繼“一帶一路”、亞投行等倡議之後，全球經濟舞臺上，中國亮出一張新牌——國際産能合作。國務院總理李克強已經成為這一戰略的“超級推銷員”：6月歐洲行推銷中國裝備産能，5月拉美行敲定“兩洋鐵路”。

　　5月，國務院發佈了《關於推進國際産能和裝備製造合作的指導意見》（下稱《意見》），闡述了其對促進當前中國經濟和産業發展的重要意義，明確了主要目標，在專項財稅支持政策、融資支持、仲介機構、政府服務等方面都有突破。這是第一次以國務院文件的高規格形式推進裝備和産能國際合作。

　　國家發改委外資司司長顧大偉向財新記者指出，《意見》可謂政策意圖清晰、重點任務明確且政策措施務實，“提出了18項針對性強、含金量高的政策措施，為中國企業‘走出去’減負添力、保駕護航”。

　　近年，中國已成為最大産品出口國，從輕工機電到高鐵核電，從單一産品到技術資本服務，對外貿易結構正在從過去以貿易、能源資源為主轉向製造業、高科技、航空航天等多元組合，並擴展到更為廣泛的政治、安全、經濟以及社會文化等領域。

　　“裝備走出去和産能合作面向全球、覆蓋面廣，對提高中國的國際聲譽，作用很大。”一位國開行業務發展部人士認為，而中國企業在新一輪“走出去”中，能否與被投資國家謀求雙贏，是戰略成功的關鍵。

　　一種較有代表性的聲音認為，應先做出來一兩個樣板項目，才會讓其他國家更積極參與；另一種則認為，外部環境具備了大規模走出去的機遇，國家鼓勵政策亦逐步到位，“企業自己要練好內功。特別是國企，不能再躺在國家懷裏了”。

　　多位央企高管告訴財新記者，從外部環境看，目前是中資企業大規模走出去的機會，但走出去不應“一哄而起”，“首先看企業自身的準備，不要為了走出去而走出去，你沒準備好，也沒有那個能力，就吃虧吃定了。” 中石化集團公司總會計師劉運表示。

　　中鐵建子公司中非萊基投資有限公司（下稱中非萊基）總經理鄭軍分析，“走出去的確風險很大。各種國際標準都提高了，國際競爭更激烈了，企業挑戰也更大；但國內産能普遍過剩，現在是加快走出去的難得的戰略機遇期。”

　　分析人士指出，關於國際産能合作的新模式思路，一是多打組合拳，將裝備、技術、管理、標準和資本盡可能多地“打包”，與合作對象深度融合；二是改變過去“短單”太多局面，將産能合作、産業鏈形成“長單”；三是中小企業尤其是勞動密集型企業要加速轉向技術甚至高科技服務型産業；四是對一些産能不強、同時國內需求有限的國家，可以為其産品提供一定市場。有取有予，義利結合，才能共同發展。

    全球基建潮

　　國際産能合作目前一大亮點在於，全球基建熱潮給中國帶來了新的機遇。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副主任隆國強表示，歐美發達經濟體的基礎設施需升級；對發展中經濟體而言，基礎設施的建設是工業化、城鎮化的基礎和前提；亞投行的順利建立正反映出全球對基礎設施建設的高度重視。

　　“兩洋鐵路的建成將意味著海洋絲綢之路擴展到拉美。”一位秘魯政府人士如是向財新記者表示。“兩洋鐵路”指的是是指橫跨南美洲大陸，連接太平洋岸及大西洋岸的鐵路建設項目，這是5月李克強訪拉美時最受關注的項目。上海國際問題研究院美洲研究中心副研究員牛海彬認為， “這代表了中拉經濟合作質量的顯著提升，鐵路的建成有望把拉美國家的資源優勢轉化為産業優勢”。

　　“3×3”這一新模式于李克強訪問拉美時首提，即契合拉美國家需求，共同建設物流、電力、信息三大通道；遵循市場經濟規律，實行企業、社會、政府三者良性互動的合作方式；圍繞中拉合作項目，拓展基金、信貸、保險三條融資渠道。與第一組3對應的是此次隨行的優勢企業，有中國中車、中國中鐵旗下公司和多家中字頭的交運、工程類企業；也包括國家電網、中國核工業集團和國家核電技術公司等能源類企業；更涵蓋了多家以“互聯網+”為代表的中國新興企業，如華為、中興通訊、奇虎360、浪潮集團等。

