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將分享更多機遇”——博鰲聚焦結構性改革的“中國實踐”

新華社海南博鰲3月26日電（記者 柳昌林、王暉余、吳茂輝）中國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成效如何？將給世界帶來哪些機遇？在博鰲論壇這個國際性對話平臺上，結構性改革的“中國方案”和“中國實踐”引起國內外參會人士的廣泛關注。

中國有能力增加有效供給

2016年，中國開始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一年來，以“三去一降一補”為重點任務的改革已經取得初步成效。

去年，中國退出鋼鐵産能6500萬噸以上、煤炭産能2.9億噸以上。中國的供給側改革的進展引起博鰲參會人士的廣泛關注。

“大家針對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已經形成共識，只有改革才能獲取新動力。”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首席研究員張燕生説，從這個角度看，供給側改革的進展非常可喜。

中國人民銀行行長周小川認為，中國去年開始實行的“三去一降一補”政策，減少庫存和債務杠桿率，減少企業的運行成本，努力解決一些結構上的瓶頸問題。

中國經濟發展長期積累面臨的問題主要是結構性問題，面對消費結構升級的新要求，供給結構很不適應。

世貿組織首席經濟學家羅伯特·庫普曼説，全球需求自從金融危機後出現疲軟，中國由原來的主要依靠投資和出口驅動，通過供給側改革轉向主要依靠內需。

“中國有能力進行這樣的轉變，因為中國的價值鏈在向上走，有能力生産高端製造業産品和高端的消費品。”伯特·庫普曼説。

今年是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深化之年，中國將再壓減鋼鐵産能5000萬噸左右，退出煤炭産能1.5億噸以上，淘汰、關停、緩建煤電産能5000萬千瓦以上。

同時重點消化三四線城市房地産的過量庫存，抑制熱點城市房價過快上漲。採取有效措施降低企業杠桿率，減輕企業負擔等。

張燕生認為，今年的著力點跟去年有所變化。“去年在去産能方面比較強調政府的作用，今年比較強調市場、法治和改革的作用。”

供給側改革具有“中國特色”

近幾年來，推進結構性改革獲取新的發展動力成為各經濟體努力探尋的路徑。

周小川認為，就全球而言，都在從貨幣政策轉向財政政策再轉向結構改革，因為金融危機剛開始時，許多發達國家體的債務在GDP中佔的比例相當高，後來主權債務又出現了問題。

“現在很多國家都還在復蘇的道路上，財政改革和結構性改革都有很多的空間，不應該過多地依賴貨幣政策，不需要‘直升機灑錢’。”周小川説。

清華大學蘇世民書院院長李稻葵説，金融危機爆發以後，對於總需求的刺激政策相當於“開胃”，現在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關鍵是增加活力，使得企業願意投資、願意開發新市場。

與會嘉賓認為，在結構性改革中，中國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與西方的結構性改革不盡相同，具有“中國特色”。

博鰲亞洲論壇原秘書長龍永圖説，經過幾十年的發展，中國出現了龐大的中等收入群體，他們需要更高質量的消費産品。但目前中國的産品不能完全滿足消費升級的需求，供給側的結構性問題和矛盾變得非常突出。

龍永圖認為，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不僅僅是要解決生産什麼，更重要的是實現更加高效的生産，“路徑就是創新，因此中國把創新作為五大發展理念之首。”

華夏新供給經濟學研究院首任院長賈康説，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突破了需求管理的局限性，但又不完全否定需求管理，“具有中國特色，是中國的抉擇，是中國理論聯絡實踐的創新。”

李稻葵也認為，結構性減稅、“放管服”、國企改革等中國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措施與西方的供給改革並不相同。

探索解決共性問題的中國方案

全球低增長困境、復蘇乏力的癥結在於結構性改革遲緩。博鰲嘉賓認為，在這種背景下，中國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可為其他經濟體提供借鑒和經驗。

針對産能過剩問題，林毅夫説，全球經濟從金融危機後到現在仍未實現復蘇，整體處於經濟放緩、需求疲軟的週期，在這個週期中出現了一些産能過剩的狀況。

與會人士認為，中國已經明確不會搞超強的經濟刺激，而是將重點放在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上，有利於中國經濟可持續性發展，實現新躍升的中國經濟將繼續為世界經濟注入新動能。

賈康説，G20杭州峰會取得的共識之一就是推進“結構性改革”，和中國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在學理上是一個範疇。

“因此，中國供給側改革實際上已經得到很多國家的認同，大家的共識是全球改革要從提高供給側的質量入手。”賈康説，當然具體到各個經濟體時必鬚根據實際情況“定制化”。

賈康認為，中國供給側改革將對世界經濟産生積極影響，為其他國家提供有益的借鑒，同時也促使中國經濟提質升級，讓世界分享更多中國機遇。

羅伯特·庫普曼説，在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中，中國具備很強的創新能力，中國的高端製造業和高端服務業生産能力將進一步提升，以滿足日益增長的高端消費需求，這種調整將為中國和其他國家開闢新的貿易領域和渠道，國際貿易也能從中受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