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有資産為什麼不好好利用起來？”“養老中心投入能不能再追加一部分？”……最近，在觀點交鋒中，延續16年的浙江溫嶺民主懇談會再度出發。村落裏的民主懇談，曾吸引歐洲幾十名外交官現場觀摩，被認為是“實現民主的一種途徑”。從更大的視野來看，這泥土里長出來的民主載體，恰是中國協商民主發展的一個縮影。 

　　“社會主義協商民主，是中國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特有形式和獨特優勢，是中國共産黨的群眾路線在政治領域的重要體現。”這正成為一個發展中大國的生動實踐。兩會前夕，“2015政府工作報告我來寫”的網上徵集，上線一週就獲得210萬訪問量；去年一年，全國政協雙週協商座談會就開了19場，場場直擊社會熱點；在各地，“請政協提出決策建議”“先聽聽群眾意見”，漸成黨委決策的新模式……協商機制不斷完善、協商載體日益豐富、協商文化逐步發育，在中國的政治土壤中，協商民主正開枝散葉、蓬勃生長。

　　毛澤東早就説過，我們政府的性格，是跟人民商量辦事的。時至今日，協商於民、協商為民，更是化解矛盾、推進改革不可或缺的治理方式。社會轉型期、改革深水區，價值取向多元、利益訴求多樣，一事當前，你看重的是就業，我關注的是環保；你追求的是效率，我渴望的是公平。不同的社會訴求，如何轉化為有效的政策選擇？多種多樣甚至相互齟齬的訴求表達，如何彌合分歧、凝聚共識？轉型期的治理難題，可以從協商民主中找到答案：通過對話了解分歧，通過商量找到最大公約數，進而凝聚各方力量、化解改革風險。

　　相反，如果決策過程缺少協商這個環節，就可能引發民意反彈，改革過程難免“步步驚心”。從PX輾轉各地多遭民意反對，到建造垃圾焚燒廠引發“鄰避效應”，儘管原因是複雜的，但是多少批評質疑是因為信息不暢，多少誤解對立是源於缺少溝通？一言以蔽之，協商將“幹部對群眾的説教”變為“幹部與群眾的對話”，民主協商于前，有利於防止矛盾産生於後。

　　“每一顆民主的種子都需要找到適合的文化土壤”。推進協商民主，同樣需要涵養與之匹配的政治文化，需要提升協商意識、增強協商能力、提高協商素養。協商民主的基本精神，是對話、包容、理解與合作，因此，領導幹部理應摒棄“舉大事不謀于眾”的獨斷思想，矯正“商量起來作用不大”的偏頗認識，拒絕“協商就是走過場”的形式主義。公民是協商的主體，更應具備參與意識、理性精神，如果討論交流變成站隊罵架，觀點碰撞變成黨同伐異，如何形成平等對話、理性溝通？就此而言，決策者廣開言路、博采眾謀，參與者秉持理性、和合包容，協商民主才能真正運轉起來。

　　“本土的民主常常是最好的民主形式。”協商民主之所以迸發出旺盛的生命力，正在於它根植于我們兼容並蓄、求同存異的文化傳統，根植于中國政治發展的現實進程。我們寄望於今天開幕的全國政協十二屆三次會議，期待在舉國矚目的“兩會時間”，一起為協商民主的發展寫下新的篇章。（李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