　　顧大偉介紹，去年來，發改委著手推動國際産能合作，從部分國家，如哈薩克斯坦入手，循序漸進，目前中哈、中印（印尼）、中非等産能合作進展積極。

　　拉美多國均顯示出積極性。巴西政府人士告訴財新記者，該模式和巴西發展基礎設施的計劃正好相符；哥倫比亞政府人士表示，哥方期待新合作模式超越貿易，推動對基礎設施、農業和旅遊行業的投資和金融合作；秘魯政府人士稱，“3×3”模式是其理想中所需的合作框架，是雙贏的合作；智利駐華使館經濟商務公使銜參讚貝安之（Andreas Pierotic）表示，智方希望加強基礎設施等領域的産能合作，並透露已和中國討論了不少細節，涉及三個高速或鐵路項目，分別從智利連接到阿根廷、巴拉圭和巴西。

　　繼拉美之行拿下大單後，6月，李克強訪歐，見證總額近700億美元合作協議及合同的簽署，加強核電合作、航空等領域合作。目前，中歐正就“一帶一路”倡議與歐洲基建投資計劃“容克計劃”的對接進行深入探討。

　　“中國企業‘走出去’不再像以前那樣主要做最低端的施工工程。”隆國強近日在國研智庫論壇2015年中國資本峰會上表示，大部分企業已具備總包能力，包括設計、融資、總包合同的實際完成額以每年20%到30%速度增長。“最關鍵的是，中國的水泥廠、發電廠等裝備都跟著這些工程承包‘走出去’，把中國一大批裝備帶到了全球”。

　　産業佈局上，《意見》選擇國內製造能力強、技術水平高、國際競爭優勢明顯、國際市場有需求的領域為重點，梳理了12個重點行業，即鋼鐵、有色、建材、鐵路、電力、化工、輕紡、汽車、通信、工程機械、航空航天、船舶和海洋工程，並有針對性地指出了相應行業“用何種方法走出去更好”。

　　“這12個行業抓得很準，正是國內迫切需要升級轉型的行業，這些産業正是國外需要、國內有優勢，而且具有帶動作用，比如高鐵可以帶動一批項目、貿易裝備、基礎設施建設等同時走出去。”鄭軍稱。這12個行業裏主要是重化工行業，領頭的主要是國企。 “中國企業‘走出去’的第一方陣就是高鐵、核電、電網電力設備，有競爭實力，尤其是高鐵，1.6萬公里里程的營運經驗，沒有其他國家可以做到。”中國區域經濟學會副理事長兼秘書長陳耀分析稱，像鋼鐵、有色、建材、電力設備等行業，中國都有優勢。

　　多位業內資深人士亦強調，優勢産能並非簡單的過剩産能轉移。以非洲為例，它“比中國落後二十到三十年，非洲的建材水泥價格是中國的30倍，這些産能輸出過去恰好是非洲發展階段最需要的，絕非淘汰産能，這符合經濟規律、産業發展規律和國際關係規律”。

    簡政搭臺

　　“中國的資本輸出必須不同於西方資本，要有全球胸懷、全球視野。”在國務院僑務辦公室副主任何亞非看來，國際産能合作要具備幾個條件，一個是兩國之間的政治溝通是否順暢；二是 “要兼顧對方國家的經濟總體發展戰略，不能僅僅從自己單方面盈利性的角度考慮；中國作為發展中大國，將來是要在全球起引領作用，要考慮國家形象和大國責任。”

　　今年以來，中國大力推動國際産能合作的努力，首先體現在政府搭臺，完善各種機制。

　　4月3日，李克強總理主持召開中國裝備走出去和推進國際産能合作座談會，首次提出要推動中國外貿從“大進大出”轉向“優進優出”，形成開放型經濟新格局。在此格局下，不只中國單方獲益，“不僅有利於中國盤活存量資産，也有利於其他國家加快工業化進程、擴大就業，還可以為中國與發達國家合作開拓第三方市場創造更多機遇。各得其所、互利共贏。”他強調，關鍵是要完善政府推動、企業主導、商業運作的合作機制。

　　約一個月後，國務院即發佈了《意見》，提出力爭到2020年，與重點國家産能合作機制基本建立。

　　今年一個明顯變化是，國開行、中國出口信用保險公司（下稱中信保）的信貸、保險額度大幅增加，為企業海外項目大開綠燈，直接點燃了企業海外投資的熱情。“原來項目少，現在業務都忙的來不及做。”中信保浙江分公司人士表示。今年一季度中信保累計實現承保金額1179億美元，同比增長11.5%。

　　“《意見》很全面，真正梳理了以往分散在各部門的政策，並統籌協調在一起，對於中國企業‘走出去’，誰做先鋒、誰做服務保障、如何服務和引導、企業‘走出去’到哪兒，都梳理得很清晰。”鄭軍對此解讀。

