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三改一拆”邁向新征程

全面推進“無違建”創建 全面打響治危拆違攻堅戰
“三改一拆”邁向新征程

2016年12月15日，全省145個拆后土地利用和三改項目集中開工；今年2月20日，全省城中村改造和危舊房治理推進會召開，全面打響治危拆違攻堅戰；2月底，省“三改一拆”辦完成對8地“無違建縣（市、區）”創建工作的考核驗收……

去年底今年初，“三改一拆”動作頻頻。留心觀察，不難發現，密集的動作背後，是這項全省整治大行動正在發生的深刻變化。

經過4年多的克難攻堅，截至今年1月底，全省共拆除6.49億平方米違法建築，2.83億平方米舊住宅區、4.34億平方米城中村、2.26億平方米舊廠區面貌一新。各地紛紛以拆促轉，倒逼産業轉型升級，加快“騰籠換鳥”步伐，為經濟發展注入了新活力。

如今，這場整治行動開始不斷探入深水區、闖出新天地、邁向新征程：從聚焦違建拆除，轉向改、治並舉，全面整治城中村、危舊房；從一項階段性整治行動，轉入全面創建“無違建”，成為各級政府長效保持、長期推進的常態化工作；不僅如此，從大量拆改實踐中提煉的理論和智慧也正在凝結，形成新的浙江經驗。

改治並舉

聚焦民生短板

3月1日傍晚，看著剛收到的微信內容，台州黃岩區天長路舊城改建項目區塊協調人張大汐，終於露出了久違的笑容，“7個區塊中有6個簽約率超過95%。項目快速推進，群眾就能儘快住上新房。”

天長路區塊位於黃岩主城區最繁華地段，卻是當地最典型的棚戶區、城中村。房子多為上世紀80年代前建造，年久失修，危房比例極高，群眾改建願望十分強烈。為了儘快改善居民生活環境，黃岩把城市建設列為今後5年需補齊的六大短板之首。

城中村是邁向城市化繞不開的一個坎，是影響城市有機更新和公共服務高質量均衡化的最大短板和障礙；危舊房嚴重威脅人民群眾生命財産安全，更是當前黨委、政府的心頭大患。在拆除大量違法建築以後，將“三改一拆”的工作重心轉向城中村改造和危舊房治理，聚焦民生短板，已是當務之急、現實所需、群眾所盼。

2013年以來，全省“三改一拆”累計改造城中村4.34億平方米，各地不僅強勢推進，更摸索、形成了“獨門秘招”：溫州連續突破一批老大難問題，市政府周邊存在十幾年的4個舊村和曾經“九進九退”的鹿城涂村老港區，都在短時間內完成拆遷；衢州通過“自願+依法”“城改+危改”“産權+貨幣”等方式，僅2015年至2016年，就完成城中村搬遷改造1.1萬戶，拆遷面積300多萬平方米，不但順利推進改造，更形成了多贏局面。

由拆轉改、由拆轉治、改治並舉。根據統計，目前全省還有1642個城中村需要改造，其中今年將要改造778個。按照部署，這些城中村改造，將在2018年底前基本全面開工，2020年底前基本全面完成。

創無違建

構築長效機制

去年10月以來，安吉縣城管局工作人員郝夢依，每天要接收來自各鄉鎮（街道）和職能部門60個手機終端報送的信息，逐一上傳至平臺。為有效管控違建，安吉建成違法建築管控處置信息化平臺，實現全天候巡查、全時段管控、一條龍處置，至今已辦結違建案件59起，按期結案率達到100%。

“建立信息化平臺，是各地普遍嘗試的探索，目前已經顯現成效。”省“三改一拆”辦綜合組組長郎利民的辦公桌上，整齊地碼著一疊考核驗收總結報告。去年底開始，他所在的工作組，陸續對浦江、淳安、嵊泗、象山、海寧、洞頭、安吉、諸暨等8地“無違建”創建工作進行細緻的考核驗收。

為了建立違建管控長效機制，“三改一拆”開展後，我省就提出創建“無違建縣（市、區）”的目標。創建標準分為“無違建創建先進縣（市、區）”“基本無違建縣（市、區）”和“無違建縣（市、區）”三個等級，層級和標準依次提升。安吉等8地正是經過了多年努力、多輪創建、層層優選，才開始正式申報。

據省“三改一拆”辦工作人員介紹，申報創建“無違建縣（市、區）”的8地，普遍建立了一個管理平臺、一支巡查隊伍、一套工作機制、一系列考核辦法、一項追責辦法，基本形成了違建管控長效機制。“最終通過驗收的，將成為我省首批‘無違建縣（市、區）’。”郎利民説。

無違建創建活動的深入開展，意味著我省“三改一拆”從全方位拆違攻堅，全面轉向建機制、保長效。到今年底，全省各縣（市、區）“無違建創建”工作將實現有機構、有人員、有資金、有政策“四有”目標，形成農村“一戶多宅”防控、城市亂搭亂建防控、農村宅基地保障、基層執法隊伍建設管理等長效機制。到2020年底，我省將實現縣縣基本無違建，建成基本無違建省。

拆改實踐

凝結浙江經驗

2月中旬，省社科院、省委黨校、浙江工商大學的專家們和省“三改一拆”辦、“五水共治”辦、“浙商回歸”辦工作人員坐到了一起，對“拆、治、歸”重點研究課題進行討論和立題論證。

今年初，圍繞浙江近年來的重大實踐經驗，總結推動轉型升級的理論成果、實踐成果和制度成果，省委宣傳部召集專家力量，以“拆、治、歸”為重點進行課題研究。

省社科院專家徐友龍在討論時分析，“三改一拆”拆出了發展空間、拆出了良好環境、拆出了民生改善、拆出了法律尊嚴、拆出了公平正義、拆出了政府公信力，其成效已超出預期，不僅僅是在城鄉面貌改善、倒逼經濟轉型的範疇，更在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生態各個層面形成了複合效應，邊際效益不斷擴大。

“在踐行五大發展理念、建設美麗中國、建設法治中國、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全面從嚴治黨等方面，‘三改一拆’這一實踐載體都為全國提供了浙江樣本。”徐友龍舉例，在加快推動經濟轉型升級中，“三改一拆”以“兩山”“兩鳥”理論為指引，形成“拆、治、歸”組合拳，為踐行五大發展理念提供了浙江樣本；在應對違建上，“三改一拆”中探索出的立法、執法、司法、普法協同的法治浙江建設工作體系，為深化法治中國提供了很好的樣本；在推進社會治理中，堅持依法和方法相結合、破舊和立新相結合，為推進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提供了浙江樣本。“三改一拆”為浙江發展贏得了先機，是浙江幹部群眾合力秉持浙江精神，幹在實處、走在前列、勇立潮頭的創舉，在諸多方面對全國具有樣本意義。

這些源自大量基層實踐的理論，如今又反過來成為修訂現行政策、指導各地實踐的智慧結晶。去年12月，省國土廳下發《關於進一步加強“三改一拆”拆后土地利用工作的通知》（下稱《通知》）。《通知》中，近期可開發的拆后土地，優先納入土地供應計劃；合理安排拆后土地短期利用；支持農村零星土地“化整為零”用於“佔補平衡”；集體土地拆後可用於發展鄉村旅遊、民宿；存量建設用地盤活與新增建設用地計劃分配挂鉤等措施，都比2013年出臺的指導意見更加明晰，進一步突破了拆后土地利用瓶頸制約。（記者 梁國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