時機深化重要領域改革，堅決破除一切妨礙科學發展的思想觀念和體制機制弊端。”

    記者近日在一些地方採訪發現，新一輪改革探索正如星星之火在各地燃起，充滿活力的基層實踐為步入“攻堅區”和“深水區”的中國改革帶來新的經驗和啟示。

    改革“窗口期”，抓住機遇才能破解難題

    廖劍鑌，２６歲，深圳市規劃和國土資源委員會一名普通公務員。與人們對“公務員”的通常理解不同，他的身份前頭多了兩個定語：一是“行政執法類”，二是“聘任制”。

    行政執法類公務員，意味著他可能一輩子當不了“官”而留在一線執法崗位上；聘任制公務員，則意味著他手裏端的不再是“鐵飯碗”，而是“瓷飯碗”。

    ２０１０年，深圳率先大面積推行公務員分類管理和聘任制。這個以“中國改革實驗場”著稱的城市，又在全國公務員改革中吃了“第一隻螃蟹”。

    談及改革初衷，深圳市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局局長王敏不掩憂患之心：“深圳公務員隊伍，危機潛藏已久。在‘官本位’體制和‘鐵飯碗’保護下，出現了各種弊病和惰性。拉關係、走後門，潛規則盛行；人浮於事、吃拿卡要屢禁不止。這些問題，不是抓幾個貪官、評幾個‘不稱職’、上幾堂廉政課就能解決的，必須對管理體制進行根本性的改革。”

    在很大程度上，改革開放的歷史，就是一部基層實踐者最先發現問題、尋求對策、積累經驗、進而推向全國的歷史。此次記者所到之處，基層幹部群眾對十八大報告關於前進道路上困難和問題的論述深表共鳴。比較一致的看法是，很多矛盾不是改革造成的，而恰恰是改革不徹底、不到位造成的。化解矛盾，唯有繼續改革。

    ２３日記者來到浙江溫州時，恰逢備受關注的溫州金融改革實施細則當日出臺。這個號稱中國民營經濟最發達的地方，去年由於“民間借貸風波”“資金鏈斷裂”“老闆跑路”，一夜之間淪為金融風險重災區。今年春天，國務院常務會議決定設立溫州市金融綜合改革試驗區，以期在地方金融組織體系等方面先行試驗，從根本上引導民間資本陽光化、規範化。

    “原來非常合適的衣服，現在人長大了，不合適了。”浙江省委常委、溫州市委書記陳德榮比喻説，“溫州模式”是改革開放的産物，出現問題源於改革需求與制度供給之間有差距；解決問題，出路還是與時俱進地推進改革。

    國際金融危機以來，嚴峻的外部環境凸顯了我國原有發展模式的不足，轉方式、調結構，成為當務之急。而基層現狀也表明，發展與改革，已成為一枚硬幣的兩面。不改革，就難以發展；不深化改革，就無法實現轉型升級和可持續發展。改革，已是牽動中國發展的“牛鼻子”。

    “不僅必須改，而且可以改。”在浙江省發展和改革研究所所長卓勇良看來，中國的戰略機遇期，正是深化改革的“窗口期”。外部倒逼催生了改革動力，內部物質、制度準備已然充分，各種因素交互作用，為中國改革提供了新機遇。

    機遇與挑戰總是相伴相生。主動出擊，抓住了“窗口期”，改革會事半功倍；被動觀望，錯過了“窗口期”，則將事倍功半，想補課都難。

    在全國唯一撤銷街道行政層級、實現了區政府直管社區的城市——安徽銅陵，市委書記姚玉舟這樣表述他們的改革決心：“寧肯頂風冒雪積極探路，也不願被逼到懸崖邊上不得不改。”

    市場取向，簡政放權——深化改革大勢所趨

    ３年前，廣東佛山市順德區容桂街道華口村還是遠近聞名的“問題村”。２００９年底，華口試點“政社分離”改革，成立了街道直管的居民服務中心，把原來少數人抓為權柄的各類事項，轉變為程序化服務。村民辦事方便了，程序透明了，溝通順暢了，歷史遺留問題逐一得到化解。２０１１年，村委會再次換屆，為百姓辦實事而樹立了威信的黨員高票當選村主任。

    從東部沿海到西部內陸，從發達的城市到欠發達的鄉村，在行政體制、戶籍制度、農村土地制度、幹部人事制度、民生、生態、社會管理等諸多領域，記者目睹了各種各樣的改革創新。而成效明顯的改革，大都內含著一種暗合市場精神的價值取向——簡政放權，還權於民。

    １１月２２日，江蘇首家社會組織服務發展中心落戶無錫濱湖區，成為這個省社會管理改革的新亮點。各地政府購買社會組織服務已成趨勢，政府轉變職能，把應該由市場和社會發揮作用的交給市場和社會，既節省了行政成本，又提升了服務效率。

