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華社北京１１月７日電(記者 謝鵬 劉雲非)“這是在中國發展的一個關鍵點上召開的”——日前，美國《華爾街日報》一篇題為《中國十八屆三中全會的改革前景》的文章説出了這次會議的重大意義。

    之所以是關鍵點，原因在於中國經濟發展到了辭舊迎新的臨界處。在這個關鍵點，海內外期待一個全面深化改革的總體方案。

    改革開放以來的三十多年間，中國以年均接近１０％的經濟增速，成為人均國民總收入接近６０００美元的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但是，自２０１１年起，中國經濟從長期兩位數的高速增長進入一位數的中高速增長階段，而且在最近四年次第放緩，２０１３年增速目標為７．５％。

    在此背景下，産業層面的産能過剩、財政層面的地方債務、金融層面的影子銀行等“壓力點”凸顯。人口老齡化、要素投入收益下降、社會貧富分化固化等深層次問題，也給中國舊有增長模式帶來巨大壓力。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亞太部主管阿努普·辛格撰文指出：“中國面臨越來越大的經濟挑戰”。英國巴克萊銀行的一份研報則認為：“中國經濟已經到達必須實施改革才能釋放增長潛力和減少風險的階段。”

    過去的高速增長已不現實，但沒有一定的發展支撐，保就業等挑戰就難以應對。保持一個相對健康的長期增速，對於中國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實現國強民富至關重要。

    那麼，新的增長驅動力從何處來？受訪的國際觀察人士普遍提及一個關鍵詞——新型城鎮化，並對十八屆三中全會出臺系統性思路和相關政策非常期待。

    “中國過去的巨大變化是顯而易見的。現在全球都在關心中國未來向何處去的問題。未來五年，城鎮化是中國政府面臨的最重要問題，這既是經濟改革，也是社會改革。”倫敦政治經濟學院亞洲研究中心主任阿特·侯賽因對中國的觀察很深入。

    的確，中國新一代領導集體和新一屆政府對於新型城鎮化著墨甚重，意義深遠。有專家學者指出，中國以往依賴外需，在金融危機後又倚重投資和信貸拉動的增長模式不平衡、難持續，向內需拉動、消費為主的模式轉變逐漸成為共識。在這個過程中，城鎮化如果規劃科學，推行有效，將激發內需，平衡投資與消費的關係，使經濟增長獲得新動力。

    《華爾街日報》分析文章預測説，“作為中國經濟增長的下一個主要驅動力以及再平衡驅動因素，城鎮化無疑會在本次三中全會上得到支持……，中國需要通過實現人口城鎮化來獲得成功。”日本大和總研常務理事金森俊樹對新華社記者説：“中國經濟實現結構轉變，轉向消費主導的可持續增長，有必要推進真正意義上的城鎮化。”

    有學者進一步談及，中國領導人關於新型城鎮化的核心是“人”的表述非常重要。這一關注人的活化因素和主體作用的政策思路，將使中國新的城鎮化更具自主性和長期可持續性，並將産業升級、公共配套、城市集群以及集約農業等多種內容涵蓋其中。

    回望歷史，土地和農業與中國的命運息息相關。新型城鎮化可謂中國全面改革的順勢之舉，直指中國的“三農”問題。隨著土地制度、社保體系、現代農業以及法治等領域的破局，舊有的城鄉二元結構有望被打破，勞動生産率和社會文明度將大幅躍升。

    此外，海外媒體已經關注到，中國在新型城鎮化的設計規劃中正刻意避免機械的“造城運動”，而努力將其和工業化、信息化及農業現代化有機結合。倫敦政治經濟學院學者侯賽因還展望，隨著中國新城鎮化的推行，中國有望出現比目前“北上廣深”更多的城市集群，比如在中西部的成都—重慶集群等，這一方面有助於緩解中國“超大城市徵”，另一方面可以帶動更多二、三線城市的産業升級和資源集聚。

    今日的中國，已經站在了更高的起點上，並再次面臨走向繁榮的戰略選擇。如何尋求更可持續的動力之源和發展之途？如何激發勤勞智慧的民眾更大的生産和創造力？如何解決舊有模式産生的積弊與桎梏？各界期待以新城鎮化為代表的新一輪改革作出應答。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亞太部主管辛格認為，十八屆三中全會是一個機會，中國的新一屆領導人將利用這一機會表明他們準備如何應對這些挑戰。有海外媒體發表社論説，對於中國決策層而言，未來的挑戰性很大，不過一旦成功，歷史將給予極高評價。（參與記者：蔣旭峰、王亞宏、馮武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