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弟子規，聖人訓。首孝悌，次謹信。……”課堂上，孩子們身穿漢服，峨冠博帶，口中是抑揚頓挫、韻味十足的經典誦讀聲，似是古時杏壇場景的再現。這是近年來悄然在幼兒教育中興起的“國學熱”常常可以見到的一幕。不僅如此，一些高校也相繼開辦了各種各樣針對公司高管的“國學班”。

    國學在遍地開花的同時，一些問題也隨之凸顯：這究竟是在傳播中國優秀傳統文化，還是借國學之名，借機斂財？“國學熱”在喚起人們對傳統文化關注的同時，國學被任意改造、庸俗化的傾向也引發學者的憂思。

    國學教育不能演化為“生意”

    ２０世紀９０年代以來，“國學熱”逐漸興起，國學經典的研習從廟堂擴展至民間。然而，伴隨著商業化浪潮的衝擊，厚重、古樸、深邃的國學變成某些人的斂財工具。

    “當前國學培訓機構過多過濫，有些主持者興趣不在弘揚國學，而以賺錢為目的，故而盲目招生，漫天收費。”中國社會科學院哲學研究所研究員何成軒在接受記者採訪時表示，傳播國學可以引入市場機制，適當收費是允許的，但應有一定之規，合法合理。對於那些動輒收費數萬元的國學班，難免使國學教育變了味兒。

    更重要的是，很多國學培訓班所設課程和教材未經審慎選擇，主次不分，輕重失宜，讓人獲益甚微。何成軒不無擔憂地表示，有些國學培訓機構以糟粕為“國粹”，把某些包含過時、落後、錯誤思想觀念的古代典籍不做區別、不加分析地灌輸給受眾，並冠以“國學”之美名堂而皇之地引進課堂，這樣勢必誤導受眾，對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也將起到負面作用。

    “將國學教育傳承變成一種謀利行為，其結果就是庸俗化。”山東大學教授黃玉順告訴記者，某些電視臺的國學欄目對傳統文化中的庸俗和糟粕內容津津樂道。借用一種説法：這其實是“精神污染”。國學教育要避免形式主義

    復興國學、弘揚國學的願望與呼聲乃因時而起，總體説來，“國學熱”有其正面而積極的意義。不過，中國人民大學教授葉君遠也提出：“在國學這個巨大的倉庫中，不是所有的東西都是好東西，腐朽霉爛甚至散發毒氣的東西也不少。”他表示，在當前的“國學熱”中，容易頭腦發昏不加分辨地將這些東西抬出來。

    有學者進一步分析認為，種種不加甄別的“國學熱”背後是本末倒置的形式主義在作祟。黃玉順表示，儒學最核心的理論結構是“仁、義、禮”，仁或仁義是本，禮只是末。但有些人卻把“禮”即制度規範視為儒學的根本，認為凡是儒家在歷史上建立過的制度規範都應該照搬過來。這其實就是“原教旨”態度。“《周禮》上説‘諸侯一娶九女’，難道這也應該搬到今天來嗎？”黃玉順認為，正如孔子所提出“禮有損益”的道理，任何具體的制度規範都沒有永恒性，一切取決於是否符合儒家主張的正當性原則和適宜性原則。

    另外，近年來，傳統文化的弘揚與傳播往往流於穿漢服、舉行祭孔儀式等形形色色的“作秀”，而忽視其深層文化內涵。中國前駐法大使吳建民曾在接受某媒體採訪時提到，不能把中國傳統文化變成雜耍。舉個例子：川劇變臉很好，但不少人有個錯誤的印象，好像川劇就是變臉、變個魔術。從事川劇的工作者對這種認識非常反感，認為很多更深層面的文化被忽視了。吳建民強調，“現在走出去的中國文化，變成一個地攤文化、雜耍文化了。難道我們幾千年的中華文明就剩這點玩意了？”

    以學術研究為基礎普及國學

    弘揚國學應打破落後狹隘的文化民族主義。

    “以季羨林先生曾提出的‘大國學’概念開闊弘揚國學視野，將漢族和國內各個少數民族的傳統學術文化都包括在國學的範疇之內”，何成軒認為，這有利於中華大民族的民族融合與文化融合，有利於五千年來積累的中華民族文化大整合，凝聚中華民族文化向心力。

    在北京大學高等人文研究院文化中國研究中心主任彭國翔看來，傳統文化的傳承，要依靠那些在學問上真正深造自得的人士。而如今有些人，自身缺乏專業學術訓練，只是看到國學和儒學有市場，於是搖身一變，“漢服”一穿，鬍子一蓄，儼然就成了道貌岸然、仙風道骨的“國學家”。這些將國學作為沽名漁利之手段者，不可能承擔“為往聖繼絕學”的文化傳承使命。

    學者在傳統文化的普及中應扮演怎樣的角色？彭國翔提出，國學的學術研究和大眾普及之間具有緊密的內在關聯。真正的大眾普及，須建立在學術研究的基礎之上；或者説，大眾普及要靠學術研究來提升其水準。只有學術研究成為普及工作的準繩和指引，國學的普及才會盡可能避免南郭先生們的濫竽充數。（張清俐 張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