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去的一年中，我們有一位低調的總理，一位信奉減法的總理。

    他正在努力減少政府——這只龐大的有形之手的枝枝蔓蔓。在過去的20年中，中國政府也許是對世界經濟影響最大的組織，而李克強要做的，就是逐漸把許多事情的決定權讓渡給市場。

    他所主張和奉行的觀點，大多符合經濟學的基本規律，貼近常識的事做起來，總是令人覺得低調。

    只有低調的人才能執行這樣一項龐大的減法事業，“簡政放權”的每一刀，都意味著一些審批，以及審批帶來的紅利隨之消失，意味著新的企業註冊、小企業做大、更活潑和有創造力的公司出現和更多的就業機會。

    這個性格堅毅的減法總理頂住放緩經濟增長率的壓力，忍住利用落後産能刺激經濟的虛假繁榮誘惑，推動著中國經濟的結構轉型，這種轉變，很可能是錯過就不再的大好機會。

    李克強近期讀過的書之一是《喬布斯傳》。這本書講述的蘋果公司創始人喬布斯，是一個極簡主義的癡迷信徒，他重要的工作內容之一是做減法，將産品中所有冗余的成分剔除。

    與喬布斯相似，李克強反感無意義的冗余。這名國務院總理決定對中國的大政府傳統出手，做一次漂亮的減法。

    和以往不同的是，這是中國總理第一次如此清晰、明確地在自己的第一次《政府工作報告》通過之後，呼喚“依靠”市場。

    3月19日，李克強主持召開國務院常務會議的一條新聞稿當中，重點引述了李克強的一句原話：“我們必須充分依靠市場力量、激發社會創造的潛力。”

    這條新聞稿的來源不是《人民日報》或者新華社，而是中國政府網的直接發佈，其中頗有意味。

    有形手正在主動地承認自己在某些方面，不如“市場”這只無形手。它主動回歸到自己能做好的領域——任市場發揮作用的同時，通過社會福利改革和保障房等措施，保證社會公平不被損害。

    李克強把這套減法的執行描繪得非常清晰：

    他説在過去一年中，面對經濟下行壓力，我們實現經濟指標的主動力是改革，而簡政放權是改革的“先手棋”，今年要“再取消下放行政審批事項200項以上”。

    事實上，過去一年裏，這些減法的效果已經顯現。在放鬆了對新公司註冊的限制後，2013年，新註冊企業增加了27.6%，其中私營企業新增30%。

    和歷史上各國簡政放權的改革類似，有形手推行的放權，都會帶來本系統內部的不解和陣痛。李克強接下來的一句話近似對有形手的一劑預防針：“希望我們的一些同志，不要貪戀手裏那點小小的權力，阻礙政府工作的大目標。那樣做得不償失。”

    態度堅定，而語重心長。這位剛剛完成了自己一年任期的共和國總理，就像一位手執剪刀的園藝師，對著大政府樹的枝枝蔓蔓修剪下去。

    所不同的是，這棵樹意味的是至少708萬公務員，也許還意味著5300萬上下的實際財政供養人數。

    每一剪刀都會痛，每一次減法，都意味著一些人喪失審批的權力以及因此獲得的紅利。

    李克強今年特別提到了在大廟大隊擔任黨支部書記時，給社員開逃春荒證明。《博客天下》記者在鳳陽、滁州、合肥等地採訪了多位李克強的同事、同學、老師和領導，共識是當年的李克強就是一位有文化、又能衝鋒在前的優秀年輕幹部。

    這位既努力抓生産，也不得不給社員開出逃荒證明的昔日大隊幹部心中，可能埋下對改革和增加經濟活力的嚮往，他後來從法學改向經濟學研究。

    這位共和國第一位擁有經濟學博士學位的總理對逃荒的經歷細微描繪，乃是對全國的一次認真表示：我們(政府)不是無所不能的。

    見證減法

    青年時代的李克強見證了那種令人目瞪口呆的無力感：原來不是只要我們好好管，就能讓大家富起來。

    3月19日的李克強簡政放權的講話精神，早在兩會期間就已經表現了出來。

    政府工作報告起草組成員、國務院研究室司長向東在接受《新京報》採訪時，曾經提到總理自始至終參加起草，要求“做不到的不要寫”，直接給政府工作報告執行了一個減法。

    媒體還注意到，報告中沒有提到“管控房價”這樣的目標。與直接提及市場房價相比，李克強和他的政府更重視制定規範有效的安置房政策。他準確地把握著平衡，市場有市場的效率，政府則在市場之外尋求公平之道。

