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5日上午9時,十二屆全國人大三次會議在人民大會堂開幕,聽取國務院總理李克強作政府工作報告,審查年度計劃報告和預算報告。報告中指出，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總體平穩，穩中有進。國內生産總值達到63.6萬億元，比上年增長7.4%，在世界主要經濟體中名列前茅。

2015年經濟形勢如何？GDP增速降低的原因是什麼？為了保持宏觀經濟穩定我國將採取什麼樣的政策手段？中國政府網邀請到了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宏觀經濟研究部研究員張立群，解讀中國經濟形勢，並回答網友關心的問題。

GDP增速降低是什麼原因?

張立群首先談到了GDP增速問題，他説“在我們國家改革開放以來的歷史中是比較低的增長水平。從國際視野來看，我們的7.4%又是不算低的，應該説是名列前茅的。”

張立群對GDP增長速度做了分析，“中國經濟正在從高增長轉向中高增長，從‘舊常態’轉入‘新常態’。”張立群表示，這個變化是一個重大的階段性的改變。這種階段性的改變意味著我們目前觀察經濟增長水平的標準必須要按照“新常態”的新環境來判斷，不能按照傳統思維來判斷。這個“新常態”涉及到國內外發展條件的深刻變化。

對於國內的發展環境，張立群説，“我認為現在也有一些深刻變化。我個人的分析認為很重要的就是城鎮化對整個經濟發展的束縛或者制約作用，在最近幾年開始突出。”張立群認為制約作用主要表現是我們的産業或者是人口轉移。“按照過去城鎮化的模式來看，是向大城市轉移、向大城市集中。但是，這個大城市承載過多的産業或者過多的人口的能力是越來越不足。另一方面，中小城市又沒有及時地成長起來，比如它的公共服務能力跟大城市相比還有明顯差距，它的基礎設施配套水平跟大城市相比還有明顯差距，多方面的原因導致這個産業和人口還不願意向中小城市去聚集。在這種情況下，産業發展空間開始越來越狹窄。産業在城市發展的成本，包括物流成本、房租、地價等等壓力是不斷增大的。”

“另一個方面，勞動力進入大城市受到的約束也是越來越多。”張立群認為，大城市的市場對整個市場的支持力度在減弱，在大城市建設住房的空間日益狹窄。他説，“在這種情況下，由城鎮化的瓶頸制約帶來的國內居民生活改善、消費結構升級步伐的減慢、兩大市場發展速度的減慢也必然傳導到多個市場需求方面，比如對房地産的影響、對汽車工業的影響、對重化工業的影響、對建築材料工業的影響、對裝備製造、能源交通等等多個方面的影響。”

適應“新常態”轉變發展方式

“首先是要適應經濟的‘新常態’。”楊立群説，“既然經濟發展的國內、國外環境條件都發生了深刻變化，那麼我們就要認識新的環境、適應新的環境。所謂適者生存，這是需要我們關注的重要話題。”楊立群認為，適應這樣一個供大於求的市場，企業的發展就必須要從過去的做得多、做得快轉向做得好、做得優、做得省。發展方式的轉變一條很重要的主線就是從粗放的、低水平、低成本的數量擴張轉向集約的質量效益型的或者是清潔的發展。這樣的轉型對於中國的經濟發展，應該看成是重大機遇。

楊立群表示，中國經濟進入“新常態”，國內外的發展環境發生改變，恰恰對中國經濟結構調整、發展方式轉變應該是重大的歷史性的機遇。

“我們要把握這個機遇，在提高增長的含金量上下功夫、在控制發展的代價上下功夫。通過努力，使中國經濟站在更高的起點上，有一個更高水平、更小代價可持續發展的新基礎。我想對於我們來説，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機會。所以把握這個機會，推動發展方式轉變、適應新常態，實際上就是要接受經濟增速的適度下調。從剛剛的分析來看，國內外的需求水平都有所下降，企業的訂單水平也就開始下降。”楊立群説。

貨幣政策在防風險方面還是要有足夠的警惕

關於貨幣走向問題，張立群談到，“我想還是要把穩健的基調把握好，既不能不足，也不應該過度。”張立群分析了風險的控制問題，他説，“如果貨幣政策把握不當，這些資金就可能會注入到這樣一些追逐高收益的方向上去，比如股票市場、債券市場，以高利率吸引高風險的信貸資金擴張是需要警惕的。貨幣政策在防風險方面還是要有足夠的警惕。”

對於今年的貨幣政策走向，張立群談到，“貨幣政策在今年圍繞著保持適度的貨幣供給量，還應該認真做好工作。”他表示，“今年的貨幣政策面對的形勢是非常複雜的，把握好它的力度，難度比較大。當然，貨幣政策從各項操作工具的選擇上，今年的選項是進一步增加的。應該説經過努力，貨幣政策能夠把任務做好。”(傅義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