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訪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劉世錦：
“新常態下提高增長質量需要更大作為”

    12月9日-11日召開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指出，我國經濟正在向形態更高級、分工更複雜、結構更合理的階段演化，經濟發展進入新常態，正從高速增長轉向中高速增長。

    “中國經濟增速放緩是增長階段轉換出現的正常現象，符合發展規律，而且增長質量總體穩定且有所改善，不必過分擔憂通縮風險。中高速增長的探底過程有可能在一兩年之內完成。”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劉世錦對21世紀經濟報道表示。

    劉世錦認為，經濟增長速度放緩並不意味著少作為甚至不作為，調結構、轉方式需要付出更大氣力，有更大作為。我國經濟發展新常態不是自然而然從天上掉下來的。適應放緩了的增長速度，最重要的是要形成與以往大不相同的增長結構和動力機制。

    經濟增速放緩是正常現象

    《21世紀》：中國經濟高速增長30多年後，最近兩三年出現了放緩勢頭。怎麼看這種現象？

    劉世錦：這是正常現象。2010年，我們的一個研究團隊做過一項研究，注意到二戰以後幾十個發展中國家進入了工業化進程，但多數沒有成功，落入了不同類型的中等收入陷阱，只有13個經濟體，包括日本、韓國、中國台灣和香港等，進入了高收入社會行列。

    這13個經濟體有一個共同特點，就是它們也經歷了二三十年高速增長，當人均GDP達到11000國際元（這是一種購買力平價指標）時，無一例外地出現增長速度的回落，回落幅度一般是一半左右，有的更大。

    於是我們對中國也做了幾種不同的測算，所得出的結論是，中國經濟增長的拐點，在2013年-2015年將會到來。我們提出，中國經濟將會進入一個增長階段轉換期，由過去10%左右的高速增長，向中速增長轉換。在四年前，對這一觀點，多數人是不同意的。不少人認為，中國經濟一直在高速增長，特別是在應對國際金融危機中一枝獨秀，速度怎麼可能下來呢？

    從實際情況看，最近兩三年，中國經濟增速逐步回落，事實上已經進入了增長階段轉換期。到2014年底，中國的人均GDP已經接近11000國際元，而東部沿海發達省份前兩年已經達到了，所以會看到東南沿海的經濟回落率先發生。這正是現在所講的“新常態”的一個表現。

    《21世紀》：韓國、中國台灣和香港等13個經濟體基本是小型經濟體，他們的發展規律會適合中國嗎？

    劉世錦：高速增長後的回落，從長期歷史看，主要由人類已經發明和使用的技術及其決定的供給需求等因素決定的。這種規律在大小經濟體之間沒有顯示出引人注目的差別。實際上，這13個經濟體基本都實行開放政策和出口導向戰略，它們自身雖小，但與更大範圍的國際市場融為一體，也可以分享類似中國內部各地區同樣的優勢。從國際上看，有些小國比如瑞士、盧森堡、北歐諸國等，收入水平都不低於或高於美國等大國。

    《21世紀》：這些經濟體增速回落時，人均收入相當於美國當時多大比重？中國目前的人均收入相當於美國多大比重？

    劉世錦：這些經濟體增速回落時，與美國的人均收入差距不等。

    有觀點認為，上世紀50年代初，日本人均收入相當於當時美國的21%，此後日本經歷了20年的高速增長。中國目前人均收入也與當年日本與美國的差距相似，所以中國還有20年左右的高速增長期。

    這種説法初看起來似有道理，其實混淆了不同國家發展階段的差別。舉個例子，一個人跑得最快的年齡是20-40歲，上世紀50年代初，日本是一個20歲出頭的小夥子，而美國已經到了100歲，即日本的人均收入相當於美國的21%。此後發生了日本高速增長20年的故事。而當下的中國，雖然人均收入也相當於美國的20%左右，但此時美國已經200歲了，中國也40歲了，跑得最快的那段時間已經過去了。再做個比較，中國目前進入增長階段轉換，與日本上世紀70年代初增長放緩相比，按麥迪森方法計算的人均收入（購買力平價，1990年國際元）水平大體相當，是11000國際元左右。換言之，日本也是在40歲時進入高速增長到中速增長的轉換期的。用後發經濟體與美國等先行國家之間的人均收入比重，來估計後者的追趕速度，在邏輯和現實中都是有問題的。中國在40歲以後仍會追趕，但速度和方式將與此前大不相同。