    李克強在兩會上現身説法，提出“改革確實是最大的紅利”。在全國政協經濟、農業界別聯組會上，他曾回憶自己在鳳陽插隊和當大隊支書的經歷：當時他每天起得很早、睡得很晚，生産隊每個人的生産任務，這個人插秧、那個人挑擔子，都安排得無一遺漏。

    即便如此，村裏人還是吃不飽，生産隊缺糧嚴重的時候，他甚至需要拿大隊的公章，給村裏的婦女兒童開“逃春荒”的證明。

    這位擁有經濟學博士學位的總理並不是一個沉溺于往事和懷舊的人，他儘量還原細節，正是為了在社會輿論和媒體當中釋放信號和引起注意。

    李克強正在用自己的切身經歷告訴這個國家裏習慣“多管一管”的人們，“放一放”才是中國經濟繼續發展的良方。

    李克強插隊所在的安徽省鳳陽縣，在中國的改革史上有著濃墨重彩的一筆，寧願殺頭坐牢也要搞包産到戶的小崗村，是一個意味著減法和活力的政治符號。

    《博客天下》記者來到李克強昔日插隊的鳳陽縣大廟公社(如今已經改為大廟鎮)，曾經與他共事的人們正在敏銳地接收著這位昔日大隊書記釋放的信號。

    已經88歲的紀鴻冠是大廟公社當年的五七小組領導，專管下放知青，他回憶起李克強提到的開“逃春荒”證明時説，大廟有逃春荒的個別情況，雖然不多。

    在1959~1962年那饑饉的三年，基層幹部允許逃荒要飯是一種德政，逃走的人往往可能活下來，而被拴在土地上的人們餓死的概率要高得多。

    在官方1970年代的表述中，一般更多地使用“外流”這樣的詞。鳳陽縣的一些鄉村歷來有外出賣藝的傳統，這和當地經常鬧災、缺糧有關係，在《鳳陽縣誌》中，編者解釋外流原因的一章中提到，許多人通過吹拉彈唱一冬春，回來就可以做料子褲，一個給人挑牙蟲(從嘴裏挖出假的蟲子，一種傳統詐騙方式)的婦女3年掙了2000元，蓋了5間新房。還有一位燃燈公社的社員，被官方文件描繪為“老三天”，他帶著自己懷孕的妻子到淮南，把孩子幾乎生在大街上，在得到醫院和好心人的救助(50多元)後，帶著妻子孩子三天換一個地方，繼續請求別人捐助。

    外流者生活改善帶來更多的外流者，這樣的惡性循環是當年的基層幹部非常頭疼的，有的基層幹部甚至也加入外流。1972年，甚至有一個大隊女幹部“外流”，“她丈夫拉二胡，她唱小調，搞了一冬春。”還有的生産隊幹部帶著社員外流，還“喊著一、二、一的口號”。

    1974年，李克強下放到大廟公社東陵村所面臨的基層情況大概就是這樣。

    鳳陽縣和李克強的家鄉定遠縣相鄰，文化上屬於南北交界處，人民性格剛硬，歷史上是出精兵的好地方。朱元璋是鳳陽人，明朝的很多開國將軍公侯都來自這兩地。

    大多數展示自己鐵腕手段的年輕幹部都會被社員們的小聰明和直接反抗所擊垮，三年災荒剛開始的時候，定遠的社員為了省力氣，上工之後躺在地頭喊勞動號子，讓遠處的幹部聽見，人們稱為“幹夯”。

