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報告有定力，市場有方向。”2015年政府工作報告甫一齣臺，接受《瞭望》新聞週刊採訪的經濟學者何志成就評論説，“成績單講得實實在在，問題擺得明明白白。報告的定力來自於認識清醒，政策儲備充足，相信還有經濟增長潛力等待挖掘，相信深化改革與結構性調整能夠找到新的經濟增長點。”

    “報告用了8頁講2014年的工作，用了20多頁部署今年工作，這凸顯了政府對新問題、新情況、新舉措的深思熟慮”，全國政協委員、銀監會前主席劉明康説。

    “聽取報告時，現場多次響起掌聲，代表委員對報告既認同又期待。”全國人大代表、雲南省委書記李紀恒説，這既是中央政府向全國人民交出的靚麗“成績單”，又是謀劃部署今年工作的精彩“節目單”，2015年的工作目標設定務實具體，政策把握從容自信，報告文風清新樸實，具有很強的思想性、指導性、針對性和可操作性。

    “政府工作報告談問題實事求是，説發展辯證客觀，既著手解決現實問題，也具有高度的理論性和前瞻性，為實現兩個百年的目標做好準備。”中央黨校教授葉篤初認為，報告提到“安不忘危，治不忘亂”，從中可以看出中國共産黨在長期執政期間積累了豐富的治國理政經驗，而“直面問題”、“勇於擔當”、“不辱歷史使命，不負人民重托”更彰顯出執政黨的自信、自強與自我約束。

    全國政協社會和法制委員會副主任、中央政策研究室原副主任施芝鴻接受本刊記者專訪時表示，報告以“四個全面”開篇，國務院今年的工作部署，充分體現出以習近平同志為總書記的黨中央提出的“四個全面”戰略佈局。2015年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關鍵之年，是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的開局之年，也是穩增長調結構的緊要之年，“十二五”將在今年收官，“十三五”也將在今年的基礎上開局。因此，“這一年的政府工作要放在‘四個全面’戰略佈局來把握，這既體現了對‘四個全面’的深刻理解和自覺把握，也體現了戰略佈局和政府年度任務、五年目標的銜接。”

    深挖經濟巨大韌性與潛力

    此次報告中最吸引眼球的莫過於，下調至7%的經濟增速與啟動大眾創業、萬眾創新和增加公共産品、公共服務“雙引擎”。前者，意味著中國經濟在發展的新常態下，將逐步進入合理的增長區間，實現增速換擋；後者，則表明本屆政府在促發展和惠民生之間的平衡選擇與擔當。

    施芝鴻説，在部署今年工作時，報告按照協調推進“四個全面”的戰略佈局，主動適應經濟發展新常態，進一步把握好穩增長和調結構的平衡，發現和培育發展的新動能、新增長點，確保經濟運行在合理區間。

    參與了本次政府工作報告起草工作的國務院研究室綜合二司司長向東接受《瞭望》新聞週刊採訪時説，今年經濟增長目標有所調低，主要基於兩方面考慮：一是，要達到2020年GDP比2010年翻一番的目標，經濟增速達到7%左右就差不多了；二是，要為調結構創造較為寬鬆的環境。

    在全球經濟危機深化的大背景下，今年經濟發展遇到的困難可能多於去年。而我國經濟總量巨大，按照去年的增速，每年增加8000多億美元，相當於世界第17大經濟體——土耳其的經濟總量。如此的天量GDP，意味著新常態下中國經濟每一個百分點的“含金量”早已不同於以往。這意味著即使增速放緩，總的經濟增加量有可能還會不減反增。因此，多位受訪研究者都認為，即使按照低一點的目標，今年的新增量也不會低於去年，經濟發展仍處於活力期。

    在向東看來，雖然預期下調至7%左右，但並不意味著中國經濟增速有可能滑出7%，“中國內在的經濟增長潛力仍十分強勁，只要條件允許，就要蹦一蹦，就要夠一夠，而不會往下走。”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宏觀經濟研究部研究員張立群説，中國經濟在“十二五”期間基本完成了由高增長向中高速增長的過渡。調低經濟增速，是對新常態的主動適應，也是留有餘地的。

    他認為，從國內來看，2015年房地産業將會呈現溫和調整，並逐步趨穩，而新型城鎮化、“一帶一路”、城市群的互聯互通將帶來穩定的投資需求，再加上超過13.6億人的巨大消費市場，都會成為經濟增長穩定的支撐；從國際來看，世界經濟總體上也已觸底了。因此，經濟增速穩定在7%以上的概率較大。

