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華社北京３月１１日電 當“協商民主”在西方還只是一個政治概念時，半個多世紀前它在中國已經紮根，並成為基本政治制度。“有事商量著辦”，這一中國人對協商民主的通俗説法，被賦予新的深意。

今年兩會前夕，中共中央印發《關於加強社會主義協商民主建設的意見》，其中關於七種協商民主渠道的新提法引人注目。

全國兩會歷來被視為觀察中國民主的窗口。透過“協商民主”視角，人們從今年兩會看到了什麼？世界也好奇：中國人怎麼搞民主？

多元渠道齊頭並進

兩會開幕以來，習近平等七位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已經參加了很多個人大代表團或政協界別小組的審議和討論。

“創新是引領發展的第一動力”“環境就是民生，青山就是美麗，藍天也是幸福”……在與代表委員的交流互動中，領導人聽意見、記筆記，暢談對國家和社會發展的想法，成為兩會期間外界觀察協商民主的生動窗口。

“政治局常委作為人大代表出席全國兩會，並到代表和委員中間進行交流協商，可見中共領導人非常注重保持與人民群眾聯絡，並身體力行地實踐社會主義民主。”中央黨校黨建教研部副主任戴焰軍説。

每年政協大會期間舉行的“大會發言”，是政協委員就國家和社會事務發表意見，行使民主權利參政議政的重要載體，被稱為“協商民主的講壇”。今年政協大會連續三天舉行大會發言，數十位委員登臺。

“推進我國人工智慧跨越發展，由國家相關部門投入專項資金，主導設立‘中國大腦’計劃。”在９日的首場政協大會發言中，百度公司首席執行官李彥宏委員這樣建言。

“聆聽者”不僅有全國政協領導人、２０００多名政協委員，還有中共中央、國務院領導以及有關部委的負責人。

“中央財政用於科技資金的管理制度已經進行了改革，一些科技專利可以提出申請了。”坐在部長席的財政部副部長劉昆這樣回應李彥宏的發言。他表示，“在科技創新領域的財政投資，我們會採用‘賽馬制’，優者勝，而不是‘養馬制’。”

事實上，從政協會議大會發言、常委會會議、雙週協商，到小組討論、提案建議、專題協商、對口協商、界別協商以及提案辦理協商，僅從人民政協這一專門協商機構看，協商民主的方式近兩年更加豐富和具有新意。

而被視為中國協商民主綱領性文件的《關於加強社會主義協商民主建設的意見》，從更高角度和更廣範圍對協商民主進行了定義，明確中國的協商民主包括政黨協商、人大協商、政府協商、政協協商、人民團體協商、基層協商和社會組織協商。

中國人民政協理論研究會副會長李君如説：“中國已進入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決定性階段，加強協商民主建設，有利於擴大公民有序政治參與、更好實現人民當家作主的權利，有利於促進科學民主決策、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也有利於發揮中國政治制度的優越性。”

凝聚共識匯集眾智

協商民主，對全國人大代表、民進中央教育委員會委員吳正憲來説，是一個非常感性的體驗。去年秋天，她和許多代表委員提出的取消中小學擇校建議，在北京實現了。

“這是政黨、人大、政府、政協多種渠道聯合協商的結果。”吳正憲説，當時每遇繞不過去的問題，北京市教委都會請人大代表、政協委員去協商，也會到民主黨派、人大代表、政協委員當中舉辦座談會，還徵求網民意見，最終形成了北京教育新地圖。

全國政協委員、籃球明星姚明今年沒有作大會發言，但他並不擔心自己的意見沒人聽到。

去年他把“建議把體育賽事審批改為備案”的意見，在全國政協舉行的雙週協商座談會上提了出來，這個“小建議”直指體育圈灰色地帶的“大問題”，引起與會的國務院有關部門重視。幾個月後，姚明的建議被國家出臺的《關於加快發展體育産業促進體育消費的若干意見》採納。

“雙週會是一個非常好的機制，讓大家更有效、更定期在一些專業領域建言獻策，避免了兩會期間因提案扎堆而埋沒社會熱點的現象。”姚明説。

中國的協商民主，可以追溯到６０多年前。政協，即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是在新中國成立前夕，由中國共産黨和各民主黨派、無黨派民主人士、各人民團體、各界愛國人士共同創立的。

