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烽火中的革命文化堡壘——聽生活書店老店員仲秋元講抗戰故事

    新華社北京８月３０日電（記者 周瑋）“中國的抗戰是由兩種力量打出來的：一、紅軍北上——這是武的；二、救亡文化運動——這是文的……”９４歲高齡的仲秋元指著《中國人民救國會紀念文集》扉頁中的這段話給記者看，“這是抗戰勝利那一年的冬天，毛澤東對救國會負責人説的一段話。我們就是毛主席説的‘文的’！”

    生於１９２０年的仲秋元，曾任三聯書店首任經理、文化部副部長，抗日戰爭期間，他是生活書店的會計。２０１４年秋，在紀念抗日戰爭勝利６９週年之際，這位年過九旬的生活書店老店員，在北京東城區一個安靜的小院裏，向新華社記者講述了民族危難之時出版書刊、宣傳抗戰、鼓動民眾的種種。老人的講述，讓人們得以循著革命出版事業這條線索，遙望７０多年前救亡文化運動配合軍事鬥爭打贏正義民族解放戰爭的輝煌歷史。

    倡導團結抗日：使一切識字和半通文字的婦女們、孩子們、工友們、農夫們都看懂

    “日本打到棗莊，再不走就當俘虜了。”１９３８年春，從棗莊中興煤礦一所職業學校商科畢業的仲秋元來到漢口找工作，直奔心嚮往之的生活書店——由“七君子”之一鄒韜奮辦的書店。經過嚴格考核，仲秋元被錄為會計。

    仲秋元趕上了好時候，那正是生活書店的“大發展期”：緊密配合抗戰需要，出版《全民抗戰》三日刊、救亡文叢等大量戰時讀物，以及《共産黨宣言》《論持久戰》《論新階段》“青年自學叢書”等大量馬列主義理論書籍和啟蒙讀物。１９３７年至１９３９年，每年新出版圖書２００種左右，這是生活書店圖書出版記錄上最高峰的三年。在這幾年，生活書店開設分支店５５處，超過其他同業。

    “我們要極力使我們的文化工作能影響大多數人……使一切識字和半通文字的婦女們、孩子們、工友們、農夫們都看懂”。依據鄒韜奮的指導思想，生活書店出版了《戰時讀本》《抗戰建國讀本》《戰時婦女工作手冊》等大量抗戰通俗讀物。

    仲秋元回憶説：“那些講抗日的小冊子，連字帶畫，老百姓一看就懂。”

    嚴詞拒絕“合併”：與其失去店格而滅亡，不如保全店格而滅亡，寧為玉碎，不為瓦全

    １９３８年１０月，武漢淪陷。仲秋元被派去甘肅蘭州，成了分店經理薛迪暢之下的“二把手”。“我們的書刊不僅要供應甘肅，還有陜甘寧邊區以及新疆。”他説。

    那段時間的西北，也是危險重重。“新中國成立後一次去蘭州，文化局的同志對我説‘你的名字在國民黨的黑名單裏啊’，我才知道，原來那時我和薛迪暢已經在國民黨情報機關的黑名單裏了，而且還註明‘此人已去重慶’。”本應是呼吸緊湊的情節，被老人家談笑間一帶而過。

    從蘭州來到重慶，仲秋元看到的是跌入低谷的書店，分支店從５５處減為６處。國民黨主管文化出版工作的劉百閔找鄒韜奮談判，想把生活書店“合併”，被嚴詞拒絕，進而威脅“不接受，到時‘全部消滅’”，鄒答道：“我認為失去店格就是滅亡，與其失去店格而滅亡，不如保全店格而滅亡。寧為玉碎，不為瓦全！”

    皖南事變後，凡進步愛國文化人士，隨時都有被捕暗殺危險。“自從我來到生活書店，早已不在乎生死。”仲秋元説。

    革命文化堡壘：爭取團結盡可能多的作家，出版盡可能多的馬列主義、革命文化書刊

    “很多人到生活書店，是想去延安，想入黨。”仲秋元説，“我想入黨，但不知書店裏誰是黨員。到重慶後我就去新華日報，那裏的同志説，你來晚了，由於很多人被捕，從１９３９年開始南方局下令不再吸收黨員，好的同志可以培養，等到一定時候再吸收。”

    在這段時間，生活書店出版了一批不用其名義而以化名出版社名義出版的書，如剖析蘇德戰爭形勢和前途的《論第二戰場》《從防禦到反攻》等。

    １９４３年夏起任總編輯的張友漁曾這樣説：黨交給生活書店的任務，就是要……爭取團結盡可能多的作家，出版盡可能多的馬列主義、革命文化的書刊，以發揮革命文化堡壘的作用。

    １９４３年１２月，以生活、讀書、新知三店為核心的新出版聯合總處成立，１９４４年聯營書店成立，１９４５年探索三店合併、試辦聯合生産部——生活書店奮鬥史翻開新的一頁。

    １９４５年９月２日，日本代表簽署投降書。９月３日，重慶各界舉行勝利大遊行，全城歡動！

    “那時候，真高興啊！”抗戰勝利三個月後，仲秋元迎來又一件高興的事情：１９４５年１２月，他光榮地加入了中國共産黨，兩位入黨介紹人，一位是江姐的丈夫彭咏梧，一位是仲秋元的夫人何理立——江姐的好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