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華社香港8月10日電（記者 俱孟軍、顏昊、牛琪）香港特區行政長官梁振英認為，面對日益激烈的國際競爭，香港特區政府在發展經濟方面必須放棄過時的“積極不干預”思維，“適度有為”地引導和配合企業；同時，香港必須抓住機遇，為國家“一帶一路”戰略扮演“超級聯絡人”角色。

    最近一段時間，梁振英多次表示，本屆政府在餘下的兩年任期內，將集中精力發展經濟、改善民生。近日，他在禮賓府接受了新華社記者的獨家專訪，暢談香港如何把握國家“一帶一路”戰略機遇，未來將如何落實自己競選時提出的目標。

    解決住房問題不能半途而廢

    梁振英認為，特區政府因為推動政改而消耗了大量時間和精力，其他許多方面的工作都有所遲緩。要把過去失去的時間找回來，香港時不我待。

    “現在回頭看，過去三年裏用了兩年時間搞政改，所以政改投票結束後我説我們要轉移，把精力投入到經濟和民生上。”梁振英説。

    梁振英認為，香港最大的民生問題是房屋問題。“我們做過一些民意調查，由於房價高、租金高、等候公屋時間長，每次市民最多的是把房屋問題擺在首要位置。”

    為解決長期困擾香港居民的住房問題，梁振英上任以後一直力推增加土地供應和房屋建設落成速度。在今年的施政報告中他提出，在未來五年時間內將有超過7.7萬套公屋落成，其中的2.33萬套將於2015—2016年度完工。

    他強調，增加房屋供應是一個長期工作，不能半途而廢，必須持之以恒。

    在民生方面，梁振英認為本屆政府另一大突破是扶貧。梁振英説，過去兩三年，香港基層居民的收入上漲較快，但收入差距還比較大。本屆政府果斷地首次制訂了官方的貧窮線，定義為工作收入中位數的一半，這是一個比較高標準的貧窮線。對於貧窮線以下的居民，政府採取措施去協助。目前香港貧困人口已減少到100萬以下。

    國際競爭迫使特區政府必須“適度有為”

    香港歷來奉行自由資本主義經濟的發展模式，在發展經濟、改善民生方面，過去一直秉承“積極不干預”理念。而梁振英對此卻有不同見解。

    “我在參選行政長官的時候就提出‘適度有為’的概念，而香港社會各界現在也認同。我提出這一新概念，其中一個原因是香港競爭對手的政府在經濟民生方面都十分積極。”

    梁振英認為，香港經濟發展的潛力很大，既有“一國”的優勢，也有“兩制”的優勢，這是香港需要思考的問題。他表示，香港要和其他地方競爭，不得不考慮政府應該扮演什麼角色、發揮什麼樣的作用。

    關於“一帶一路”這一熱門話題，梁振英透露特區政府正在考慮以合適方式，來進一步參與、推動該戰略。同時，港資企業在海外的發展經驗可供國家參考借鑒，香港企業應發揮自身獨特優勢，為香港、為國家盡一份力。

    據介紹，現在香港研究“一帶一路”主要在三個方面：第一是在“一帶一路”沿線國家中選擇優先國家；第二是遴選合適産業；第三是特區政府推動工作的具體操作形式。

    “香港除了類似李嘉誠先生級別的大企業家外，我們還有很多中小企業家在外面做得很成功，所以我們應該支持他們在海外進一步發展。”梁振英錶示，將繼續積極推動香港企業在海外的發展。為此，下半年他還要率團出訪。

    對於産業的選擇，梁振英説，香港可以“走出去”的産業不僅僅是貿易物流、金融、旅遊、專業服務等本地龍頭産業。比如農業、畜牧業、養殖業以及化工等重工業在內地發展得都很好，完全可以“走出去”。

    至於特區政府推動的具體做法，梁振英透露，正在研究和評估合適的方式，包括是否需要設立專門機構。此外，香港的半官方機構，比如貿易發展局、旅遊發展局，也在考慮怎麼一起“走出去”。香港一些商會、專業團體的力量很大，還可以調動這方面的力量，把他們統籌起來。

    香港要強化“超級聯絡人”的功能

    梁振英自上任以來，一直在向社會各界強調，香港擁有“一國”和“兩制”的雙重優勢，可在內地和世界之間扮演“超級聯絡人”的角色。

    梁振英指出，“超級聯絡人”的作用是雙向的，除了幫助內地企業“走出去”以外，目前特區政府還特別重視憑藉香港優勢吸引外國資金、技術、智力和人才，通過香港到內地發展。

    梁振英錶示，近年來每次到海外出訪，各國對通過香港與內地進行經貿往來和展開其他方面合作的需求和願望非常強烈，讓他感受頗深。

    在4月份舉行的東盟峰會期間，梁振英先後與新加坡、馬來西亞、泰國、緬甸、老撾、柬埔寨等六國首腦進行雙邊會晤，這些國家都很重視和香港的合作，很希望能夠通過香港跟內地發展經貿關係。

    梁振英説，香港的這些作用，如果從轉口貿易數字上是看不出來的。“美國、加拿大、印度賣商品給香港，單子是和香港企業簽的，但貨是直接運到內地的。相當於香港做了中間的擔保。”

    此外，香港的“超級聯絡人”角色不僅是在經濟領域。“香港憑什麼能吸引一些國際一流水平的學術和科研機構呢？我們憑的就是他們非常想與內地合作，想以香港作平臺，瞄準內地。而香港在法治、知識産權、生活方式、語言等方面的優勢也是其中的重要因素。”梁振英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