    中國經濟結構在發生積極變化

    《21世紀》：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也指出，經濟結構調整出現積極變化。您認為，我國的經濟結構出現哪些積極變化？

    劉世錦：增速放緩僅僅是一個表象，更有意義的是，中國經濟正在發生具有長遠意義的結構性變化。

    過去常講的中國經濟的結構性問題，比如工業為主、投資為主、更多地依靠外需等，正在發生轉折性的變化。第三産業的比重在去年已經超過第二産業。消費的比重前年已經超過投資，去年有所反復，今年又超過了投資。出口在過去經常保持20%以上的增長速度，但最近兩年增速已經在下降，我們估計以後會保持5%-10%的水平。今年上半年出口甚至是負的增長。原因主要不是國際需求的變化，主要是中國的勞動力、土地、環境等要素成本上升，匯率水平上升，導致出口競爭力發生了很大變化。所以我們必須更多地依靠內需。

    另外，在經濟轉型期，增長的質量和效益比任何時候都更重要。最近一兩年，我們觀察到了一些積極變化。

    經濟增長對就業的吸納能力在提高。雖然還存在結構性就業問題，但總體上，就業壓力和2008年相比小多了，很多地方還有“招工難”的問題。

    企業盈利水平趨於穩定。這是我們最擔心的一點，因為中國經濟過去是典型的速度效益型經濟，當增速下滑時，企業效益一般也下滑。但最近兩三年，大家會看到企業效益也有所回落，但近兩年已經趨於穩定。今年1-8月規模以上工業企業利潤增長速度達到10%左右。

    財政收入雖然有所波動，有些地方出現了多種困難，但總體保持了穩定增長的態勢，今年1到8月也達到8%的增長幅度。

    除此之外，隨著增速回落，金融風險有所加大，有的地方和領域問題還比較突出，但並沒有突破底線，沒有出現全局性、系統性風險，總體還在可控範圍內。中國抵禦風險的實力和能力在全球範圍看還是相當高的。

    最後，居民可支配收入也在穩定增長。

    從這幾方面看得出，雖然中國經濟存在很多問題，但沒有出現不可收拾的大問題，這對處在轉型期的經濟來説，確實難能可貴。特別是結構轉換加快和增長質量改進，對下一步中國經濟的穩定持續發展創造了重要條件。

    《21世紀》：中國經濟既有增速放緩的一面，也有增長質量改善的一面。總體上您如何看呢？

    劉世錦：總體上看，第一，增速放緩是正常現象，體現了經濟增長的規律。前面已經提到，在國際上，其他成功追趕性經濟體在人均收入到11000國際元時都出現了這種情況。那些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國家，在還沒有達到11000國際元時，增速就掉下去了。中國能夠到了11000國際元時增速才回落，表明中國比較充分地發掘了人類社會所提供的工業化階段經濟增長潛力，實際上是成功的標誌。

    第二，這是潛在增長率的下降。一些地方的增速回落了，當地領導就講是他們主動調控的，言下之意想讓它上去還能上去。能上去嗎？恐怕不行了，因為潛在增長率下來了。

    第三，從國際範圍看，如果今後一些年中國能保持6%-7%的增速，還是相當高的，沒幾個國家可以達到這個水平。從中國角度講是中等速度，國際上講仍然處於高速度，所以稱其為中高速增長。

    第四，雖然增長速度放緩了，但增長基數是在持續增大的。2000年對應的新增量是1000億人民幣，2013年是5000-6000億人民幣。這就很容易明白為什麼這兩年就業形勢還不錯：2005年增長一個百分點吸納的就業是80萬人，2013年增長一個百分點吸納的就業是170萬人。所以中國的新增量還是很大的，市場潛力、市場前景是廣闊的，沒有任何理由説中國經濟不行了。

    最後，即使中國的經濟增速有所降低，仍然可以如期實現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目標。按照現價美元計算的中國GDP總量，有很大的可能性在2020年或者稍後一兩年趕上美國，那時中國的人均收入還是比較低，相當於美國的四分之一到五分之一，但是也可以進入高收入國家行列了。