    今年的宏觀調控政策將目標鎖定在穩定和改善宏觀經濟，也就是説要堅持積極的財政政策和穩健的貨幣政策。“一旦經濟滑出了合理區間，調控的手段也有很多。”向東説。

    “適度降低增長預期，則為今年的宏觀調控留出了必要餘地”。張立群認為，適度降速，意味著宏觀調控政策不再以刺激為基調，政府不用緊繃著扮演救火隊長的角色，應對經濟發展的手段更加從容，有助於培育由市場形成的經濟增長新動力。

    中央黨校黨史教研部主任謝春濤分析，作為後發國家，中國一直以經濟增長的高速度換取競爭優勢，雖成就顯著，但也産生了重復建設、産能過剩、環境惡化、地方債務等一系列“後遺症”，阻礙了中國經濟進一步的健康發展。進入新常態後，降低經濟增長預期，既是對科學發展的深刻認識，也是對經濟發展的國際國內環境的清醒把握，今後將更加強調發展的質量，強調創新、環保與結構調整，注重就業和民生改善，這是政府主動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表現。

    何志成注意到，政府工作報告的最大亮點就是將“穩增長”放在了今年經濟工作的第一位，“調結構”放在第二位，沒有提及“抗通脹”，説明中央高層抓住了當前經濟工作的主要矛盾：要通過發展，尤其是健康合理的增長來解決宏觀經濟運行中出現的一系列問題，包括難題。

    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全國人大財經委副主任委員尹中卿分析説，在新常態條件下，我們面臨的最大困難是穩增長，或者説如何處理好穩增長與促改革、轉方式、調結構、惠民生、防風險的關係。“我們不能搞GDP挂帥，不能不顧代價、不講質量和效益單純追求GDP，但也不能不要GDP。實際上，促改革、轉方式、調結構都需要一個過程，經濟發展依然是解決一切問題的基礎。”

    他認為，要把短期目標與中長期目標結合起來，把政策刺激與激發內在活力結合起來，把需求管理與供給管理結合起來。“只有穩定適度增長，才能為全面深化改革、轉變發展方式、調整經濟結構，創造一個寬鬆環境，為解決民生問題創造物質基礎。”

    張立群分析，“穩中有進”，“穩”是指經濟保持中高速增長，“進”就是調結構，使結構更合理。經濟合理穩定增長和結構調整優化，是相輔相成、相互促進的關係：結構調整需要一定的增長來支撐；而結構調整，是為了使生産和市場需求之間關係不斷改善，形成良性循環，從而企業可獲得更大的發展空間，得到市場支持，甚至引領市場需求，進而增加經濟增長的穩定性和可持續性。

    此次政府工作報告，已明確勾勒出中國經濟未來的發展圖景，就是要實現兩個“中高”的雙目標，即經濟保持中高速增長和産業邁向中高端水平。而實現這一目標，則需要打造大眾創業、萬眾創新和增加公共産品、公共服務“雙引擎”。

    向東分析，“雙引擎”將促動中國經濟發展實現動能轉化。一方面，將培育打造新的引擎，即大眾創業、萬眾創新。中國有13億人口、9億勞動力、每年700多萬大學畢業生，30多萬留學歸國人員，激發他們的創業創新活力，就能形成巨大的推動力量，要讓今天新設立小微企業的“鋪天蓋地”成為明天的“頂天立地”。為此，改革必須從便利億萬人投資創業和就業出發，破除各方面體制障礙。

    另一方面，則要改造傳統引擎，重點是擴大公共産品和公共服務供給，補齊公共産品與服務不足的“短板”。今年將啟動實施一批新的重大工程項目，與此同時增加公共産品有效投資，中央預算內投資增加到4776億元，但政府不唱“獨角戲”，政府投資將發揮四兩撥千斤的引導作用，將更大激發民間投資活力，引導社會資本投向更多領域。

    在多位受訪代表委員、研究者看來，中國經濟仍具有著巨大韌性、潛力和迴旋餘地，啟動“雙引擎”將激活潛能。

    從經濟總量來看，儘管中國經濟進入了調整的新階段，人均水平仍然偏低，但總規模上已衝入並穩居全球國力競爭的“第一方陣”，3.84萬億美元的外匯儲備、巨大的國內市場，都是中國經濟保持定力的基礎。

    再從發展潛力來看，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諮詢研究部副部長王軍分析，在基礎設施建設領域，東中西部發展不均衡，東部地區需要升級改造，中西部地區則需要擴大建設，實現覆蓋需求。