    鳳陽的有些社員情況也差不多，和李克強一起插隊並擔任西孫大隊書記、現任滁州市人大常委的裘玉旺告訴《博客天下》，附近的東孫生産隊“有300多人，其實是個富裕隊，但是一上工所有人都消失在樹叢野地，問起來，都説去上廁所了”。社員寧願不幹活吃返銷糧也不樂意多出力。

    大隊書記(村支書)、大隊長(村主任)在這種情況下是個苦差事，記工分打破頭的事情時有發生。“外調的年輕人當大隊書記，第一正派，第二超脫。村裏很多人鬧矛盾。選知青書記就沒有這個問題，和任何人都沒有什麼利害關係，會公正地對待事。”裘玉旺説。

    那一波選拔年輕幹部的做法，在安徽被稱作“小雞代老雞”，很多大隊書記出身的知青後來就進了鄉鎮或者縣裏工作。

    知青組的生活也往往是一團糟。紀鴻冠説東陵大隊的男知青點，知青們不幹活，也“沒人燒飯”，誰也不服誰，時不時還要到女知青組那邊去惹點麻煩。

    紀鴻冠看李克強是高中畢業(他畢業的合肥八中是名校)，別的知青大多是初中畢業，就讓李克強當知青組組長，19歲的李克強沉默寡言，愛臉紅。

    這並不是一個奇才天生魅力、收服人心的故事，李克強讀書多，下放時帶了兩木箱書，他會講故事，這種才能在缺乏娛樂的鄉下特別受歡迎。

    裘玉旺對《博客天下》回憶起李克強給自己講述印度電影《流浪者》(1953年的戛納獲獎作品)的那一天，裘沒有看過這部電影，但是李克強完美地復原了這部電影的全部情節：影片中法官是一個血統論的信奉者，他堅持認為“法官的兒子正直，賊的兒子永遠是賊”(和“文革”的“血統論”如出一轍)，一個強盜為了報復他，把他的兒子帶走訓練成了一個小偷，兒子長大後找到了愛情，希望回歸正路，這時卻遭到了親父的血統論歧視。

    這部電影有愛情，有歌舞，特別好看，李克強小説、電影都看過，故事講得很精彩。

    對離開家鄉的城市知青來説，主題曲《拉茲之歌》的“到處流浪，到處流浪，命運喚我奔向遠方奔向遠方，到處流浪。孤苦伶仃，沒有依靠……”難免會勾起自己的傷心事。有的知青的家庭出身不太好，更會感傷于血統論的謬誤。

    這部控訴“血統論”的作品和主題曲《拉茲之歌》幫李克強收穫了同齡人的友誼。此外李克強會游泳，水性不錯，算不上運動健將，但在學校就參加過跳高和跳遠，打籃球時絕對不會拖累隊友。

    紀鴻冠説，李克強管事之後，知青們逐漸開始安心學習和勞動。表現出色的李克強成了鳳陽縣“知識青年先進代表”，有了去公社演講、作報告的機會。

    當時的公社書記程玉明挑選了幾個表現出眾的知青來加以培養，裘玉旺和李克強都在其中，李克強被發展入黨後很快就當了大廟大隊的書記，有時會和在西孫任職一年了的大隊書記裘玉旺交流心得。

    裘玉旺眼中，李克強面臨的形勢要比他複雜得多，大廟大隊就在公社眼皮下面，一舉一動都受關注：“大廟在街旁邊這個地方是最難搞的，城鄉接合部，這些人相對見多識廣，我們這邊叫‘街皮子’，這幫人相對難領導。偏僻的地方人們相對樸實。”

    對城鄉接合部的治理經驗可能是李克強在後來碩士論文當中選擇城鎮化相關題目、並且至今仍然重視城鎮化的一個原因。

    年輕的李克強只有兩個法寶，一是自己埋頭苦幹，二是給大隊的管理做減法，實行更公平的按勞計酬。

    21歲擔任大隊支書的李克強在老鄉們眼裏仍然是那個剛來時穿著背心短褲看青放牛的青年，本來就近視的他長期點煤油燈看書，他並不長于力氣活，修嘆阿灣水庫的時候，他是親自加入背石頭的大隊幹部之一。

