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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業者，通常沒時間研究創業本身的是是非非。一個多月前，我應邀去中歐國際工商學院演講，主辦方《中歐商業評論》給的題目是“對全民創業熱的觀察與思考”，當時還愣了一下：大眾創業剛開始就要反思了？ 為準備演講，我開始搜資料，多少有些意外的是，確實看到不少對大眾創業的商榷意見。比如説“運動式創新”，“新大躍進”，“政府解決不了就業，就讓大學生創業”，“拿納稅人的錢做創投基金，打了水漂誰負責”，還有“助長浮躁”等説法，不一而足，甚至有經濟學家也在質疑。 南方一本以觀念新鮮著稱的雜誌，9月份的封面報道叫《創業是個什麼鬼？》，其主旨是——在全民“砸鍋賣鐵”創業的狂熱與迷失之中，我們需要來一桶冰。文章寫到： “創業正成為一場全民運動，每個人耳邊都會傳來同學李雷和韓梅梅、同事馬加薪、隔壁老王一夜暴富的創業傳奇。” “人人都想成為中國合夥人，你要是穿得不像一條技術狗，手上沒幾本商業計劃書，不背一台蘋果電腦坐在咖啡館裏，不摁兩下PPT，言必稱痛點、O2O、融資，你都不好意思跟人家打招呼。” “現在就連上個廁所都要‘互聯網+’了，浮躁、炒作、過度包裝、欺騙、偽概念，瀰漫在創業圈，90%的大學生創業失敗，許多人不到一年就死在創業路上——被情懷作死、被團隊分歧內耗死、被投資人虐死、被一根筋的思維蠢死、被巨頭欺負死、被市場鄙視死、被鍵盤俠罵死……” 我也是個互聯網+時代的創業者。對這些質疑，一開始我覺得沒必要回應，因為指責大眾創業的人本身基本不是創業者，不是敢擔風險者，更多屬於“風險中性者”或“風險厭惡者”。但作為一個老媒體人和新媒體創業者，我覺得還是有必要坦率説出自己的看法，也是和那些大眾創業的質疑者們再商榷。 1 “你知道為什麼蘇聯可以讓加加林走進天空，卻不能人民吃上可口的麵包嗎？”
世界第一名航天員：尤裏·阿列克謝耶維奇·加加林 這是上世紀80年代在復旦選修經濟課時，老師提出的問題。 老師的答案是：讓加加林成為走進太空的第一個地球人，可以依靠國家集中資源辦大事的方法解決，蘇聯的體制有能力聚集起優秀科學家集中攻關。而麵包問題是需要分散決策來解決的，每個地方人的口味都不一樣，高加索、莫斯科、西伯利亞，老人、孕婦、兒童，口味千差萬別，只能就近了解，靠無數分散的供應商去逐一滿足，不可能由國家研製出某個超級配方統一解決。 前蘇聯的解體有諸多原因，但不能解決麵包問題，可能是最根本的。 一個國家要發展，在某些領域可以採取集中化的計劃體制；在經濟發展初期，也可以通過産業政策的引導，鼓勵“拿來主義”，走借鑒、模倣、引進之路。國家的集中決策和産業引導有一定合理性，但歷史也證明，在具體産業選擇、項目選擇上，政府並不比某個市場中的企業更聰明。誰都無法提前知曉消費者需求的變化，而只能通過市場機制，在千萬個買家和賣家的交易互動中摸索和把握，今天這樣，明天那樣，永在變化之中。 市場經濟之所以越來越複雜，是因為人的需求越來越複雜，越來越個性化。就像彭麻麻在國際舞臺上每一次優美亮相，一個小時後淘寶上就會出現同款服裝，幾十、一百件小批量試水，這需要多麼靈敏的反應速度！怎麼可能由某個層層都要彙報批示的“官僚體系”安排好呢？ 經濟越往前走，模倣空間越小，越需要自己創新。而創業、創新往往都是在一次次嘗試中包括對錯誤的調整中實現的，有時甚至是誤打誤撞找到了一條路，這扇門被關掉別的地方又開了一扇窗。因為是分散決策，有輸有贏有起有落很正常，每個“經濟人”也會及時改變。誰也不會傻到明明碰到南墻，頭還硬往上撞。失敗和調整不是什麼浪費，而是必須支付的創業創新成本。不走市場配置資源的道路，指望政府有個超級大腦洞悉一切，不僅不可能，也是給政府過高期望和過大壓力。歷史上由於政府的某些不合理産業政策，明知南墻也要撞、撞得頭破血流的例子還少嗎？政府應有的職能不在這裡。 2 去年全國“兩會”，李克強參加團組討論時，曾這樣回憶“知青”歲月。 “當年我在安徽鳳陽插隊，當過生産隊的‘頭兒’，也當過大隊支部書記。當時我每天起得很早、睡得很晚，生産隊每個人的生産任務，這個人插秧、那個人挑擔子，都安排得無一遺漏。” “但村裏人還是吃不飽，生産隊缺糧嚴重的時候，甚至需要拿大隊的公章，給村裏的婦女兒童開‘逃春荒’的證明。” “結果呢，承包制一推開，生産隊基本不管了，農民自己種田，想種什麼、該種什麼，自己來謀劃，溫飽問題幾年內就解決了！改革確實是最大的紅利，因為它調動了千千萬萬人的積極性，激發了市場的活力，也釋放了社會的創造力。”
