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華社北京3月12日電（記者 周相吉）每遇重大地震災害，農房損毀往往觸目驚心。兩會期間，一些全國人大代表認為，農房在大災大難面前如此脆弱，不得不讓人深思，他們呼籲破除城鄉住房建設管理“二元結構”，全面提升農村住房建設質量。

    農房質量令人堪憂原因何在？

    全國人大代表、四川省住房和城鄉建設廳廳長何健告訴記者，雲南魯甸地震，造成2萬多戶房屋倒塌、4萬餘戶嚴重損壞，其中絕大部分是農房。汶川地震，所有倒塌的住房中農房佔85%；蘆山地震中遇難的197人全部是由農房倒塌造成的。

    在重大自然災害，特別是地震中，為什麼農房損毀總是最多？何健説，根本原因是城鄉住房建設管理的“二元結構”。城市住房建設在每一個環節都有嚴格的要求和規範，有管理機構、監管機構，從房屋的選址、設計、施工等多方面制度比較健全，房屋質量有保障。“但農村建房就不一樣了，農民選好宅基地，採取親幫親、鄰幫鄰的方式直接修。”何健説，儘管有的農民選好鋼筋、好水泥，但最後卻修了一棟危房。

    全國人大代表趙相革説，很多農村尤其是在丘陵地區，農民一輩子都在修房子，垮了又修，修了又垮，幾乎沒有規劃。這對農民來説，無疑是巨大的財産損失，沒法進行財産積累和傳承。“農房建設管理法律法規缺失，機構和人員嚴重不足，質量監管無任何強制性手段，普遍無規劃選址、無地質勘察、無建築設計、無施工圖紙、無專業施工隊伍、無過程監管和質量驗收。”何健説，這樣建成的農村房屋質量安全無法保障，更談不上抗震設防。

    他山之石，國外農房如何建設管理

    趙相革告訴記者，農村中一代人中至少修２次以上的房子，是相當正常的現象。但他在歐美國家考察發現，很多農村房屋傳了幾代人，都還在使用。那麼，國外的農房是如何建設管理的呢？

    在英國、美國、法國等國家，城市和農村的房屋質量沒有任何差別。城市和農村住房建設從一開始就實行統一的法律法規、建設標準和建設程序。何健説，部分國家如日本、韓國等在歷史上也曾出現與我國一樣的“二元結構”，結果也導致農房存在大量危房。

    何健告訴記者，日本在20世紀50年代、城鎮化率超過50%、人均GDP 5400美元時，頒布了《建築基準法》等涵蓋農房建設管理的30多部法律；韓國在20世紀70年代、城鎮化率超過50%、人均GDP 5800美元時，設立了 “新村運動協議會”，建立了農民主體、政府管理的農房建設管理體制。“各國農房建設管理的路徑雖有不同，但最終要回歸到城鄉住房管理一體化的模式上，這是確保農房建設的質量安全的必然選擇。”趙相革説。

    呼籲儘快啟動建立城鄉住房一體化管理體制

    全國人大代表康永恒告訴記者，農村房屋建築質量包括抗震設防等，沒有專門的部門和人員來管，更缺乏相關的法律和政策。農村建房的設計、施工都比較自由隨意。“農民一般都不會具有這些專業知識。”

    人大代表呼籲，國家要儘早啟動立法工作，從國家層面制定農村住房規劃建設管理方面的法律，對規劃、選址、勘察、設計、施工、驗收、監管機構、法律責任追究等方面做出具體規定，明確農房建設基本程序，從管理制度和管理體制上提供法制保障。同時要出臺扶持政策，加快農房建設管理體制創新改革，建立健全農房建設管理機構和人員隊伍，改變重城市輕農村的城鄉住房建設管理局面；加大農房抗震設防資金投入，研究制定規範農村施工隊伍和鼓勵技術人員下鄉服務的政策措施，為強化農房建設管理提供必要條件。“可以開展試點示範工作，在經濟發達地區和地震多發地率先啟動城鄉住房一體化管理試點，積極探索農房建設質量安全管理模式，為國家立法決策提供依據。”何健説。

    目前，四川省已經在積極的開展探索性的工作。從制定地方法規、加大農村危房改造等方面進行突破。何健表示，這是一種等不得的緊迫感、慢不得的使命感、拖不得的責任感，必須要完成這一功在當代、利在韆鞦的使命。有人大代表認為，要進入操作層面，需要注意減輕農民負擔的問題。“如果提供免費的、切合實際的規劃圖紙和監管，農民肯定會雙手贊成。”康永恒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