    當時的大廟公社書記程玉明告訴《博客天下》：“他是個城裏小孩，不熟練，不會換肩膀，就一個肩膀，手還得撐著，走路都邁不開步子。從後面看都覺得他很吃力。我説：‘克強同志，你也不一定非要這樣幹，你的任務是組織好群眾，抓效率。’他當時就説：‘行行，我能幹，能挑起來。’”

    當時給李克強擔任副手的大廟大隊副書記張傳富記得李克強最怕插秧。這活兒必須彎著腰，往地裏一根一根栽。忍不住腰疼的時候，李克強就“爬到旁邊的田埂上滾幾下子，腰就舒服一點了”。

    李克強努力是為了減掉自己身上“老縣長兒子”的標簽。他的父親李奉三1950年代曾經當過鳳陽縣縣長，後來又在蚌埠市中級人民法院做過副院長，有時候想念兒子，路過大廟就會過來看李克強，李克強不願意，他告訴張傳富，自己不願意被父親調回去，但是他不敢當面頂撞父親。

    紀鴻冠説李克強在修大塘的時候實行了按勞計酬，這在當時算是個不小的改進，過去都是出工就給補助，人人磨洋工。李克強把大塘的任務分配到各個小隊，再分到各個人頭，劃片包乾，計劃兩個月完成，1個月就完成了，這一做法得到了黨委的表揚。

    這可能是李克強減法管理思路的萌芽，但上級領導仍然管得很細，在這種情況下，李克強衝鋒在前並不能真正讓老百姓富裕起來，仍然要眼睜睜看著困難群眾去“逃春荒”。

    上級抓工作抓到積糞堆肥。張傳富告訴《博客天下》，上級來檢查積肥情況，許多生産隊事實上都在弄虛作假，常見的辦法是把草皮、灶土、糞便蓋在多年前的舊墳包上，這樣看上去就是一大堆肥料。

    李克強對這樣的做法極度不滿，曾經向公社領導反映過，認為弄虛作假沒有必要，他還曾經對張傳富説：“搞這些虛的東西，我不贊成，我以後‘乾大了’，立馬‘治了’這個事情。”張傳富問他，什麼算是“乾大了”，為什麼縣裏調他工作他還不去。張傳富記得李克強的回答是：“給我省長我就幹。”

    李克強當時可能沒有想到，不久給安徽做了減法，激發了農民熱情的人，正是一位省長——時任安徽省革委會主任萬里。他更不會想到在“想吃米找萬里”多年之後，遼寧省出現一句“要住房找克強”。

    還沒有“乾大了”的李克強渴望去讀書，他從小跟文史學者李誠學習古文，講論的都是心憂天下的學問，再努力大家還是這麼窮，一定有別的學問可以解釋此事。在恢復高考的消息傳出之後，他立刻著手準備。

    程玉明聽説了李克強的計劃後，安排副書記張傳富多負擔一些工作，讓李克強能拿出精力來學習。他晚上點燈看書，張傳富做飯，這位大李克強14歲的老大哥又燒火又烙餅，手上的草灰都把餅弄臟了。

    “我手這麼黑，你可吃得下去？”張傳富問李克強，李克強拿起來就吃。這個好學的青年人已經把自己的生活也做了減法，降到了最低的水平。

    “他吃飯‘逞’(當地方言，意為快)，”張傳富告訴《博客天下》，“那時候公糧一天四兩，夠誰吃啊，那飯一天都吃三四碗，豇豆都吃半碗。他不管孬的、好的都吃，他不挑。有時候糧食緊了，我採那個番瓜葉子，番瓜花，洗洗和在面裏，他也吃。”

    李克強也以衣著不講究著稱，當時的他穿著開線到了膝蓋的黃軍褲和只此一雙的黃膠鞋，走起路來嗖嗖的。張傳富看著他説：“你看你這個鱉樣，還考清華北大。”李克強笑著回答：“你看著。”

