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億美元量級，算一算美中貿易逆差背後真實的細賬

新華社北京4月6日電 題：千億美元量級，算一算美中貿易逆差背後真實的細賬

新華社記者

美國日前公佈了對華“301調查”徵稅建議清單，涉及我約500億美元出口。中方隨即公佈了對等措施。

貿易逆差一直是美國的“心頭之痛”，美中貿易逆差更是美國多次揮舞貿易保護主義“大棒”的重要原因。已經被算了幾輪的中美貿易賬中，還有哪些不能忽略的事實？這本看似不平衡的貿易賬是否真的不公平？它折射出中美兩國産業發展的路徑，也是兩國未來發展與合作的重要參考。

數字賬：“只見樹木不見森林”導致逆差統計“虛高”

美國時間3月22日，美國總統特朗普簽署了總統備忘錄，宣佈將對中國500億至600億美元的進口産品徵收關稅。徵稅清單將在15天內公佈。

一石激起千層浪。

在貿易不平衡爭端中，被反復提及的中美之間千億美元量級的逆差因其巨大的體量，以及不同的計算結果，被蒙上一層神秘的面紗——

據美方統計，2017年，美中貿易逆差的總額為3752億美元，佔中美貨物貿易總量的47%；

而據中國海關總署統計，這一數字為2758億美元；

美中貿易逆差到底有多大？為何同一個數據出現不同版本？

耶魯大學高級研究員史蒂芬·羅奇説，中美經貿不平衡很大程度上同供應鏈扭曲有關。據經合組織和世界貿易組織的貿易增值計算方法，美國對中國貿易逆差規模至少要減少三分之一。

在全球價值鏈時代，某一産品的生産過程在不同的國家或地區進行，傳統的算法將全部順差都統計在終端産品出口國頭上，無法客觀反映貿易失衡與價值分配。而增值算法，則能真正顯示出一國在價值鏈中的獲利情況。

以蘋果手機為例，按照2009年數字計算，一部在中國組裝製造的蘋果手機批發價為178.96美元，其中僅有6.5美元的價值是在中國産生的，其餘都由美國設計商和韓國、日本等零部件供應商獲得。

也就是説，美國的貿易赤字可以分解為美國對日本和韓國等國的貿易赤字，如果將這部分剔除，當年美國對中國在蘋果手機上的貿易赤字就從19億美元減少到7300萬美元。

英國市場分析機構馬基特集團的研究顯示，從中國出口到美國的蘋果ｉＰｈｏｎｅＸ，其在中國生産的過程僅佔其製造成本的3%至6%。

“我國出口商品在生産過程中使用了從其他國家進口的原材料和零部件，出口額中包含的並不完全是我國的附加值。”商務部研究院國際市場研究所副所長白明説，在中美進出口結構存在巨大差異的情況下，貿易增加值與傳統進出口總值相比，更能準確衡量經濟體間的貿易利益。

長期以來，處於全球價值鏈上的低端位置，讓中國這個“世界工廠”儘管實際獲利有限，但賬面數字卻大大增加。據中方統計，2017年，中國貨物貿易順差的61%來自加工貿易。中國科學院的報告則顯示，以增加值口徑統計的中美貿易順差，比以總值口徑統計的中美貿易順差降低44.4%。

恒大集團首席經濟學家任澤平表示，像蘋果手機這樣的案例還有很多，比如戴爾電腦在上海組裝、波音飛機在天津噴漆等等，這也是為何中國電子類産品對美順差較大的原因。

貿易逆差的數字還掩蓋了中美兩國企業在對方國家子公司的銷售差額。“貿易不是單純的進口和出口，還要考慮跨國公司在當地的銷售情況。”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研究員張茉楠説。

以汽車和手機為例，目前，美國通用汽車在華銷售量高於其本土市場銷售量，而中國目前使用的蘋果手機是美國的兩倍以上，這些都未能在美中貿易逆差統計中得以正確體現。

據中國海關統計，外資企業進出口活動産生的中美貿易順差佔中美總貿易順差的59%，由內資企業進出口活動産生的中美貿易順差只佔中美總貿易順差的41%。

德意志銀行的一份研究報告指出，總銷售差額比貿易差額更能全面體現兩國經濟關係。總銷售差額既包括雙方進出口貿易差額，也包括雙方通過外商投資或設立子公司在目的地國家直接生産和銷售的銷售額。

張茉楠表示，如果扣除跨國公司關聯交易，美國貿易逆差將下降2／3，對華逆差下降30%；扣除在華外資企業出口的因素，美國對華逆差將減少73%。

貿易逆差的統計中，美國統計的口徑也存在問題。專家指出，美國籠統地將香港轉口貿易部分計入中國，但實際上這裡面還有其他經濟體的貿易轉口。而且美國對出口金額按離岸價格計算，進口金額按到岸價格計算，從而將裝卸、運輸和保險等費用的雙倍數額計入美中貿易逆差，這些都是導致貿易逆差數字“虛高”的原因。

中美“數字之差”還掩蓋了服務貿易領域美國對華順差迅速膨脹的現實。美國政府引用的貿易數據只包括貨物貿易，並沒有反映服務貿易，而中國正是美國服務貿易最大的順差國。

商務部數據顯示，過去十年間，美國服務業對華出口增長了5倍，2016年美國對華服務貿易順差達557億美元，約為2006年的40倍。

中國企業對美國服務業的需求增長，在眾多中小型科技企業對美投資中可見一斑。一家位於廣州的光電科技企業負責人向記者表示，2016年以來，這家企業在矽谷地區積極投資設立研發中心，為此支付了超過100萬美元的法律諮詢、金融匯兌和勞動力市場服務費用，“未來我們還會擴大在當地的投資，對美國本土服務業的需求還會進一步增長。”

