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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008年冬，正是金融危機肆虐、人人捂緊錢袋的日子，我和一些中國媒體人到矽谷參觀。有天吃完晚飯坐大巴回酒店，突然在一個街角看到排著長長的隊。陪同我們的英特爾（中國）公關部經理説，這是因為明天9點銷售蘋果的新産品，一人只能買兩部，要憑駕照或社會安全號。 經濟調整總是意味著需求下滑。你可以呼籲政府加大基建投資，減稅刺激消費，降息並支持消費金融，但消費者真會大掏腰包？換句話，什麼東西才值得他們大掏腰包？ 舊金山冬日那個街景，長久地留在我的記憶裏。當然，我的記憶更多在中國。 2009年，一個40歲、年少成名的軟體男和天使投資者，突然想再創一次業。因為恐懼失敗，他選擇了悄無聲息的方式，無廣告，無宣傳，只在各個論壇找了100個種子用戶就開幹了。去年底找他交流，他定的時間是晚上10點半，我離開時已是淩晨1點半，而他還要在辦公室待一會。他是雷軍。
雷軍 2010年，一個已經多次創業的IT男決定再創業。之前他已經辦過“多多友”、“遊子圖”和校內網。2006年校內網用戶量暴增，他沒錢增加服務器和帶寬，只能飲恨賣給別人。但是他引用了溫斯頓•丘吉爾的演講表明自己的態度，“這不是結束，甚至不是結束的開始，而可能是開始的結束。”（This is not the end. It is not even the beginning of the end. But it is, perhaps, the end of the beginning）2007年，他創辦飯否，兩年後被關閉。今年5月我在北京望京的一個咖啡廳和他聊，他説：“敏感的地方我不碰，吃喝玩樂可以吧，我就弄了團購。”他是王興，2010年3月創辦美團。
王興 在幾落又幾起的王興的鼓勵下，2011年，一個曾在阿裏巴巴支付寶工作過的80後年輕人也要創業了。雖然生活在BAT的巨頭陰影下，但他相信如果在細分領域做到最好，一定能打敗巨頭。他經常因為打不到車而誤機，“有一次老家的親戚來北京，定了在7點王府井附近吃飯，他們5點半來電話告訴我在打車了，等到8點又電話問我能不能去接他們。”於是，他想要做一個打車軟體。軟體上線後，“當時北京有189家出租公司，我們定的目標是兩個月內突破1000個司機，結果40天裏還沒有一家出租車公司肯跟我們簽約。”創業4年後他做了一個演講，“努力到無路可走，上天就會給你一扇窗”。他是程維，他創辦了滴滴打車。
程維 …… 不久前艾瑞諮詢發佈了中國Top200獨角獸公司榜，我仔細看了一下，發現80%以上的公司都是2009、2010年和之後創立的。從互聯網到機器人、無人機、影視動漫、O2O、大健康、3D打印……等等，幾乎沒有一個公司曾被列入政府計劃，他們也很少使用銀行貸款，但你也很少聽他們抱怨政策不給力、市場已飽和。 享譽世界的豐田生産模式是上世紀70年代石油危機後顯出威力的，微軟和GAP是經濟衰退期成立的，惠普、德州儀器、寶麗來更是起步于“大蕭條”……所以機會永遠都有，風雨更是洗禮。 2009年，我在《以責任創造新商業文明》一文中説，“真正重要而且長期有效的途徑，還是要依靠企業家創新精神的發揚，從供給、供應的角度，增強對市場的吸引力，創造出能夠激發消費者需求的優質産品與服務。這不僅可以激勵當下的市場，也能促使企業從微觀上建立更加依靠創新的機制與導向。”接觸市場和企業越多，我對自己6年前的判斷越有信心。 2 這幾天，供給側改革成為經濟熱詞。 先是11月10日中央財經領導小組會議上，習近平指出，“在適度擴大總需求的同時，著力加強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著力提高供給體系質量和效率”。接著11月17日，李克強在主持召開“十三五”《規劃綱要》編制工作會議時説，“要在供給側和需求側兩端發力促進産業邁向中高端”。11月18日，習近平在亞太經合組織（APEC）工商領導人峰會發表演講，“要解決世界經濟深層次問題，單純靠貨幣刺激政策是不夠的，必須下決心在推進經濟結構性改革方面做更大努力，使供給體系更適應需求結構的變化。”