    例如，到2015年，中國鐵路通車總里程才僅為美國的一半，中西部地區的鐵路建設更需加力。又如，棚戶區改造、城市地下管道的建設等，都是群眾急需的公共服務，在這些領域加大投入，既是補短板，又能擴大有效需求。

    同時，在技術創新、産品升級換代、環境改善等方面，中國都具有很大潛力和空間；而全面深化改革釋放新的制度紅利、區域發展新部署、“一帶一路”戰略的實施，都將為經濟發展注入強大動力。

    “例如，‘一帶一路’戰略，不僅開拓了外部市場，更挖掘了內部潛力；而包括京津冀協同發展、長江經濟帶、珠江經濟帶在內的多個跨區域發展戰略，更是拓寬了中國經濟發展的迴旋餘地。”王軍認為，十八大提出的“新四化”，即工業化、信息化、城鎮化和農業現代化，則是中國發展的最大潛力。“中國具備保持中高速增長的基本條件，這是中長期經濟穩定增長的潛力。”

    “政府工作報告傳遞出讓中國經濟繼續保持穩中有進態勢的堅定信心，中高速增長可期。相信未來宏觀經濟調控政策將更加精準、更加及時，確保中國經濟能夠再上新臺階。”何志成這樣説。

    繼續釋放全面深化改革紅利

    “政府工作報告生動、接地氣，尤其強調了改革開放是推動發展的制勝法寶，這非常關鍵。”全國政協委員、財政專家賈康説，當前中國經濟發展進入新常態，但“常”還沒有企穩，尤其是在經濟下行壓力背景下，“新”之後如何“常”，是一個要把握好的問題。

    在過去30多年間，中國的發展得益於改革紅利的釋放。在多位受訪代表委員、研究者看來，當前中國已是全球第二大經濟體、最大的工業製造國和貨物貿易國。在新常態下，要保持和穩定中高速增長，就需要比前30多年更加重視以法治精神建章立制，以改革創造制度紅利，保障源源不息的增長動力。

    正因如此，2014年1月至今，中央深改小組共召開十次會議，審議及審議通過40余份規則、方案、意見等重要文件，涉及經濟、文化、司法等領域的重大改革方案、細化意見相繼出臺，並逐步實施。財稅改革、戶籍改革、央企負責人薪酬改革、養老改革、軍隊改革、考試招生改革、公安改革、法院改革、足球改革等一系列深水區改革亦漸次推動。

    施芝鴻説，政府工作報告列出了包括簡政放權、投融資體制改革、價格改革、財稅體制改革、金融改革、國企國資改革等2015年六項重大改革舉措，提出把改革開放紮實推向縱深；並提出繼續推進科技、教育、文化、醫藥衛生、養老保險、事業單位、住房公積金等領域改革。

    “李克強總理説得好，發展需要改革添動力，群眾期盼改革出實效，這需要我們努力交出一份為發展加力、讓人民受益的改革答卷。因此，需要在牽動全局的改革上取得新突破，增強發展新動能。”施芝鴻説。

    而這也是受訪代表委員、研究者的共識。

    張立群認為，在2015年加大簡政放權、放管結合改革力度，仍將是實現改革紅利轉化為發展動能的首要動作。“簡政放權，是調整政府與市場的關係的切入口。當前，有的部門權力放了，有的部門仍不到位，有的明放暗不放，還有的放了權後，後續的事中事後監管、服務工作卻不到位，促進發展的效果仍不明顯。”

    在他看來，簡政放權是一場攻堅戰，也是一場持久戰。尤其在中國經濟爬坡過坎、提質增效升級的關鍵期，迫切需要各級政府打造新常態下的新狀態，積極建立簡政放權、轉變職能的有力推進機制，給企業鬆綁，為創業提供便利，營造公正競爭環境，充分激發市場活力。

    全國人大代表、陜西省省長婁勤儉説，下好簡政放權先手棋，彰顯了以創新破解難題的勇氣和智慧。一方面是以改革的快馬加鞭應對發展的換擋調適，展示了中央將改革與發展相互結合、相互促進的政治智慧，最大程度地激發市場和社會活力，是經濟發展的有力支撐；另一方面是以政府自身革命，進一步破解發展的體制機制弊端和結構性矛盾，體現了中央堅持問題導向、敢啃硬骨頭的堅定決心和勇氣，將為大眾創業、萬眾創新的新引擎注入更大動力。

    全國政協委員、中國電力建設集團有限公司原董事長范集湘認為，“在新常態下，中央頂層設計已經明確，關鍵是系統性的新舉措。而有效提高政府效能，對企業經營具有重大作用。”