　　“發改委也在推進機關定位轉型，要把更多的精力放到事關境外投資全局的重大戰略上去，使企業到境外投資走得更穩、更好。”6月11日，國家發改委副主任張勇在出席中國政府網的“簡政放權”系列訪談時表示。

　　據張勇介紹，從2014年7月到2015年3月，在系統備案企業1000萬美元以上大型境外投資項目共500多個，中方協議投資額將近1000億美元，説明市場活力進一步釋放。同時，發改委借助網上備案系統，向項目單位精準地發佈發展規劃、合作意向、風險提示等相關信息，以解決企業“走出去”信息不暢的難題。

　　此前對外投資審批流程繁瑣、時間往往半年一年，錯過市場最好時機，是國企對外投資中的最大抱怨。“原來最頭疼的是各部委審批，以後看來會好很多，政府改革還是挺快的，但企業期望的更多，管理社會經濟的思想方式應該有徹底的變革，讓市場配置資源真正發揮主要作用。”中紡集團公司總法律顧問張鴻飛告訴財新記者。

　　“《意見》強調‘走出去’的主體是企業，這是不會變的，因為政府不可能干涉企業經營，企業也不能老躺在政府懷裏；政府只是搭平臺，怎樣走的更好，更多是靠企業。”鄭軍稱。

　　隆國強認為，2008年金融危機給中國企業帶來一個在海外低成本並購、整合資源的難得歷史機遇，中國的崛起需要一大批能夠在全球整合資源的中資跨國公司。“更關鍵的是許多企業發展到了國際化經營的階段，需要在全球整合資源”。境外融資難題

　　“現在美元資産價格低，應該是個機會。美元遲早加息。”張鴻飛認為。

　　然而，融資難、融資貴卻是財新記者在採訪“走出去”中資企業時聽到的普遍心聲。除了中石化這樣在境內境外四地上市、在國際上知名度較高的央企，大多數企業融資能力較低，難以在境外獲得融資支持。而中國本土的銀行在全球的網絡還沒有形成，融資支持能力有限。

　　中國水利電力對外公司國際項目技術部一位負責人告訴財新記者，該公司的境外投資主要集中在亞非拉地區，但“簽了很多項目沒有辦法啟動，最大的問題是融資難、融資貴。美元融資成本遠低於人民幣融資，一些海外業主不能接受人民幣融資成本，協議談不下來；融資問題不解決，其他的風險問題都沒有機會遇到”。中國水利電力對外公司是中國水電行業最早參與國際經濟合作的國有企業。

　　由於近年美國一直是零利率、歐洲是負利率，美元貸款年利率一般在1%左右，歐元貸款年利率甚至1%不到；而人民幣貸款基準年利率一般在4%、5%，只有加上中信保出口信用保險支持，人民幣融資成本才能與外幣融資成本相當，但中信保的覆蓋面有限。

　　一位銀行人士亦坦承，工程承包貸款問題不大，但是在境外生産經營類的貸款，銀行比較謹慎，因為銀行在當地沒有網絡，無法判斷當地市場風險；即便境外有分支機構，當貸款規模超出限額時，也難免出現總行和分行互相推諉的現象，總行的理由是無法替分行深入評估這個項目。“這是因為多數銀行總行並未建立可以統管全球各地風險、懂得全球運作的部門。”中國進出口銀行首席國家風險分析師趙昌會稱。

　　據財新記者了解，對於《意見》提及的企業境外資産抵押貸款，目前各家銀行還在研究，尚未有實質性動作。“銀行的境外貸款業務基本上是保本微利，留住客戶存款和一點手續費，主要是為了維護客戶。”多位銀行人士表示。

　　“走出去方面，中國銀行業落後中國企業十年！”趙昌會感嘆道，中國企業走出去，商業銀行應迅速跟上。當前全球經濟版圖正發生巨大轉變，但中國的金融機構嚴重滯後，商業銀行走出去的注意力還集中在北美、歐洲這些發達經濟體。“如果在幾內亞申請設立一家分行，當地人肯定高興壞了”。

　　目前中資銀行中除了中行，其他商業銀行海外資産均低於20%。而摩根大通、匯豐、渣打、法興銀行等國際化大銀行海外資産均佔到總資産的50%左右。

　　中行國際結算部門一位人士坦言，以前中資銀行走出去，主要在發達國家的國際知名金融中心設分支機構，開展結算清算、信用證、銀團貸款等傳統業務，現在是往高風險國家走，銀行謹慎也是正常的”。