    1978年春天，李克強被北大錄取，張傳富看著被父親和鄉親們親昵地稱為“小侉子”的青年從大廟大隊走向北京。

    鳳陽在明朝被稱為“中都”，百姓們驕傲地自認為是天下的中心，附近的幾個縣都管北方的人叫“侉子”，土氣率直，南方人叫“蠻子”，有説人“精明”的貶義。

    鳳陽本地長大的裘玉旺告訴《博客天下》：“李克強有合肥口音，跟我們講話不太一樣，比如我們説‘老母雞’，他就會念成‘老母滋’。”

    張傳富説，李克強人不錯，直爽，直誠。“他説話直，他也不管你官大官小。”

    一個南方長大的小夥子，被鳳陽當地人當“侉子”，是對人品的極高評價。

    當年的年輕人現在面對的是人生的一個新舞臺，紛繁複雜的挑石頭、插秧、派工、記工分、學毛選、出黑板報將在他的生活中被一刀剪去，剩下的將是一流的圖書館和寧靜的書桌，一個新的世界正在向他招手。

    一省主官的減法

    李克強擔任河南省省委書記和遼寧省省委書記期間，基本是幫傳統農業省和工業省減輕負擔的十年。

    89歲的吳天華曾是合肥八中的生物老師，李克強的初中班主任。在合肥當地的一家養老院生活的吳老師對《博客天下》回憶了這位學生的愛好。

    “他不喜歡政治課，喜歡數理化，”吳老師説，“課上學個十幾分鐘，大概就都會了，學習不算用功，但是成績很好，班級裏40多名同學，每次考試李克強都是第一名、第二名。”

    李克強上政治課喜歡跟同學説話，為此政治老師找了吳老師幾次，後來吳老師就在李克強上課説話的時候出現在窗口，看著他，李克強也就立刻遵守起紀律來。

    李克強對科學學科的熱愛讓他在有些領域顯得非常專業。曾經有一次，他明確地詢問環保部門負責人，新建的PM2.5監測裝置使用的“是‘石英微量震蕩天平法’還是‘β射線法’”。

    另有一次視察湖北農村時，他冒雪登上一個陡峭的坡地，隨手抓起一把土，搓了搓，對承包地的主人説：“太薄了”，“一年也就能收百把斤吧？”

    對科學的熱愛和大隊書記的經歷讓李克強在經濟學研究過程中關注農村和農業問題，1990年，時任團中央書記處書記的李克強在《社會科學家》雜誌發表《關於當年我國農業問題的分析與思考》，他的分析是，1988年以後，農業形勢不好，而且“還有惡化的趨勢”，李克強認為問題在於市場“穩一塊較穩，活一塊活得不多”，這是李克強堅定的市場派觀點。他主張“完善市場，增加投入和發展産權制度”。

    這些李克強的早年觀點至今仍然被他所堅持，近幾年一號文件當中的“土地流轉”就是産權制度的新發展。

    這一做法也在各農業大省開花結果，今年兩會上，年輕的、有共青團工作經歷的黑龍江省省長陸昊在回答記者提問“是不是農藥化肥使用比例高”的問題時，專門提到了農業增産的經驗，土地流轉做得好，地塊大，大型農業機械使用比例高，土地流轉限制上的減法，反倒是農業增産的關鍵。

    在1990年3月，李克強作為中國青少年發展基金會副理事長帶著考察組來到安徽省金寨縣，和鳳陽或者定遠不同的是，這裡是大別山老區，仍然貧困。在那裏李克強為全國第一所“希望小學”選址。

    這個堅定的市場派經濟學人在鼓勵市場高效率配置資源的同時，並沒有把“公平”放在減號之後。他當時説：“希望工程不是錦上添花，而是雪中送炭”。兩個月後，全國第一所“希望小學”在安徽金寨誕生，“希望工程”也成為20世紀90年代一個時代詞彙。