APEC 2015 這是很明顯的信號，中國不會放棄從需求側拉動經濟的努力，但將更加著力從供給側入手，讓生産要素的配置更符合市場規律；通過改善供給側、生産端的生態環境，提升企業競爭力，煥發企業家才能，綻放微觀主體活力，滿足新需求，開拓新市場，創造新生機，驅動新發展。 怎樣理解“使供給體系更適應需求結構的變化”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在我看來，2014年12月舉行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已經作了全面闡述。 比如，從消費需求看，現在模倣型排浪式消費階段基本結束，個性化、多樣化消費漸成主流，保證産品質量安全、通過創新供給激活需求的重要性顯著上升； 從投資需求看，傳統産業相對飽和，但基礎設施互聯互通和一些新技術、新産品、新業態、新商業模式的投資機會大量涌現； 從生産能力和産業組織方式看，現在傳統産業供給能力大幅超出需求，企業兼併重組、生産相對集中不可避免，新興産業、服務業、小微企業作用更加凸顯，生産小型化、智慧化、專業化將成為産業組織新特徵； 從生産要素相對優勢看，現在人口老齡化日趨發展，農業富餘勞動力減少，要素的規模驅動力減弱，經濟增長將更多依靠人力資本質量和技術進步。 中國的經濟發展動力正從傳統增長點轉向新的增長點。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有一個大結論，“認識新常態，適應新常態，引領新常態，是當前和今後一個時期我國經濟發展的大邏輯”。 可能很多人覺得這些引述是照本宣科，而在我看來，對從事經濟和創業的人們來説，每句話都抵得上千金萬金。 3 創業數月，我有機會上自北京下至各地，從接近決策層的專家學者、地方官員，到企業家、創業者等各個角度觀察中國經濟脈動，和以前當總編、習慣聽指示的感覺有很大不同。 最大的感受是，對同一個中國經濟現狀有兩種視角和兩種選擇：如果你選擇傳統模式和傳統眼光，事實將比你想象的更令人失望；但如果你選擇新視角和新思維，中國會比你想象的更具生機。 比如，當你了解到中國最大的燈飾批發市場中山古鎮的旺鋪月租已經從高峰期每平方米700多元跌倒35元，當你了解到一些産業如果沒有各種補貼和減免稅等於全行業虧損，當你看到身邊有越來越多的三角債、拖欠款，開發商給建築商的賬期動輒500天甚至兩年，不少企業因為客戶結不了賬、開始貸款發工資……你會覺得悲觀。過去只問增速的經濟模式，不顧效益，不合規律，使很多産能過剩化、劣質化，市場不接受，為了維持只能新債還舊債、負債越來越高。而在以人為本的大背景下，無論從政治還是社會角度，又不可能接受“用市場出清僵屍企業”的強震。 改革藍圖已經繪就，但現實中既得利益和路徑依賴的干擾，總是可以讓改革轉了一圈還是原地踏步，宛如一張舊船票在不斷重復昨日的航程。一位當過政府秘書長的官員對我説：“我們80%的會議，或者説一個會議80%的時間，説是各個部門一起解決問題，實際是各個部門先把自己的責任摘清。權力最好是自己的，責任最好是別人的。” 用經濟學語言説，中國問題的根本是人口紅利下降，不僅勞動年齡人口占比下降，而且勞動年齡人口絕對數過去三年也下降了800多萬。