    總之，儘管中國今年的增速有所回落，但結構調整和總體質量還是不錯的，有些方面的進展是突破性的。我們對整個形勢應該持樂觀積極的態度。

    經濟探底還未完成

    《21世紀》：那麼， 您認為，中國經濟增速還會繼續下滑嗎？

    劉世錦：由高速增長向中高速增長的轉變是一個過程，目前這個過程還沒有結束，中高速增長的“底”或經濟學上説的均衡點是多少，現在還沒有探明。

    最近兩三年中國經濟一般到年中會有反彈，這時樂觀的判斷就多了一些，有人認為中國經濟又會重回高增長軌道。我們的判斷是不會的，只是由於預期改善、存貨調整引起的短期反彈，因為探底過程還沒有完成。所以我們看到中國經濟下行的壓力一直是持續的。

    什麼時候探底才算結束？這裡有一個簡化的分析邏輯。中國的高增長主要依賴高投資，高投資主要有三項：基礎設施一般佔20%-25%，房地産是25%左右，製造業是30%以上，三項合起來佔投資的80%-85%。三項中間，製造業投資又依賴於基礎設施投資、房地産投資以及出口。所以，中國經濟增速要落下來，主要是投資要落下來，通俗地説，也就是出口、基礎設施、房地産這三隻靴子要相繼落地，中高速增長的底也就見到了。

    目前，中國的基礎設施建設和出口都基本觸底了。接下來就是房地産能不能觸底。房地産今年已經出現了拐點，有的説是週期性的，我們認為這是一個歷史性的拐點。根據我們的研究測算，構成中國房地産70%的住宅年需求峰值是1200-1300萬套，這個數字在今年已經達到了，這個點達到後，房地産增速基本是持平的，持續一段時間後還要回落。所以我們明確提出，這次的拐點不是短期的拐點。房價問題很複雜，區域性差異明顯，但總體上看中國房地産的歷史性拐點已經出現了。我們希望房價能夠逐步的下來，不希望下得太快，最好是時間換空間，能夠實現軟著陸。

    總之，當房地産這只靴子落地後，中國經濟中高速增長的“底”就基本探著了。所以十三五期間將是新常態形成並得以鞏固的關鍵時期，我們要爭取平穩較快地轉入新常態。

    《21世紀》：市場上也有觀點擔心經濟增速不斷下滑，已經低於潛在增速，有類似1998-2001年通縮的危險。您怎麼看？

    劉世錦：中國近幾年增速放緩，是由潛在增長率下降引起的，屬於正常的增長階段轉換。這個過程中，也可能出現實際增長率高於或低於潛在增長率的情況，這是短期宏觀經濟政策所要關注和應對的。

    至於目前是否已經出現通縮，還需要進一步觀察。近期就業尚好，企業盈利、財政收入、居民收入等還未出大的問題，還不能得出已發生通縮的結論。

    部分行業産能過剩屬於結構性的中長期問題，不是簡單放鬆宏觀政策就能解決的。相反，如果刺激不當，還可能加劇産能過剩。

    當然，近一兩個月份企業盈利降幅較大，需要引起關注。宏觀調控中的刺激政策是一個中性概念，不能將其負面化。當增速出現快速下滑苗頭時，適度的刺激政策仍是必要的。但要明確，刺激政策只是有助於恢復短期平衡，並不能解決中長期的結構問題。轉型期推出刺激措施的目的是“托底”，防止嚴重偏離潛在增長率，損害增長質量，而非“推高”，重返高增長軌道。

    《21世紀》：成功跨入高收入的13個經濟體在增速回落時，回落幅度是一半左右或者更大。那麼中國未來的中高速會是多少？

    劉世錦：中國由高速增長降到中高速增長後的均衡點是多少，還需要觀察。從目前看，7%-8%的增長率大概是穩不住的，還會有一個探底過程。

    需要強調的是，在經濟規模持續增大的背景下，增速下降會産生“數字幻覺”。現在增長一個百分點的增量，相當於本世紀初的五六倍，也就是相當於那時的好幾個百分點。即使增速降到7%或以下，每年新增量依然十分可觀，而且是持續增長的。中國經濟增長的後勁依然不容低估。

    新常態下要確立發展質量導向

    《21世紀》：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指出，要堅持以提高經濟發展質量和效益為中心，主動適應經濟發展新常態。為什麼現在要強調堅持以提高經濟發展質量和效益為中心？