    1998年，李克強離開團中央赴河南擔任省委副書記和代省長，從此開始了自己省部級主官的生涯。他仍然在執行著自己的減法原則——少説，多做事。

    和李克強的家鄉安徽類似，河南歷史上有過“浮誇風”，給人們帶來過慘痛教訓。李克強到河南工作後，多次強調河南省情：人口多、底子薄，要多幹事、不張揚，低調少説，避免浮躁，踏踏實實幹幾年，河南就會變樣。

    1998年的河南省經濟和中國經濟大局一樣陷入困難當中，在東南亞經濟危機的影響下，各省都出現了不同程度的困難，河南的問題是工業增長乏力，這個不靠海不靠江的中部省份沒有趕上東部的那一輪飛速增長。

    河南面臨著更為艱難的局面是艾滋病疫情——1990年代中後期，地下賣血造成了一大批人感染艾滋病，如何減輕、控制疫情，這對李克強是極大的考驗。

    李克強多次深入病情嚴重的鄉村和患者家中，主動與他們握手，促膝攀談。他鼓勵民間人士和草根組織加入到這場防控艾滋病疫情的大戰中來，還請民間著名防艾人士、70多歲的退休醫生高耀潔到自己的辦公室詢問情況、聽取建議。

    2002年，李克強擔任河南省省委書記後，組織力量開展了全國首次省級艾滋病情普查，組織省直部門對口幫扶38個重點村，確立了患者“四有一不”的權益機制(即保證艾滋病患者有房住、有衣穿、有飯吃、有基本醫療保障，不讓一個艾滋家庭的學童失學)，成為國家現今對艾滋病患者“四免一關懷”政策的前奏。到2004年，河南艾滋病蔓延的勢頭得到根本遏制。李克強到中央工作後，擔任了國務院防治艾滋病工作委員會主任。

    為解決河南的經濟問題，他提出了工業化、城鎮化和農業現代化的道路。這和今天他施政全國的策略並無差別，不過和當年的各省之間的GDP競賽相比，李克強已經開始重視發展質量——比如環境問題。

    李克強主政河南期間，河南在全國最先實現全部電廠建脫硫設施，最先啟動關停小火電並實現5年關停978萬千瓦的任務，當時被國家有關部門稱為“河南模式”在全國推廣。

    這種眼光超前的減法即使在今天也仍然具有借鑒意義。

    2003年3月，時任河南省省委書記李克強，在兩會期間接受《人民日報》記者採訪時，正式向媒體提出“中原崛起”概念。2004年3月，中央正式提出“促進中部地區崛起”戰略構想。

    李克強在自己的碩士論文《農村工業化：結構轉換中的選擇》當中，提到了農業勞動力雖然流向城市，卻會在“城市傳統部門”當中從事一些技術含量不高的工作，比如“零售商業、小型建築業和體力勞動性的服務業”。

    當時李克強預期的是這部分貧困人口將會形成貧民區，而在他2004年調任遼寧省省委書記時，也遇到了切實的城市貧困人口——棚戶區。

    李克強剛一上任就冒著零下29℃的嚴寒來到撫順的莫地溝棚戶區，那是一片沒電、沒水、沒供暖、房屋東倒西歪的絕望景象，據説當地已經五年沒有人娶到過媳婦了。這種場面令李克強非常震驚，根據手上的數字，全省住著這樣的房子的，還有近100萬人。

    必須儘快減少這近100萬人的群體，解決城市貧民窟的問題。

    李克強向莫地溝居民許諾：“現在你們的房子都是東倒西歪、破破爛爛的，等我下次來，砸鍋賣鐵也要讓你們住上樓房！”

    兩年內遼寧就拆除了棚戶區房屋1212萬平方米，建設回遷樓房1931.5萬平方米，安置棚戶區居民34.5萬戶、120萬人，基本完成了5萬平方米以上城市集中連片棚戶區改造任務。

    據統計，李克強主政遼寧期間，全省共改造城市棚戶區2910萬平方米，被聯合國人居署稱讚為“世界奇跡”。

    這位市場派總理並非用單純的補貼和賑濟來解決棚戶區的貧困問題。遼寧的下崗失業人員多，就業再就業壓力大，僅國有企業下崗並轉人員就有178萬，全省“零就業家庭”多達14萬戶、24萬人。李克強要求各級黨委、政府幫助這樣的家庭至少有一人實現就業再就業。