通俗些説，就是中國勞動的人少了，掙錢的人少了，儲蓄率必然下降，投資率相應也會下降。所以，經濟增速一定會下臺階。 再進行需求分析：投資，包括基建、房地産、製造業，會回到個位數增長，房地産2013年創下的13.06億平方米的銷售面積已是巔峰，不可能再回去；進出口，雖然經常項目順差還很大，比如今年第三季度就有4241億美元，但這是因為內需不足，進口量價齊跌，所以是“衰退型順差”，總之出口發動機不怎麼靈了；消費，唯一的平穩增長點，增速保持在10%以上，但比以前也下了臺階，更不能指望會大增。
最後開藥方。有人説降息降準還有空間（其實降了好幾次，效果如何呢），有人説減稅恰逢其時（看看財政部網站上的各種公共支出數據，要花的錢越來越多且不可逆，減稅空間有多少呢），有人説銀行要努力扶持中小微企業（銀行有效需求不足，但同時不良率已在反彈，風險控制怎麼辦呢），有的説要大力發展直接融資（一輪非典型牛市的起落，留下的麻煩還少嗎），有的説房地産要進一步放鬆（其實現在限購的只有4個城市了），有的説地方政府不作為，現在是“中央踩油門、中間挂空擋、地方踩剎車”（去問問地方政府官員，在土地財政、招商引資、投融資平臺三大傳統支柱都今不如昔後，縱然有項目哪來資金啟動呢）…… 本來大家的共識是政府轉變職能，少干預，當好裁判，但在我參加的各種會議上，我發現大部分發言的實質，還是要政府和政策的“插頭”——只是説不要插到別人那裏，要插到我這裡，我更重要。全民呼籲要加大教育、醫療、文化投入，其實這中間也有多少浪費和投入不經濟呢？我曾在貧困山區看到，因為缺少生源幾校合併，有的新學校建好不久就空置，有的電腦室堆滿了愛心企業捐贈的聯想和戴爾，卻根本沒打開過，因為當地還沒有網線。
如果這樣看中國經濟，你會覺得，就算頂層有設計，高層有決心，但對著環環相扣、處處掣肘的積塵泥沼，每走一步都不容易。於是我們只好自我安慰，我們還是全球大型經濟體中發展最快的，我們的人均GDP只有美國的1/7，收斂空間還很大。以上都對，相比起來中國真的還不錯，但就到此為止了嗎？ 4 讓我坦率説出自己的看法——供給側改革的提出，意味著不要再指望政府在需求端大有所為，刺激需求的政策空間已經不大。説透點，就是政府已經承認它不願再像過去一樣出牌了，比如看到企業存貨太多就出政策幫助消化。現在，在需求端，政府的牌不多了。 今天的果來自昨天的因。過去增長得太快，其中包含相當多的無效（無回報）、低效（效益差）和負效增長（污染型增長）。增長形成了資産，資産的另一面是負債。中國的負債水平不能再擴張下去，所以也別再指望政府或通過透支政府信用去實現擴張。 中國經濟的下一張牌在哪？在我們每一個人手裏。中央政府準備把發牌權交給供給方的微觀主體，雖然，可能很多部門未必願意。 中國版的“供給革命”其實已經拉開序幕：簡政放權、減少管制、破除壟斷、改革國企，優化公共服務、降低交易成本、改善營商環境、加大開放力度等等，這些都是供給端的改革。但從構建一個真正公平的市場環境、建設法治化的市場經濟角度看，我們還有很長路要走。 我們來舉個例子，360公司創始人周鴻祎不久前公開撰文，説360做手機已經投了20多億元，想從中切出一小部分股權向普通人開放。眾籌不僅是融資，更是用戶策略和營銷策略。但根據公司法，非上市公司股東不能超過200人，根據證券法，向不特定對象發行證券或向特定對象發行證券累計超過200人的，都算公開發行證券，必須通過證監會或國務院授權的部門核準。這樣一來，使得向普通人開放股權的設想難以實施。 互聯網公司員工很多都有股票和期權，引進高管一般都是底薪下降、授予期權，靠將來上市獲得高回報。但按現有規定，員工出售期權所獲收入要按個人所得稅徵稅，最高稅率45%。雖然員工一次性出售期權賺了不少錢，但他或許前五年甚至十年一直拿著低工資。 