    劉世錦：提高經濟增長質量已經講了多年，之所以落實不到位，一個重要原因是以往的高速度容易掩蓋增長質量方面的問題。當增長速度放緩後，再不重視增長質量，即便中高速增長也將難以為繼。因此，新常態下必須旗幟鮮明地確立增長質量導向。這實際上也是一個新形勢下的發展觀問題。我們講科學發展，最重要的是順應發展規律，在轉入中高增長期後，切實以提高增長質量為中心，謀劃和帶動經濟工作全局。

    《21世紀》：具體而言，我們應當提高經濟發展質量？

    劉世錦：以增長質量指標倒推速度指標。新常態下我們仍然需要保持一個適當高的增長速度，但僅就速度論速度是無解的。以往存在著“以速度論英雄”的傾向，先定速度指標，再以此安排其他指標，往往扭曲了速度和質量之間的關係。在經濟增長更多依靠生産率提升的新形勢下，重視並切實抓好增長質量，才有可能爭取一個較高的增長速度。打不好增長質量的底子，要麼速度上不去，要麼上去了也難以維持。質量指標優先，以增長質量倒推速度，才能擺正經濟發展過程中的諸多關係，實現充分利用增長潛力且具可持續性的增長。為此，應精心研究和確定反映新常態下增長質量的指標，例如，按照“就業可充分、企業可盈利、財政可增收、民生可改善、風險可控制、資源環境可持續”的要求，形成若干有利於提高增長質量、切實可行的指標。然後，以質量指標倒推或確定速度指標。也就是説，適應提高增長質量要求的速度才是一個合適的、好的速度。

    適應增長質量的要求加強和改進宏觀調控。與增長質量相對應的速度有一個合理區間，速度過高或過低都會對增長質量産生不利影響。在目前情況下，速度過高將會加長杠桿，增大一些領域本已較為嚴重的金融財政風險或産能過剩；過低則會降低企業效益和財政收入，進而影響到就業增長。保持與增長質量相適應的速度區間並不容易，對宏觀調控提出了新的更具挑戰性的要求。

    《21世紀》：以增長質量為導向，當前和今後一個時期的著力點是什麼？

    劉世錦：堅持增長質量導向，今後一個時期必須把防控金融財政風險放到重要位置。過去長時間的高增長，一定程度掩蓋或推後了金融財政風險。在增長階段轉換過程中，隨著增長環境和機制的改變，房地産、嚴重過剩産業、影子銀行、地方融資平臺等領域的風險有可能累積或顯露。我們強調增長速度要與提高增長質量相適應，很大程度上是與防控金融財政風險的要求相適應。從國際經驗看，不論是老牌發達國家，還是後起的追趕型經濟體，在經歷了較長時間的高速增長後，大都曾出現了不同類型的金融危機，有的很多年難以恢復。因此，在增長階段轉換期，必須把防控金融財政風險放到比其它時期更重要的位置上。只要我們守住了不發生系統性、全局性風險的底線，平穩轉入中高增長期，即使其他指標短期內差一點，從大局和長遠看，也是值得的。從國際上説，我們也將創造出現代經濟發展歷程中有價值的新鮮經驗。

    提高增長質量歸根結底要靠深化改革開放。有種觀點認為，我國仍然具有高增長的潛力，只是體制障礙制約了這種潛力的發揮。換言之，只要改革到位了，仍然可以重回以往的高增長軌道。這種觀點對改革與增長的關係的理解並不準確。改革與增長的關係相當複雜，有些改革如放寬市場準入，確實能夠釋放增長潛能；有些改革如反腐敗，則可能短期內限制一些浪費性的消費。但兩者有一個共同點，就是都有利於提高效率。放寬準入“放”進來一些有活力的投資者，固然可以帶來投資增量，更重要的是提高了投資效率。減少浪費性消費後，把資金用於扶貧、改善民生等領域，將會大大有利於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由此説來，增長質量狀況，應當成為改革開放是否深入、是否取得成效最重要的尺度之一。切實推進關鍵領域的改革開放，進而打牢提高增長質量的基礎，我國經濟才能在新常態下爭取到實實在在、沒有水分，同時也是相對較高的增長速度，開拓健康穩定可持續的發展新局面。（記者 王爾德 編輯 耿雁冰 孫小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