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前的中國經濟步入“新常態”，經濟增長進入了可控、相對平衡的運行區間。在外需疲軟、內需回落、房地産調整及深層次結構變動的力量綜合作用下，經濟下行壓力有所加劇。然而，“新常態”並不是只有困難、挑戰和風險，新常態沒有改變我國發展仍處於可以大有作為的重要戰略機遇期的判斷，改變的是重要戰略機遇期的內涵和條件；沒有改變我國經濟發展總體向好的基本面，改變的是經濟發展方式和經濟結構。因此，中國經濟“新常態”孕育著一個正在崛起的國家擁抱新經濟體系的宏大發展機遇。

    第一,大改革與大調整的機遇。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不僅暴露了世界經濟面臨巨大的結構性問題，同時也宣告了鑲嵌在世界經濟格局中的中國傳統增長模式走到了盡頭。高投資帶來的高能耗與高污染、收入分配差距帶來的社會經濟衝突以及過度管制帶來的創新不足已經成為中國實現國家富強、人民富足和民族復興的絆腳石。人民深深認識到，大改革和大調整是重構中國社會經濟發展基石的唯一選擇。這種“大改革”與“大調整”共識的形成是“新常態”帶給中國經濟下一輪發展的最大禮物,在世界性結構改革的大浪潮中給予了中國良好的機遇期。

    第二,大消費、大市場與構建“大國經濟效應”的機遇。世界各國驚奇地發現，中國在GDP穩居世界第二位的同時，其市場份額和消費規模也大幅度提升，中國需求成為世界需求最為重要的決定因素,“大國經濟效應”開始全面顯現。一是在市場上出現全面的規模效應和範圍效應，生産效率的提升有效對衝著各種成本的上升，使中國在世界市場的份額並沒有下降；二是消費開始上臺階，中國消費規模依然每年按照平均13%的速度增長，中國需求的擴張使中國採購成為世界經濟穩定的核心因素，中國開始從“世界工廠”轉向“世界市場”。三是中國的“世界工廠”開始與中國的“世界市場”相對接，在內外貿一體化的作用下使中國經濟的穩定性和抵抗世界經濟波動的能力大幅度上揚。

    第三,“大縱深”與構建多元增長極的機遇。雖然到2014年底，中國各類産業結構的指標已經標誌著中國經濟開始向後工業化階段轉化，工業化紅利開始衰竭。但是，一定要看到中國經濟縱深的厚度和寬度，即“長三角”、“珠三角”以及“京津地區”雖然開始全面轉向服務業驅動，但廣大的中西部和東北地區人均GDP依然不足5000美元，工業化依然處於高速發展的中期階段。這不僅為東部産業升級提供有效的騰挪空間，也為中西部加速發展提供了契機。因此，中國産業的梯度大轉移不僅大大延緩了中國工業化紅利消退的速度，同時通過構建多元化的增長極使中國空間佈局更加科學。

    第四,“大人才”與構建第二次人口紅利的機遇。劉易斯拐點的到來和老齡社會的逼近意味著中國傳統的人口紅利開始消退。但必須注意的是，目前“招工難”和“用工貴”問題主要凸顯在農民工領域。中國的就業格局是“大學生就業難”與“民工荒”相並存。每年高達700多萬大學生畢業壓力已經使大學生就業起薪與農民工平均工資開始拉平。而這恰恰是中國從人口大國邁向人力資源強國的關鍵，這説明大規模受過高等教育的人群已經為中國産業升級準備了大規模高素質、低成本的産業後備大軍。以大學生和人力資源為核心的第二次人口紅利開始替代以農民工和低端勞動力為核心的傳統人口紅利。

    第五,“大創新”與構建技術紅利的機遇。仔細梳理中國技術創新發展的各類指標，我們會發現，在粗放式發展模式走到盡頭的同時，中國創新發展模式已經嶄露頭角：一是專利申請大幅度提升，于2013年達到257.7萬，增速為15.9%，佔世界總數的32.1%，居世界第一；二是R&D經費支出突破低水平閥值，于2014年達到GDP的2.09%，增速達12.4%，進入高速度、中等強度階段；三是技術市場活躍程度大幅度提升，2013年技術市場交易額達到7469億元，增速達到16%；四是高技術産品出口大幅增長，總額達到6603億美元，佔出口總額的30%；五是國外發表的科技論文在2013年已接近30萬篇，邁入世界科技論文大國的行列。六是中國擁有世界最龐大的科學技術研究人員。上述這些參數説明，只要進一步進行科技體制改革和鼓勵各類創新創業活動，中國技術創新紅利必將逐步實現。“中國製造”開始向“中國創新”轉型，從勞動力密集型製造業向知識密集産業過渡。

    第六,大升級與構建升級版中國經濟的機遇。在市場、技術、人力等多方面的作用下，中國經濟開始出現全面升級的勢頭：一是在人均GDP接近8000美元時，消費開始出現大幅度升級，開始從過去30年的以吃穿住行為主體的工業化消費轉向以高端製成品和服務消費為主的後工業化消費；二是産業在需求拉動下，開始大幅度由製造業轉向服務業、由勞動密集型産業轉向知識與技術密集型産業。中國升級版經濟的雛形開始顯現。

    第七,大開放與中國經濟全球佈局的機遇。中國經濟實力的全面提升以及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帶來的全球經濟格局的變化給予了中國前所未有的進行大開放和全球佈局的機遇。一是中國開始從“商品輸出時代”轉向更為高級的“資本輸出時代”，對外的FDI高速增長，海外並購突飛猛進，其平均增速超過30%，對外投資總量2014年已突破1000億美元；二是以區域性自由貿易區的構建全面強化中國開放的板塊效應；三是以“一帶一路”為核心展開中國空間戰略與開放戰略全面對接，並通過互聯互通打造中國新的國際合作格局；四是以金磚銀行、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絲路基金等國際金融機構的構建，打破歐美一統國際金融的格局。這些拓展有效擴張了中國資源配置的空間以及盈利模式，必將把中國發展帶入新階段。

    當然，要很好把握上述七大機遇，將各種戰略機遇轉化為真正的增長和發展，這不僅需要我們有效解決“新常態”面臨的各種問題和挑戰，同時還需要我們在全面深化改革的基礎上構建出適合下一輪經濟發展的制度體系。(中國人民大學校長 陳雨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