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減稅降費將超萬億元——
空前減負激發企業做“加法”

實施減稅降費、減輕企業負擔，是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重要舉措，也是深化簡政放權的關鍵內容。在近年來持續推進減稅降費的基礎上，我國今年提出了為企業減稅降費1萬億元的目標。

在經濟發展面臨較大壓力、改革轉型任務艱巨的背景下，確立萬億規模的減負“大目標”意義重大。當前，一系列減稅降費措施正在發揮出顯著效應，以政府收入的“減法”，換取企業效益的“加法”和市場活力的“乘法”。

萬億減負帶來“真金白銀”

“國家將科技型中小企業研發費用稅前加計扣除比例由50％提高至75％，極大增強了我們加大科研投入的熱情和積極性。”浙江怡達快速電梯有限公司財務負責人楊惠麗高興地説：“今年我們開發上線MES製造執行系統，在一線工人數量不變、生産管理人員減少一半的情況下，生産效率提升了兩成！”

楊惠麗提到的研發費用稅前加計扣除比例提高，僅僅是今年以來國家出臺的諸多減稅降費新政策之一。

在減稅方面，實施了簡化增值稅稅率結構、擴大享受企業所得稅優惠的小型微利企業範圍、提高科技型中小企業研發費用稅前加計扣除比例等6項政策；在降費方面，出臺清理規範一批涉企收費，階段性降低失業保險費率，推進網絡提速降費，降低企業用能成本等政策。這些措施，每年可減輕企業負擔約7180億元。

6月7日，國務院常務會議又審議通過了進一步清理規範涉企政府性收費的政策措施，包括在工程建設領域進一步清理規範保證金；在能源領域清理規範政府非稅收入電價附加；取消工業企業結構調整專項資金；降低無線電頻率佔用費、水土保持補償費等6項行政事業性收費標準，等等。

“這些措施每年又可減輕企業負擔約2830億元，加上此前已確定的減稅降費措施約7180億元，每年合計減輕企業負擔約10010億元，實現全年減稅降費1萬億元以上的目標。”財政部副部長史耀斌表示。

降成本是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重要內容。這一系列減負措施，顯示出多管齊下助力企業降成本的政策目標。“今年出臺的降成本政策發揮出明確而強烈的預期引導效應，通過最大限度地降低企業成本負擔，優化企業營商環境，加大對企業技術挖潛改造和創新能力的支持力度，幫助企業轉型升級。減負1萬億元給企業帶來的是制度紅利和政策紅利，也是實實在在的真金白銀。”中國財政科學研究院研究員程瑜説。

紮實措施推動紅利兌現

要實現萬億元“大目標”，需要具體紮實措施的有效推進。今年以來，營改增繼續深化實施。針對稅率結構不合理、稅收政策和徵管措施不完善等問題，國務院常務會議明確了繼續完善製造業、金融業、建築業等行業增值稅政策，優化稅率結構等措施。財政部、國家稅務總局也出臺了營改增補充政策。

同時，稅務部門貫徹落實國務院“放管服”改革任務，深入推進優化納稅服務，為企業“鬆綁”，為市場“騰位”，營造良好的營商環境。為解決納稅人辦稅過程中的堵點、痛點和難點問題，北京市國稅局推出3類24項行動任務，北京市地稅局制定25項“放管服”具體措施，大力推進簡政放權，推進辦稅便利化改革，全面落實減稅政策。

“今年，我局取消了全部非行政許可審批事項及印花稅代售許可，將城鎮土地使用稅困難減免審批下放至區局。目前，僅保留對納稅人延期繳納稅款核準、對納稅人延期申報核準等4項行政許可事項。”北京市地稅局局長楊志強説。

今年推出的擴大享受企業所得稅優惠的小型微利企業範圍等六大減稅政策，使更多企業享受到減稅紅利。比如，享受所得稅優惠政策的小型微利企業年應納稅所得額上限由30萬元提高至50萬元。位於山東淄博博山區的匯盛網絡科技有限公司成立於2016年6月，當年的應納稅所得額達到了22萬元。“我們本來擔心今年會超出優惠範圍，但獲知應納稅所得額提高了，這讓我們企業可以繼續輕裝上陣。”公司負責人王勇説。

“現在制度性交易成本居高不下，一個重要原因是收費種類繁多、標準不同、家底不清。”程瑜説。6月29日，財政部在其門戶網站上集中公佈了中央和省兩級收費目錄清單，打造全國政府性基金和行政事業性收費“一張網”。財政部明確，“一張網”之外的收費項目，一律不得執行。通過建立和實施收費目錄清單制度，將依法合規設立的收費項目全部納入清單並主動公開，給社會一本明白賬，有助於從源頭上防止各類亂收費、亂攤派。

各地也著力落實各項降費措施，確保收費目錄清單執行到位。河北財政廳有關負責人介紹，今年以來，河北在全省範圍內取消、停徵了27項行政事業性收費，降低了部分收費標準，取消2項政府性基金。經測算，該省共減輕企業負擔近35億元。

深化改革突破重點難點

減稅降費持續推進，取得顯著成果。國家統計局發佈的數據顯示，今年1月至7月，全國規模以上工業企業每百元主營業務收入中的成本為85.72元，同比減少0.04元；每百元主營業務收入中的費用為7.28元，同比減少0.32元。降成本促進了利潤實現較快增長，1月至7月實現利潤總額42481.2億元，同比增長21.2%。

當然，萬億元目標實現過程還面臨一些重點、難點問題，需要繼續通過深化改革予以突破。

“在減稅降費方面，需要權衡財政收支、防範財政風險。”程瑜表示，宏觀層面應對減稅降費政策做好預期管理，在年度預算編制和中長期財政規劃中確定好減稅降費規模；在微觀層面，要在事中事後做好減稅降費的政策評估，跟蹤考察政策的執行情況，及時進行調整。

在很多專家看來，相比稅負問題，更要重視“清費”的問題。“應圍繞當前涉企收費存在的突出問題，按照摸清底數、突出重點、分類規範、創新制度、部門協同、強化監管的原則，通過放開一批、取消一批、降低一批、規範一批，落實出臺的惠企政策措施，取消不合理收費項目，降低偏高的收費標準。”程瑜説。

當前，企業對行業協會亂收費反映較為強烈，國家多次強調要嚴查“紅頂仲介”違規收費。“要推進仲介服務市場化改革，有序放開競爭性服務和收費。同時完善收費監管規則，推出一批制度性、管長遠、見實效的清費舉措，切實降低實體經濟運行成本和制度性交易成本。”程瑜説。

“繼續推進減輕企業負擔是促轉型的關鍵環節。”中國社科院財經戰略研究院副研究員何代欣認為，企業負擔重的原因很多，歸根結底還是沒有理順政府與企業的關係，因此應該繼續加強對政府與企業關係的有序調整。

企業自身的努力也不容忽視。“降低政府稅費是必要的，但降成本最終需落腳到增強企業內生動力上來，根本路徑是通過全面深化改革推進制度創新，形成激勵機制，讓企業發揮其作為市場主體的主觀能動性。”程瑜表示。（記者 曾金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