    李克強從社會保險補貼、稅收減免和財政收費等三方面鼓勵和支持下崗失業人員再就業，加大零就業家庭和棚戶區回遷居民子女的培訓，扶持勞動密集型産業……確保一旦出現“零就業家庭”，在20天內要至少提供一個適當的就業崗位。李克強的“減法”同時成了“加法”，他刪減冗余的同時也保障了權益。

    不是去用納稅人的錢養窮人，而是通過給他們解放束縛(減免稅費)來鼓勵他們自己謀生，這和當年他做大隊書記時按勞計酬的做法如出一轍。

    在擔任總理之後，李克強又多次來到各地棚戶區慰問群眾，一樣是盡力做減法——不踩點，進誰家就看誰家，在包頭的棚戶區居民家中，一位睡眼惺忪的光屁股小男孩看見突然這麼多的陌生人和電視鏡頭進屋，一下子跳進櫃子裏藏了起來。

    總理許諾，解放對企業的束縛

    在中央擔任副總理和總理的六年中，他用自貿區、減少審批和直接面見支持標誌性企業家的方式，來給企業鬆綁和打氣。

    和“馬上辦”、“這就去”相比，李克強更多的是“馬上停”、“不要做”，和進取的調控相比，削去政府伸向企業的手，是更加直接奏效的，也是在中國經濟放緩了數字速度、忍受轉型壓力的時候，企業最需要的一大支持。

    李克強的改革有濃烈的個人特色，比如《金融時報》等外媒曾經提出過一個“李克強經濟學”的概念。

    不同的經濟學研究者對這一概念的解釋不同：

    首創集團董事長劉曉光認為李克強經濟學核心有三條：一是強化市場經濟的概念、二是放寬管制、三是改善供給。

    摩根大通中國首席經濟學家朱海斌把李克強經濟學總結為三要點：一是不刺激，二是簡政放權，三是要素市場改革。

    也有人表示“李克強經濟學”其實根本不存在，因為都是傳統經濟學的基本概念，不過當經典的經濟學在中國顯得可貴，這一點本身就説明李克強經濟學的概念對普通中國人有啟發和教育的意義。

    無論哪種解讀方式，“李克強經濟學”都被描繪為一種“減法”。他的各項改革措施都以激活市場活力為目標，進一步剔除經濟體制中殘留的雙軌制。

    李克強擔任總理之後承諾並大力推進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取消和下放多項行政審批事項以及放開多行業市場準入，以求“把該放的權放開、放到位”，此外，在過去的一年中，他努力推進的上海自由貿易區，也是一個放權的減法。

    李克強在2007年任職遼寧省省委書記時，喜歡通過耗電量、鐵路貨運量和貸款發放量三個指標分析當時遼寧省經濟狀況，這是他的一種獨門數據，基本上拋開了許多複雜紛擾的無關干擾，給了普通人一個判斷經濟冷熱的參考坐標。

    這一數字也被多家外國經濟研究機構所認可，這三個坐標所指向的，都是企業在社會生活中所表現出來的活力，和過去以政府角度出發的“拉動內需”、“增加投資”相比，一位總理能夠從企業的角度來看這個社會，難能可貴，而且充滿了服務意識。

    和過去的20年相比，李克強面臨的是一個收縮的局面，過去刺激經濟産生的高速度對政府來説充滿吸引力，隨時可以拾起來。但是李克強和支持李克強的習近平正在準備的正是忍受一個低速(7.5%)發展期，以便給中國經濟以調整結構的機會，而不是在刺激和投資的簡單快活中肆意沐浴，錯過結構調整的時機。

    在低速發展的緊日子之外，中國仍然面臨著一個龐大的、正在老去的人口基數，大批的民生舊債需要償還，這也是為什麼政府要求各地機關都削減開支。

    中央提出“八項規定”，李克強對政府部門明確提出“約法三章”：

    “政府性樓堂館所一律不得新建和改擴建，財政供養人員總量只減不增，‘三公’經費只減不增。”