1972年冬，盧灣區，上海市體育館，歡送上山下鄉的知識青年的現場 年輕時的記憶對李克強的影響非常深遠。《求是》雜誌刊登他的文章中，也講到這段故事。 我不知道十年、二十年後的歷史老人在敘述始自上世紀70年代末的中國經濟史時，會不會得出這樣的判斷——這是人類歷史上一次規模最大的創業潮，它在一個人口最多的國家發生，而且持續了五六十年。 有人説，國家解決不了就業問題才讓大學生去創業。解決“就業難”，各方都要努力，但今天難道還要國家分配工作嗎？要知道改革開放是被逼出來的：在農村，是“饑餓驅動”——吃不飽肚子，農民自己解決，就有了承包制；在城市，是“失業驅動”——回城知青那麼多，沒有就業崗位，只能從開飯店髮廊、倒騰手錶服裝、做傢具搞維修的小生意起步。一部改革開放史，也是一部中國創業史。 創業不易，要是能投胎在錦衣玉食之家，一切慾望呼之即可滿足，估計沒多少人要創業。但是，天下最多是平民，而平民百姓要改變命運，要讓自己生存得更好一些、更富裕一些、更自由一些，創業無疑是通途。這種樸素的力量是如此強大，以至再苦再累，一代代的創業者還是跳進去了。這一跳，中國和市場經濟的戀愛就開始了，而且永不分離。 大眾創業，就是把每個人改變命運的自由選擇權交給自己。它是一個新提法，但並不是一個新現象，而是貫穿于整個過去30多年的經濟主旋律。 如果説，改革開放始於放開、下放這“雙放”，那麼今天的“雙創”，可以説是新的歷史起點上，對“雙放”的繼承與再發展。中國要創出新紅利，靠創業；要超越“模倣的陷阱”，靠創新。“雙創”既是經濟活力之源，也是轉型升級之道。 3 上世紀的美國，曾有過“咆哮的二十年代”。從“一戰”後甦醒過來的人們認為，現代科學能化一切為可能，經濟與技術有無限潛力，火車、汽車、電話、無線電，新式消費品，基礎設施擴建，股票投資，人口激增與城市化，這一切使人們堅信一個截然不同的時代即將到來。
時空切換。100年後中國的雙創大潮，以龐大的市場為基礎，以互聯網為抓手，以新興消費和新生活方式為依託，勢如江河浩蕩。這個過程中，政府只是推手不是主體，主體是每一個普通的創業者。2014年，中國一年就新增1293萬戶市場主體（含私企和個體工商戶），今年新註冊企業基本上每天1萬戶。雖然新主體們也要摸索，不可能在短期內成為經濟的主導力量，但假以時日，他們必將成為托升中國經濟的新支柱。 創業的本質，是發現那些能夠更好地滿足消費者需求的機會，並付諸實踐。在實踐中，創業者會“生成”書本上學不到的知識。越多人創業，新生成的知識越多，並逐漸形成連鎖反應和網絡效應。創業機會不會隨著創業者的利用而枯竭，相反，每個機會都會碰撞和創造出另外的機會。從深層次看，經濟增長的引擎不是投資與消費，而是有助於將創業者、企業家的機會進行“資本化”的制度環境和文化環境。是創業創新精神，而非任何種類的資本，才能為經濟增長提供最為根本的驅動力。 雙創也在倒逼改革。歷史上，凡是産權制度薄弱和法治缺失的地方，創業者都會傾向於向管制者尋租，從事“非生産性活動”，或者轉向地下經濟，甚至自我閹割，讓創業精神窒息。可以斷言，如果中國這場人類歷史上的最大創業潮能推動她的偉大復興，那也一定需要一場宏大而深刻的制度變革作為支撐。管多就會管死，放開才能搞活，以敬民之心行簡政之道，中國才能抒寫出波瀾壯闊充滿活力的新篇章。 4 中國已經提出，必須把創新擺在國家發展全局的核心位置，優化勞動力、資本、土地、技術、管理等要素配置，激發創新創業活力，推動大眾創業、萬眾創新，釋放新需求，創造新供給，推動新技術、新産業、新業態蓬勃發展。 從經濟學角度看，今天中國的思路不是不斷做大資産負債表，從而繼續被傳統發展模式鎖定；而是做大做強人力資本，通過發揮每個人的積極性創造性，創造鮮活的、有效的新供給，適應新需求，引領新需求。在這個過程中，經濟資源將更多向新興力量配置、向創造者配置、向未來配置。只要資源配置處於不斷優化之中，就一定能走出除舊布新的時間隧道，迎來新的海闊天空。
從雙創經濟學，還可以導出雙創社會學、雙創教育學、雙創政治學……無論哪個方向，無論哪些領域，都需要以雙創精神尋求突破，擺脫既有窠臼的束縛，創造前所未有的增量。唯此，明天才能更好，我們才能更好。 雙創，是今天我們每個人都可以從中汲取力量的精神基因。 本屆政府面對著中國經濟的增速下行和結構調整，面對著歷史積存的包袱和既得利益的慣性，雖有萬千勇氣，現實中的施政之路也難免有諸多無奈（impotence）。現在談論政府得失為時過早，但我認為，僅憑提出和大力推動“雙創經濟”這一條，就將載入史冊，長久流芳。 我是一個創業者，我的創業感受或許淺薄，但我相信無數創業者都會深深銘記這個雙創時代。中國經濟不只是大船經濟，也是千帆經濟，不只是大樹經濟，也是萬木經濟。萬類霜天競自由，創新型國家才能建成。 創業創新千條路，可以先學再創，邊學邊創，合作眾創，每個人都有參與路徑，不等於都去輟學開公司。但創業創新的精神，應該得到全社會尊重，在全社會弘揚。 作為創業者，我們可能失敗，可能遇挫，但當我們遇到雙創的歷史性機遇時，我們很驕傲做出了這樣的選擇——寧可倒在邁向未來的路上，也不願寄生在對過去的路徑依賴裏。 這是一個有5000年曆史的民族，而我們今天的使命在於，通過創業創新創造，許中國一個更美的未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