由此可以看出，一旦改革涉及到深層次的觀念和法律，就知易行難。中國版“供給革命”能走多遠，我們樂見其成，但也不能盲目樂觀。 5 幾個月來，每當參加坐而論道的會議，我總是對中國經濟憂心忡忡。而每當我接觸活生生的創業者和企業家，精神狀態又會復活。不是説現實的經濟沒有問題，而是説，在創業者和企業家那裏，你能看到拼搏的努力，對未來的信心，以及巨大的機會。 就拿我創業探索的自媒體領域來説，我最近接觸過的好幾個例子，比如羅輯思維、吳曉波頻道、一條，創業不過一兩年、兩三年，估值都達到了一兩億美金，有的公司十幾個人創造的利潤比上海任何一家報紙的年利潤都高（《上海證券報》除外）。不要歸咎於市場不識貨，問題是，今天大量的內容生産機構，真的理解80後、90後、00後的傳播需求嗎？這三個世代有5.5億人，是一個多麼龐大的新市場。想過沒有，如果用戶被我們遺忘，用戶就會把我們遺忘？
那麼問題出在哪呢？ 中信出版社2004齣版的《在增長的迷霧中求索》（威廉•伊斯特利）中説，“增長沒有對任何（標準宏觀）公式做出反應，就是因為這些公式沒有注意到經濟學的基本原則：人會對激勵做出反應。”
傳統機構和傳統體制下，出眾的人才很多，但是得到的激勵並不是市場化的，也無法持久，所以很難成為創業者的搖籃和企業家精神的沃土。 彼得•德魯克在研究發現，美國1965到1985年間就業人口不斷增長，完全打破了每50年一個週期的“康德拉傑耶夫經濟停滯”，他進一步指出，是成千上萬的企業家的創新活動避免了經濟大衰退。正是企業家精神與企業家管理，引導著從新創的小企業到通用電氣這樣的大公司，從企業界到大學和醫院，尋求“有目的的創新”，最終形成了生機勃勃的“企業家社會”，創造出“非典型的康德拉傑耶夫經濟週期”。
今年1到9月，中國新增市場主體315萬，同比增長19.3%，註冊資金20.7萬億，同比增長40.9%。在他們眼中，世界上沒有到不了的疆域，只有邁不出的腿。只要敢闖敢創，路總能走出來，而且走得堂堂正正，走向星辰大海。 創業很辛苦，但也很快樂。威廉•鮑莫爾在他的書中講到，以色列前首席科學家認為，以色列如此具有企業家精神的一個原因是，它的人民有一種高度的不舒服感，這主要是他們的人身安全面臨外部威脅所造成的。而在那些過於舒適的社會裏，例如西歐的很多國家，人們可能不情願承擔任何企業家式活動中內含的風險。2004年，一位法國官員寫了一本《嘿，懶惰！》的暢銷書，對不玩命工作的好處大加讚美。這種躲避工作的道德規範是現今西歐嚴重的文化問題，其表現就是主要歐洲國家僱員每年平均工作小時數的顯著下降。 梁啟超的名作《少年中國説》有言：制出將來之少年中國者，則中國少年之責任也；使舉國之少年而果為少年也，則吾中國為未來之國，其進步未可量也；故今日之責任，不在他人，而全在我少年。少年智則國智，少年富則國富；少年強則國強，少年獨立則國獨立；少年自由則國自由，少年進步則國進步；美哉我少年中國，與天不老！壯哉我中國少年，與國無疆！ 作為一個60後創業者，我希望自己用年輕的心，再奮鬥二十、三十年。不做寄生者，要做創造者。因為我確信，只有奮鬥的中國，才能成就先進的中國，偉大的中國。 一條溪流，只要向前流動，就不可能再回到它的源頭。與其花時間在各種爭議和擔心裏，何若起而行，跌一跤也不怕，站起來繼續向前衝。
很多60後都讀過這個句子，上世紀80年代流行的、哈羅德•羅森堡在《荒野之死》中所寫的句子，在中國奮鬥的道路上，讓我們一起共勉—— “一代人的標誌是時尚：但歷史的內容不僅是服裝和行話。一個時代的人們不是擔起屬於他們時代的變革的重負，便是在它的壓力之下死於荒野。”（秦朔）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