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會調查:“限”計“限”策,為何“堵城”依舊?
中央政府門戶網站 www.gov.cn 2014-03-02 20:20 來源: 新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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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華社北京3月2日電(新華社記者  郝亞琳、趙文君、劉美子、周暢)從最早實行限牌限行的“北上廣”,到南昌、長春、貴陽、遵義等二三線城市,對小汽車購買和使用進行限制的手段被越來越多的城市所採納,但這種做法和實際收效卻一直備受爭議。

交通擁堵真的能夠一“限”了之嗎?來京出席全國兩會的一些代表委員認為,城市治堵不能僅靠“限”計“限”策,而是脫離“懶政”思維,科學管理城市、科學統籌城市發展,對症下藥。

“限”字難治“堵”

杭州于2011年開始推行錯峰限行,卻在半年內激增近8萬輛機動車,交通愈發擁堵;去年3月,上海私車牌照拍賣價格突破9萬元大關,被稱“最貴鐵皮”,但道路擁堵並未緩解;去年9月17日,限行多年的北京晚高峰近百條路段的“擁堵模式”讓司機怨聲載道;去年9月22日,“中國城市無車日”,杭州、北京等限行城市變成“堵車日”……

“目前,國內一些城市採取了尾號限行、限購等措施來緩解城市擁堵,雖然這些措施能限制一定的車流量,但這種權宜之計並非大中城市的‘治堵’之本。”全國人大代表、中鐵四局集團總經理許寶成認為,購車剛需客觀上一定程度存在,限購、限號措施並沒有達到限制車輛出行的目的。

許寶成認為,滯後的交通基礎設施與迅猛發展的交通現狀不相適應、城市公共交通發展相對滯後、市民出行方式比例嚴重失衡、城市公共停車場商業建築配建停車位嚴重不足、城市規劃缺乏科學性前瞻性都是造成城市擁堵的原因,解決方案並不能僅僅停留在“限號”上。

全國人大代表、安徽省社會主義學院副院長李霞則表示,簡單地限行、限號這種治標不治本的行為僅考慮短缺效果,卻不深究擁堵的根本原因,也沒有仔細考慮可能産生的後果,只能造就出“史上最貴鐵皮”“天天擁堵日”等問題,而無法根治交通擁堵難題。

一“限”了之是懶政

“限了還堵的原因不能簡單地歸結于懶政,如果限了以後,政府什麼都不做,那才是懶政。”全國政協委員、同濟大學建築與城市規劃學院教授唐子來説。

他認為,對於公車的限制,不僅要限,還要加大管制的力度;對於家用小汽車,則主要以通過價格杠桿對其的使用需求進行調節,“小汽車的使用要佔用大量的公共資源,比如道路、停車、溫室氣體排放等,城市沒法無限制地滿足小汽車的使用需求。國外很多城市對小汽車的使用也有很高的條件。”

目前,國內城市對於小汽車的需求限制主要分為“拍牌照”和“搖號”兩種方式,在唐子來看來,前者更為合理,“城市的道路和停車場是稀缺的公共資源,通過競拍方式獲得小汽車的使用權,其實就是你要支付相應的社會成本,搖號則全憑運氣,誰有運氣,誰就可以無償佔用社會資源、無償污染環境。其實除了法規行政手段,經濟手段更重要。”

唐子來建議,既要限制小汽車的擁有,更要限制小汽車的使用;疏導則包括規劃合理的城市空間結構、集約使用城市土地、混合劃分城市功能佈局、完善城市的公交體系等。

城市的暢通不在路的寬度,而在管理者的決策“維度”

近些年,全國每年都要投資7000億元用於城市道路橋梁建設改造,但是城市交通擁堵問題並未得到根本解決,甚至有網友調侃現在是修一條路堵一條路,為什麼城市的道路越修越堵?

“路的暢通不在寬度而在密度。”國家行政學院政策決策部研究員王小廣説,“同樣一公里,修一條大寬路就不如修十條支路,更不能有斷頭路。路多了,汽車在堵車時就分流掉了。”

唐子來認為,將城市劃分為單一用途街區,如商業區、居住區、工業區等的做法,會導致城市中相互關聯的功能活動之間缺乏有效的空間聯絡,不僅削弱了城市活力,也産生不必要的工作和生活出行,“説到底,一個城市到底堵不堵,並不決定於路的寬度、密度,而在於城市管理者決策的科學‘維度’。”

全國政協委員、華東師範大學社會發展學院院長丁金宏認為,治堵不能忽視人口因素,要有規劃地引導城市人口密度合理分配,“大城市的政府必須有必要的調控權,能夠調控當地人口規模,路面人口密度降不下來,就不可能不擁堵。”

責任編輯: 呂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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