    今年５月，順德啟動“商事登記”改革，改變重審批輕監管的行政方式，簡化工商登記手續，大幅降低民間創業門檻，進一步釋放生産力。改革推行半年來，順德企業登記數量以月均４０％的速度遞增，成為經濟下行壓力增大背景下的一枝奇葩。

    近兩年來，浙江嘉善試水“縣委權力公開透明運行”改革，形成制度：凡重大決策、重點人事安排、重點工程、重大項目和大額資金使用，必須集體決策；重大民生事項，必須開門決策。此舉不僅提高了決策水平，而且增進了民眾知情權、參與權、表達權、監督權，減少了因民怨而生的矛盾糾紛。

    十八大報告指出，經濟體制改革的核心問題是處理好政府和市場的關係，必須更加尊重市場規律，更好發揮政府作用。而如何進一步明確政府定位，確定權力邊界，已成為多個領域深化改革的關鍵。

    簡政不等於減少服務，放權不等於放棄責任。

    ２００９年開始實行的深圳大部制改革，是深圳特區歷史上第八次、也是力度最大的一次機構改革。政府組成部門由４６個減少到３１個，撤掉將近三分之一。

    不少深圳市民知道這樣一個例子：改革前，一輛汽車違規停放，卻無法處罰，因為它兩個輪子在路面上，兩個輪子在便道上。路面歸交警管，便道由城管負責，難道兩個部門把車子鋸成兩半來罰嗎？

    看似荒唐的困境，折射的是“８個部門管不好一頭豬”式的體制問題。而大部制改革，改掉了政出多門、交叉執法、多頭擾民、推諉扯皮的弊端，為建設服務型政府打下了基礎。

    “關鍵不在於人員多少，而在於坐在窗口後面的是公僕還是老爺。”廣東省機構編制委員會辦公室行政體制改革處處長劉光大一語道出行政體制改革的精神實質。

    衝破阻礙，需要魄力更需要智慧和信心

    無須諱言，挫折、反復、失敗的改革案例不在少數。

    公務員改革，有的順利推進，有的僅僅嘗試了一下就停頓不前。大部制改革，有的鞏固了成果，有的很快就死灰復燃，冗員再次膨脹。政社分離改革，有的迅速推廣到全省，有的遲遲出不了縣，甚至出不了鎮、出不了村。

    “人走政息”的現象也相當普遍。某項改革搞得紅紅火火，一旦換一任領導，一切又走回老路，曾經的創新成了曇花一現。

    在攻堅階段推進改革，難度不言而喻。社會承受能力、執行的難度、陳舊法律制度的約束，都決定了基層改革者必須具備勇氣、魄力和理想主義精神。而最大的改革阻力是現有利益格局的障礙，甚至，只有“革自己的命、削自己的權、減自己的利”才能推進改革。

    ２０１０年元旦，深圳在全國率先破冰政企養老雙軌制改革，廢除公務員退休制度，基本養老與社會保險接軌。阻力是顯而易見的：公務員不再坐享高於企業人員的養老待遇，也需繳納養老保險，還要補繳一筆不小的數額。誰願意？

    考慮到可操作性，深圳先從新進聘任制公務員改起，循序漸進。同時，對全市４萬多名公務員測算了詳細數據，做出補償設計。新制度下養老金可繼承、可接轉的優勢，減輕了人們的擔憂。今年，包括原有公務員在內的深圳市養老雙軌制改革方案已列入計劃。

    所有改革都是利益格局的再調整。而打破利益平衡，實現更高層次上的再平衡，莽撞冒進不可取，需要的是週詳巧妙的改革智慧。

    劉光大認為，改革必然會“動一些人的奶酪”，但不能對某個群體造成絕對傷害。比如大部制改革，廣東在制訂幹部安排方案時以人為本，實現了平穩過渡。

    改革開放３０多年來，改革本身也在改革。與當年相比，今天的改革形勢、任務和路徑都已發生變化，“推倒重來”式的改革思維不符合時代要求。不變的是，今天同樣需要義無反顧的改革精神。

    令人欣喜的是，接受採訪的多數幹部群眾對深化改革抱有信心，大家相信改革的陣痛是局部的、短期的，收益卻是全局的、長遠的。站在新的歷史起點上銳意改革，中國的未來將打開一片嶄新天地。

十六大以來中國改革發展述評:轉型十年 中國理念

    編者按：時間是標注前進步伐的刻度。10年，一個國家能向著未來走出多遠？

    變革中熔鑄輝煌，艱難中彰顯成就。2002年，黨的十六大召開，以胡錦濤同志為總書記的黨中央帶領13億中國人民，走過非同尋常的10年，創造銘于丹青的光榮歷史，寫下舉世矚目的恢宏篇章。

    10年轉型，形成中國理念；10年改革，寫下中國探索；10年挑戰，塑造中國精神；10年崛起，做出中國貢獻；10年奮進，鑄就中國品格……在現代化事業波瀾壯闊的偉大進軍中，在改革發展振奮人心的輝煌成就中，中國故事不斷展開新的內容，中國道路不斷書寫新的輝煌。 >>>詳細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