    在劉明康看來，全面深化改革釋放的制度紅利，還體現在能不能激活創新活力，實現中國經濟從成本優勢向創新優勢轉變。“在今年的工作部署中，自始至終貫穿了一個詞：創新。世界經驗告訴我們，創新成功是意外，不成功是常態。要推動創新，關鍵在於創新生態體系的建設。”他提出，創新需要強力的激勵機制，包括知識産權等一系列制度的支持，也離不開踏實積累、包容失敗的社會氛圍。“新常態意味著，經濟和社會發展進入了一個新的週期。在這個週期，需要新的宏觀性的變革。這不僅僅是速度的變化，更重要的是體制機制、法律法規的建立健全，甚至文化氛圍的營造與養成。”

    全國政協常委、廈門大學化學系教授、中國科學院院士鄭蘭蓀説，政府工作報告在科技體制改革方面寫得非常具體，抓到了問題的要害。“産業升級，要靠技術，技術必須依靠産學研結合。而當前産學研結合主要掣肘于兩個問題：一是科技評價體制，二是科技成果的所有權，亟待以改革突破梗阻。”

    暖心的民生細節

    織密民生兜底保障網，堅持就業、扶貧雙底線，越是經濟下行和財力緊張，越要把民生放在重要位置。報告提出，不管財力多緊張，都要保證民生支出只增不減，而2014年的民生投資超過了70%。報告中的一些“小細節”更是引起了受訪代表委員、研究者的關注。

    施芝鴻説，在盤點2014年政府工作時，報告用了涉及教育、醫療、保障性住房等多個方面的大量民生數據，贏得在場的代表委員陣陣掌聲。在部署2015年的工作時，一些政策性的承諾令人感動。

    比如，必須毫不動搖鼓勵、支持、引導非公有制經濟發展，注重發揮企業家才能，全面落實促進民營經濟發展的政策措施，增強各類所有制經濟活力，讓各類企業法人財産權依法得到保護。

    比如，完善出口退稅負擔機制，增量部分由中央財政全額負擔，讓地方和企業吃上“定心丸”。

    比如，難度再大，今年也要再減少農村貧困人口1000萬人以上。

    比如，中小微企業大有可為，要扶上馬、送一程，使“草根”創新蔚然成風、遍地開花。

    比如，深入實施知識産權戰略行動計劃，堅決打擊侵權行為，切實保護髮明創造，讓創新之樹枝繁葉茂。

    比如，民之疾苦，國之要事，我們要竭盡全力，堅決把民生底線兜住兜牢。

    比如，暢通農村和貧困地區學子縱向流動的渠道，讓每個人都有機會通過教育改變自身命運。

    比如，人的生命最為寶貴，要採取更堅決措施，全方位強化安全生産，全過程保障食品藥品安全。

    比如，力爭讓最後20多萬無電人口都能用上電，等等。

    “凡是老百姓關心的民生問題，都能在政府工作報告中找到回答，這些承諾收到了在場代表委員五十多次的掌聲。”施芝鴻説，十八屆三中全會、四中全會都把促進社會公平正義，增進人民福祉作為出發點和落腳點，説明越是接近全面建成小康社會，越是要把保障和發展民生作為政府工作的突出方面。

    “應該看到，改革開放三十多年，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十幾年來，中國共産黨堅持把發展作為第一要務，人民群眾是滿意的。但是，對於地區發展差距縮小的速度還不夠快、不同群體收入差距過大、年輕人在職業生涯中垂直上升的社會通道還不夠暢通、關係切身利益的問題解決得還不夠明顯等，群眾仍有意見和需求。”施芝鴻説。

    婁勤儉説，中央更加重視保基本、兜底線，防止平均數掩蓋大多數，深化了民生工作的理論和方針。今年又提出要脫貧1000萬人，而陜西的目標是要脫貧100萬人，去年是脫貧了114萬，佔到全國的十分之一。這是一個沉甸甸的數字。

    當經濟由高速增長換擋為中高速增長時，就業成為關係民生的一個重要指標。全國政協委員、中國人事科學研究院原院長吳江説，新常態下，就業的形勢會更加靈活和彈性化，就業的領域將更多集中于服務行業、第三産業，在能夠整體拉動消費的領域。同時，創業能夠帶動就業。要鼓勵智力密集型的創業企業發展，特別是在邊遠落後地區，更需要少數精英、能人帶動就業。“就業與GDP有一定關聯度，2009年，GDP每增長1個百分點只能帶動80萬～100萬人的就業，而今中國經濟體量大了，GDP增長1個百分點，大體能帶動180萬人的就業。”他預計，今年的就業形勢應與去年持平，而提升就業質量將成為重點。