    和遏制城市住宅房價相比，削減政府經費和勒緊官員的褲腰帶，可能是更重要、更正確的一件事。

    和克強指數、視察棚戶區時翻看垃圾箱等方式類似，李克強仍然和第一手材料保持著聯絡，他多次給自己創造見企業家、尤其是有創造力的、年輕的企業家的機會。

    2014年1月17日上午，李克強在中南海主持召開座談會，聽取經濟、社會等方面專家學者和企業界人士對《政府工作報告(徵求意見稿)》的意見和建議。在四位企業家當中，來自互聯網企業的就佔了兩位，分別是騰訊公司的馬化騰和小米公司的雷軍，馬雲有事沒能到，不過會上大家也提到了他。

    參加了座談會的一位人士向《博客天下》轉述了當時的細節。馬化騰對李克強的建議直截了當，比如4億元以上的企業並購需要商務部批准，這是多年前制定的標準，現在4億元以上的企業已經很多，審批又太慢。此外馬化騰提到：“一個打車的軟體……利用信息技術、減少空載率，降低大氣污染，一齣來政府就開始管了。”

    在此前不久，騰訊剛剛投資了嘀嘀打車，而阿裏巴巴則投資了快的打車，兩家軟體都在各地車管所的管制面前有些尷尬，車管所的叫車平臺直接參與和打車軟體的競爭，同時又對打車軟體清查甚至釣魚。

    李克強當場讓在座的相關官員“給一個報告”。他説：“政府確實有錯位的問題，管了一些不該管的事。一個新的業態、新的事物發生了，本來可以看一段，甚至培育一段，但我們很快管的手段就上去了，就有可能把這個業態給遏制、甚至給扼殺了。”這一表態引發了打車軟體行業春節前後的一場狂歡，在一些城市，軟體企業的最高補貼達到了20元。儘管一直有官方媒體批評，認為最終用戶會吃虧，但是軟體裝機量和使用率大大增加，司機和打車者都非常高興。

    馬化騰還提到了互聯網企業之間侵權罰款太少，利用廣電部門閒置的電信頻段等建議。類似的，雷軍在介紹了小米的情況之後，也向李克強建議，現行的規定是6%以上資金投入研發才被認定是軟體企業，享受各種軟體企業的優惠，目的是為了鼓勵研發，而當一個企業做得成功之後，可能利潤率上升就會失去軟體企業的身份，這點上，他希望總理能夠給予關注。

    雖然大多數互聯網企業彼此之間有競爭關係，但是在面對“政府——企業”這樣的關係時，他們會在照顧好自己的企業利益之餘，為全行業爭取和鼓呼，這一代企業家不再像舊式企業家只是簡單的服從和支持，而是本身成為總理的參謀和專家，和本行業的管理者一起，成為李克強面對這個行業的手和眼。

    這固然需要新型的企業家，也需要新型的總理，智慧和勇氣在這樣的轉變中是缺一不可的，他必須低調行事，在許多人不知道他在做什麼的情況下默默解開企業身上的束縛和繩索，讓他們奔向市場經濟的海洋中歡暢一遊。

    這位説話簡潔的總理和幾十年前那個有主意的年輕人相比，有一點沒有變。那就是他信賴減法，但不會允許規則被打破和踐踏。

    這從他在《政府工作報告(徵求意見稿)》座談會結束時的總結即可看出。他既指出“政府既有錯位的地方，也有缺位的地方，要堅決放開那些不該管的事情，”也強調“同時也要堅決管住該管的。政府當前必須加強監管，營造公平競爭的市場環境。措施要硬，要讓企業感到公平”。

    他深知平衡的奧妙，右手推動市場，左手掌控公平。在允許市場大步向前的過程中，他時刻強調政府對公平的保障作用。那是只靠市場無法完全實現的任務。

    他撒開了一匹名叫效率的駿馬，也給馬套上了一副名叫公平的轡頭。（記者 高詩朦 湯涌 張偉 黃旻旻 實習生 徐歐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