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創新體制機制構築新優勢 市場化改革闊步向前

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弗裏德曼曾説過，誰能解釋中國經濟的改革和發展，誰就能獲諾貝爾經濟學獎。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騰飛是一個振奮人心的精彩故事。這個故事的某一篇章，正是從浙江開始的。

浙江是我國率先實行市場化取向改革的重要發源地。30多年前，浙江率先啟動市場化改革，誕生了中國第一傢俬營企業、第一個專業市場、第一個股份合作社。而今，魯冠球、徐冠巨、宗慶後、馬雲……幾百萬浙商，已成為挺立中國改革潮頭的風雲人物。

如今，經濟新常態下，曾經依靠體制機制改革在民營經濟和市場經濟發展中佔得先發優勢的浙江，又一次站在全面深化改革的風口。再創體制機制新優勢，在新的歷史起點上，浙江再出發。

體制改革佔先機

阿裏巴巴為什麼誕生在杭州？馬雲曾説，是浙江對民營企業的支持和創業的風氣造就了自己。

的確，阿裏巴巴幸運地誕生成長在市場化程度較高的浙江。在建立和完善市場經濟體制中，浙江各級黨委、政府較早意識到，凡是該由企業做的、市場辦的，政府絕不越位代勞。

許多老一輩浙商都記得這條新聞：1980年8月，臨海雙港金屬薄膜廠幹部群眾投資入股解決資金困難。當時，《浙江日報》以《雙港區委正副書記帶頭投資辦廠》為題作了報道。

這是一次所有制的重大改革創新。回望歷史，改革開放初期的浙江，類似這樣的創舉，還有很多。

早在其他地方限制甚至禁止興辦私營企業之時，浙江許多地方就已降低準入門檻,城鄉居民均可申請創辦企業。如溫州在家庭工業蓬勃發展初期，便採取讓其自由發展的態度。義烏等地早在20世紀80年代初就提出“允許農民經商、允許從事長途販運、允許開放城鄉市場、允許多渠道競爭”的政策，為自由經商和自由創業創造了空間，從而掀起了滾滾商潮。

對於民間的經濟創新活動，浙江各級黨委、政府在特定歷史條件下通過“先放開後引導、先搞活後規範、先發展後提高”，有效促進了市場主體成長和市場機制發育。

艱難困苦，玉汝于成。多年以來，浙江堅持市場化取向改革，率先構建起相對完善的區域市場經濟體制。放手發動、放膽發展、放水養魚、放寬政策，“不論成分重發展，不限比例看效益”“國家、集體、個人一起上，鄉辦、村辦、聯辦、戶辦四個輪子一起轉”，大膽發展個體私營經濟，積極進行股份合作制改造，大力推進國有集體企業改革，在全國較早形成了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相得益彰的良好局面。

體制機制的市場化取向改革先人一拍、快人一步，使浙江贏得了發展先機、充滿了發展活力。

市場導向增活力

時代的車輪滾滾向前。先行一步的浙江經濟率先進入新常態，面臨新挑戰：人口紅利下降，勞動力成本上升；要素市場發育滯後，資源使用粗放；金融體制固化，對實體經濟多樣化的融資支持不足……

何以解憂？唯有改革。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讓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決定性作用如何體現？歸根到底，是對政府與市場的地位與作用進行科學界定。

從2013年底開始，浙江全面梳理省級部門行政權力，歷經清權、減權、制權3個環節，最終保留4236項列入權力清單，精簡幅度超過六成。2014年，除權力清單外，責任清單、企業投資負面清單、財政專項資金管理清單也先後制定出來。

至今已運行兩年多的浙江政務服務網，是浙江深化政府自身改革的重要載體。它的一個重要功能是記錄權力運行軌跡、公開權力運行流程、確保權力正確行使。同時，全省統一的行政權力運行系統也正在加緊建設，推進行政審批等權力運行流程再造。

經濟增長依靠投資拉動、出口帶動、要素推動的舊模式，資源環境不允許，要素成本不允許，群眾也不滿意。如何破解供給約束？浙江率先開始探索資源要素市場化配置改革，按照“畝産論英雄”的理念，推行要素差別化定價和企業分類指導制度，促進資源要素節約集約利用。

在海寧市，工業企業按照“畝産效益”被分為A、B、C三類，實行差別化地價、電價、水價等，讓有限的資源得到有效利用。目前，全省80%的縣（市、區）建立企業分類綜合評價制度，加快探索土地、能源、環境等要素差別化定價，致力於把各種資源集中到具有優勢的行業，推動經濟轉型升級。

浙江民營經濟發達，但不少中小企業長期以來流動資本主要依靠民間信貸。破解融資難、融資貴，支持實體經濟轉型升級，浙江開展民資發起設立金融機構改革，溫州民商銀行和浙江網商銀行成為全國首批試點民營銀行。

在農村，通過改革賦權激發農民積極性，將權利量化到人（戶），並探索“權隨人走”“帶權進城”，在保障農民權益基礎上，推進“人的城鎮化”。

改革開放相促進

利用兩種資源、開發兩個市場，實現要素全球化配置，開放是浙江市場化改革的另一條路徑。

浙江經濟與世界經濟水乳交融，浙商在全球範圍內配置資源——這是當今浙江開放發展的真實寫照。浙江人意識到，越開放越改革，越改革越開放。以開放倒逼改革，浙江在構建開放型經濟新體制方面也快走一步。

浙江緊緊抓住中國加入WTO的機遇，迅速成為外貿出口大省。浙江外貿不但拉動了本省經濟發展，而且成為帶動周邊內陸省份經濟發展的重要渠道。

進入新世紀，特別是近年來，從産品出口到資本出海，從海外設廠到建設工業園區，浙商緊跟國家戰略，浙江開放發展也進入了新階段。這就更需要全方位推進改革，尤其是加快構建開放型經濟新體制。

對接“一帶一路”國家戰略，浙江體制機制加快創新。中歐班列實現雙向常態化運行，打通了中國東部沿海地區通往歐洲的第一條國際鐵路聯運物流大通道。義烏國際郵件互換局和國際郵件交換站獲批設立。上海自貿區部分政策在浙江複製推廣。落實中央賦予浙江的6項改革任務，《舟山江海聯運服務中心總體方案》獲批。

寧波舟山港加快實質性一體化，設立省海港委，組建省海港集團和寧波舟山港集團，浙江沿海港口一體化發展實質性啟動。舟山港綜合保稅區本島分區封關運行，港口岸線、海域使用權實施統一收儲，建成大宗商品交易中心。

外貿體制改革也在紮實推進。浙江創新開展“一般出口”“直購進口”“網購保稅進口”等跨境業務，簡化企業境外投資項目核準，修訂境外投資項目管理辦法和外商投資管理辦法，對外投資和外商投資環境進一步優化。 （記者　劉樂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