    全國政協委員、北京市衛生和計劃生育委員會主任方來英説，報告在延續新一輪醫改既定方針政策的基礎上，做出兩個重要承諾：一是，將財政補助標準由每人每年320元提高到380元；二是，把人均基本公共衛生服務經費補助標準由35元提高到40元，這體現出既定政策的延續，是政策成熟的表現。

    同時，報告在提出全面實施城鄉居民大病保險制度的同時，也提出加強重特大疾病醫療救助，全面實施臨時救助制度，“本屆政府在大病政策方面‘精準調控’，政府在大病政策上發力，不僅會讓群眾求助有門、受助及時，更是全社會的定心丸。”

    全國政協委員、中國舞蹈家協會副主席馮雙白認為，報告提出的“倡導全民閱讀，建設書香社會”，從小處著眼，但意義深遠。文化是民族的精神命脈和創造源泉，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需要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需要提供更多優秀文藝作品，而這些都離不開閱讀。“全面建成小康社會，不僅包括物質層面的小康，也少不得精神層面的小康。政府工作報告聚焦書香社會，恰逢其時。”

    “報告中提出的改革舉措，更多的是要讓人民群眾有幸福感和‘獲得感’”，中央黨校教授辛鳴分析説，這意味著政府要更多地放權讓利，這也意味著中國的經濟發展要“動力重構”，即向民生要動力，這體現了中央協調推進發展與民生的系統思維，將以強大的政策動力推動發展與民生的良性互動。

    按下法治政府建設的快進鍵

    要政府工作報告不折不扣地在基層落地生根，需要各級領導幹部的擔當與勇氣。

    “報告圍繞政府自身建設、政府的執行力和公信力提出了許多有分量的新話語”，葉篤初舉例説，譬如，有權不可任性、依法用權、倡儉治奢、權力瘦身、廉政強身等等，是對各級領導幹部的鞭策和要求。

    婁勤儉説，報告為權力再上緊箍咒，按下法治政府建設的快進鍵，充分體現了依法行政的高度自覺。

    一是，用三份施政清單劃定權力和職責邊界，表明了中央依憲施法、依法執政的堅定決心。做到法無授權不可為、法定職責必須為，也為政府職能轉變勾勒了時間表和路線圖。

    此次政府工作報告中，再次明確提出了要制定市場準入負面清單，公佈省級政府權力清單、責任清單。這意味著，簡政放權與規範政府的權力和責任有明確的關係，在全面深化改革和全面依法治國的大佈局下，依法行政應該進一步提升其規範性。瘦身，才能強身，政府放權，才能更大激發市場活力和社會創造力。行政審批事項簡化程序，是用政府權力的“減法”，換取市場活力的“乘法”。

    二是不斷強化對權力的制約和監督，進一步體現了中央更加重視制度建設的法治理念。

    三是切實規範行政和執法行為，顯示了中央確保法律正確、有效實施的落實精神。

    辛鳴認為，關鍵是要有真正為人民謀福祉的決心和願望，把群眾冷暖憂樂放在心上，那麼很多看起來困難的改革，都可以往前推動。“如果對群眾沒有感情，不為人民謀福祉，而公權力特權化、私權化，就可能出現為官不為、廉而不勤，混日子、不作為，甚至貪腐。”

    全國政協委員、中國行政體制改革研究會副會長、國家行政學院教授劉峰認為，政府工作報告並不僅是一年的工作規劃，更應落實到各級幹部的日常工作中來。

    在他看來，各級幹部首先要在思想觀念上適應新常態，對照中央提出的“四個全面”來一次洗禮。要認識到面對新的施政目標和規劃，現有的本領是不夠的，不能固步自封，要有倒逼機制。其次，要切實改進工作方法，不能光是靠熱情，如果老辦法不管用、新辦法不會用，是不行的。第三，要實幹，有了時間表、路線圖、任務書，就要以為人民負責的態度實幹推進。此外，還要有積極的心態，特別是經濟下行壓力較大的時期，要看到經濟社會發展的整體面，尤其是一線幹部更不要被困難嚇倒。

    施芝鴻認為，一份政府工作報告，如此大篇幅寫依法施政、依法行政，如此大篇幅寫依法用權、依法治奢、依法治懶，依法依紀、推進黨風廉政和反腐敗鬥爭，實際上也是政府工作自覺體現“四個全面”戰略佈局，體現出在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的同時，在政府序列各個層面中全面從嚴治黨。（本文整合：袁元；參與採訪記者：王仁貴、韓冰、張冉燃、李紹飛、張程程、屈辰、王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