協商民主是從中國自己的泥土中長出的民主。

觀察者認為，選舉民主和協商民主是中國社會主義民主的兩種重要形式，二者互相補充、相得益彰。從七個方面推進協商民主，是中國深化政治體制改革、發展社會主義民主的“重大戰略舉措”。

重大決策有效發聲

全國人大代表鄭雪君幾年來一直提議的事，今年終於有了著落－－《中華人民共和國立法法修正案（草案）》正在接受全國人大審議，如果通過，鄭雪君所在的城市溫州將擁有立法權。

作為改革“排頭兵”、“試驗田”的溫州，在迅速發展起來的同時，一些新情況、新問題也不斷出現，亟需法律法規來規範、引領。人大代表們多年來建議賦予溫州地方立法權，如今鄭雪君的接力呼籲，離願望實現只有一步之遙了。

“我建議草案第４條‘從國家整體利益出發’改為‘從人民群眾根本利益出發’”、“我建議草案中凡是有‘全國人大常委會提請全國人大代表審議’的後面都再加上一句‘並徵求政協委員意見’”……

全國政協委員董大勝在政協小組討論中，對立法法修正案（草案）一口氣提出了６條意見。

每年兩會期間，來自全國各地、匯聚各行各業的人大代表、政協委員，帶著民意和調研成果，對政府工作報告、最高法和最高檢工作報告等重要文件，以及大會其他重要議題進行充分討論，並提出意見和建議。

這充分體現了社會主義協商民主的重要特徵－－在決策實施之前、決策之中開展廣泛協商，努力形成共識。

規劃每年經濟社會發展藍圖的《政府工作報告》，在起草、制訂過程中都會充分聽取各方意見，進行幾十次“大修小改”。今年，報告起草組徵集網民意見，“創客”、“互聯網＋”等新鮮詞兒就這樣出現在《政府工作報告》中。

人大協商、政府協商、政協協商等各種渠道的協商民主，其力量都來自於真協商。正如習近平總書記強調的，真協商就要協商于決策之前和決策之中，根據各方面意見和建議來決定和調整我們的決策和工作，制度上保障協商成果落地，使我們的決策和工作更好順乎民意、合乎實際。

協商於民協商為民

——黑龍江養老金贍養比達到了１．４２：１。

——現在有養老金當期欠發的問題嗎？

——今年沒問題，但明年、後年可能會出現困難。

——對於養老金的正常缺口，國家會盡力支持。

這是兩會期間，李克強總理參加黑龍江代表團審議時，與省長陸昊代表的一番對話。

從報紙上看到這段對話後，６４歲的瀋陽北方重工集團退休工人裘立權心裏熱乎乎的：“這下踏實了。”

在東北老工業基地，有一個龐大的群體也面臨著養老金贍養問題，這就是“廠辦大集體”的職工。僅遼寧就有幾百萬，成為當地一個重大的民生問題。

在當地代表委員的奔走建言下，遼寧省去年就此出臺了專門文件。此後，國務院也明確提出，力爭用２－３年時間妥善解決東北國企改革的社保歷史遺留問題。

“協商民主，推動了決策民主化進程。”親歷問題解決的全國政協委員、遼寧省政協副主席滕衛平説。

民眾被視為社會主義協商民主的重點。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在中國社會主義制度下，有事好商量，眾人的事情由眾人商量，找到全社會意願和要求的最大公約數，是人民民主的真諦。

一個國家的民主能力，決定了國家的發展潛力。

觀察者指出，中國作為一個大國，本來就千差萬別，人口眾多。經過３０多年改革開放，當下正處於變化空前的社會轉型期和改革深水區，如何凝聚共識、實現善治是重大挑戰，而以商量為特徵的協商民主提供了一把金鑰匙。

在協商民主實踐半個多世紀後，中國提出包括七個渠道的協商民主“升級版”，不僅對本國發展具有重大現實意義，對“如何實現民主”這一世界性難題也是積極探索。人們還記得，中國基層協商民主的生動案例之一－－浙江溫嶺民主懇談會，受到了世界關注。

作為深化政治體制改革的大戰略，社會主義協商民主“升級版”在２０１５年全國兩會上的種種表現還只是一個開始。兩會代表委員認為，協商民主建設要以加強制度化為主要方向，以發揮主動性為關鍵環節，以增強有效性為根本目的，構建社會主義協商民主制度體系，讓“升級版”的協商民主真正“落地”。（記者 李雲路 許曉青 徐揚 倪元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