　　在農行浙江分行國際部總經理應勤文看來，境外融資困難是中企走出的主要困難。“走出去”的目的國主要是亞非拉，當地信用環境不好，風險大，銀行貸款較謹慎。企業方面，走出去融資需要抵押或保證，而當企業在境外建設初期，在當地拿出抵押品比較難。銀行方面，境外資産抵押成本高，程序繁瑣，境外資産處置變現也較難。國內銀行一般通過開立保函的內保外貸方式、對母公司全球授信等方式幫助企業解決融資需求。趙昌會認為，“主要問題是，中國金融機構滯後，中資企業裏懂金融的專業人才幾乎沒有，談判策略準備不足，不能對方説你融資成本高你就無法應對了”。

　　目前幾家大行及股份制銀行都在“一帶一路”沿線佈局機構、儲備項目，商業銀行也在積極參與。“工行嘗到了甜頭。”一位工行人士表示。截至2015年3月，工行已形成與“一帶一路”戰略所涉國家和區域高度重合的境內外網絡佈局，在沿線18個國家有120家分支機構。工行投行部人士表示，企業在“走出去”時，對銀行的需求廣，除了傳統的存貸匯，還有並購、資本運作、資産保值等新型業務需求，本土金融機構應同步“走出去”。

　　張鴻飛表示，雖然內保外貸方便，但由於資本管制，只能通過貿易方式轉到國內；目前外匯的使用程序還比較繁瑣，建議進一步開放金融體系，特別在人民幣匯率波動頻繁且幅度加大後，資本管制對企業匯率風險影響很大。項目效能幾何

　　“兩洋鐵路項目規模那麼大、中巴走廊3000公里鐵路公路，如果把企業都套進去，將來賠了怎麼辦？企業的投資風險怎麼算？這些項目不是援外項目，也不是慈善事業，要求項目盈利的可持續性。”一位商務部研究院專家表示。

　　對此，商務部人士用“突出問題和風險挑戰”來形容。商務部對外投資和經濟合作司司長周柳軍向財新記者表示，一些國家更加注重扶持本國民族産業的發展，希望幫助解決勞動力就業和轉移技術等問題，對中國的期望值日益增高，當地政府和民間也越來越關注項目的環保問題和對當地的貢獻度；部分國家和地區安全形勢較嚴峻，勞工政策和市場準入較嚴，都制約了裝備和産能合作規模的進一步擴大。此外，來自其他國家、特別是發達國家的外部競爭也日趨激烈，中國企業市場開拓難度正不斷加大。

　　一位中電建總法律顧問稱，國家和企業的願望多，但也是中國單方面願望，需要與國外合作者達成一致，實際中還是要遵循項目談判的基本原則。“宏觀上國家的戰略舉措落地體系尚不健全、微觀上企業綜合能力差距很突出；長期看，企業走出去需要‘便利的融資機制、強健的保險支撐、持續的專業隊伍培育’三大要素，主要因素還是企業自身能力的建設”。

　　中國中小企業研究院副院長陳衍泰表示，多數民營企業在中國國內較少享受到優惠政策支持，市場精神較強，在海外參與市場競爭的能力較強；而國有企業在國內不同程度上享受到政策優先支持，走出去到海外經營，確實要求中國企業培養市場精神，因為海外很難再有國內類似的政策和經營環境。

　　中信保董事長王毅亦稱，從中長期海外項目的角度看，項目普遍金額大、資金回收週期長、融資結構複雜，暴亂、戰爭、主權國家違約、匯兌限制等突發的海外政治風險對“走出去”企業、金融機構提出嚴峻挑戰。

　　在南非標準銀行（中國）董事總經理樊兵看來，中資企業整體對外走出去的能力的確比以前強了，但國外競爭也激烈了；國內企業過去幾年過高的負債率，也壓縮了對外投資能力。另外亞非拉政府的負債率普遍高，按照世行對窮國的減債計劃，該國融資能力也有限。

　　一位國開行高級專家表示，優勢産能走出去不簡單，並非想讓企業走出去企業馬上能走出去，需要工業基礎體系配套。比如南美，有很豐富的鐵礦，但當地沒有焦炭和電力，就要建電廠買焦炭；“去哪買？還要修鐵路運焦炭，如果離市場銷售地遠，成本也上來了；建電廠也要花費很長時間”。

　　他亦表示，過去中國企業“走出去”，主要是兩類：一類是做外貿的皮包公司；一類是做工程承包，“掙辛苦錢，一手交鑰匙一手拿錢；貿易和工程承包都是短期行為，真正走出去投資控股、開拓市場，能在國外市場打出自己的品牌、佔有一席之地，中資企業才剛剛開始，要走的路還很長”。

　　一位國資專家稱，2014年以來國企的投資效率可能還不如2011年。根據中國企業聯合部對中國500強企業的統計，去年虧損的企業有43家，只有一家是民企，其餘都是國企。（記者 張宇哲 王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