商務部副部長兼國際貿易談判副代表王受文説，一個國家要買，另外一個國家要賣，所以出現順差逆差，不是政府所能定的，而是由兩個國家經濟結構、産業競爭力等來決定。

“美國貿易逆差的統計數據明顯是‘只見樹木不見森林’。”對外經濟貿易大學教授屠新泉説，一國與一些國家是貿易逆差，與另外一些國家是貿易順差，這是合乎邏輯的，總體貿易平衡才最重要。

利益賬：貿易“不平衡”不等於貿易“不公平”

美國經常挂在嘴邊的“在貿易等方面受到不公平待遇”，常常成為其發起貿易保護主義措施的藉口和工具之一。

然而，貿易不平衡並不等於貿易不公平。

和中國做生意，美國真的吃虧了嗎？

貿易順差反映在中國，但利益順差在美國。憑藉處於全球價值鏈的高端地位，美國成為最大獲益者。以勞動密集型産業為出口主導産業的中國，是美國維持較低通脹率、降低生産成本和促進産業轉型升級的“加工工廠”。

業內人士指出，中美貿易順差確實存在且數額較大，但不代表中國單方面在中美雙邊貿易中獲取巨大利益。大型跨國企業是主要獲利群體，其中不乏美資在華企業。

美國加州大學的三位學者曾于2007年發表過一篇論文，探討誰在全球創新系統中攫取了價值。文章以2005年生産的第三代30ＧＢｉＰｏｄ為例，該産品零售價299美元，産品出廠成本為144.4美元。

零售價與成本價之間相差約155美元，這其中，80美元則作為蘋果公司利潤。中國負責ｉＰｏｄ的組裝，從中獲得的價值僅有0.11美元。

從附加值看，中國獲利最低；從利潤看，跨國公司美國獲利最大。

拿蘋果公司與代工企業獲得的利潤相比，立馬一見高下。2017財年，蘋果營收約為2300億美元，凈利潤為480多億美元，其2017年4季度的毛利率高達37.9%；而作為蘋果手機最大也是最重要的代工企業，工廠主要位於中國境內的富士康集團同年實現營業收入3545億元人民幣，同期凈利潤僅有162億元人民幣，其通信網絡設備業務的毛利率只有13.65%。

“美國跨國公司在華的快速發展正是得益於中國當地的資源、廉價勞動力和廣闊的需求市場，這一點不容忽視。”中國國際貿易學會中美歐經濟戰略研究中心共同主席李永説。

一方面，中國市場對美國企業敞開大門，美國品牌的汽車、手機、電腦等産品在中國隨處可見，另一方面，中國企業對美投資卻頻頻受阻。這樣的不對等開放，是導致貿易失衡的重要原因。

中美的雙邊貿易和雙向投資確實為美國經濟發展作出了不可忽視的貢獻。商務部數據顯示，2015年美中雙邊貿易和雙向投資為美國創造了約260萬個就業崗位，為美經濟增長貢獻了2160億美元，相當於美國內生産總值的1.2%。隨著中國民眾購買力提升，預計到2026年，美對華貨物和服務出口將增至3690億美元，到2050年將增至5200億美元。

在這一過程中，最大的受益者，無疑是美國人民。牛津經濟研究院發佈的一份報告顯示，中國商品出口到美國，使美國物價水平降低了1至1.5個百分點。中美貿易可幫助年平均收入為5.65萬美元的典型美國家庭一年節省850美元以上。

“從全球價值鏈來看，特別是從中美貿易的整體格局來看，美國不僅沒吃虧，還有些‘得了便宜賣乖’。”李永説。如果美國使用單邊貿易保護措施，“美國消費者將成為名符其實的輸家”。

正是由於中美之間形成了這種互相影響、密不可分的利益共同體，一旦貿易戰開打，相關利益方也必將因此而損失慘重。

中國人民大學重陽金融研究院宏觀研究部主任賈晉京指出，通過加徵關稅來試圖削減貿易逆差，相當於美國貿易“生病”，卻讓中國“吃藥”。

“美國政府應正視産生貿易赤字的國內深層次結構性原因，而不能簡單歸咎於經濟全球化和主要貿易夥伴。靠‘牙齒’並不能解決結構性問題，反而可能會把自己咬傷。”他説。

新啟示：貿易戰背後是經濟發展“賽道”的佈局

認為自己受到了“不公平”待遇，就單方面發起制裁，美國單邊保護主義行徑受到了來自國內外各界的反對和指責。

商務部新聞發言人高峰曾指出，美國對中國産品徵稅，這是公然違反世貿組織規則，把多邊貿易體制完全拋在腦後，是對多邊規則的蔑視和踐踏。

ＷＴＯ前總幹事拉米認為，看待貿易，認為出口是好事，進口是壞事的想法是自私的，也與貿易的本質相矛盾。

“將所謂的逆差作為自己的工具，隨意擾亂世界貿易體制規則，這種看似對自己的‘公平’，是對其他國家最大的‘不公平’。”白明説。

在新一輪國際貿易規則重構的過程中，不合時宜的規則要變，但開放包容、合作共贏、平衡發展的理念不應改變；堅持推動貿易和投資自由化便利化，發揮維護多邊貿易體制的作用不應改變。

業內人士指出，降低中美貿易順差需要兩國進一步從對外開放著手，開放和鼓勵服務貿易，放開美對華高新技術産品出口限制，完善貿易自由化機制和市場競爭機制。

貿易為標，實業是本。

“長期依靠廉價勞動力和低環境成本的時代已經一去不返，中國在全球分工的位置必須逐步上移到高附加值生産，充分發揮創新的作用和價值。”任澤平説。

實際上，中國的一些製造行業已經開始發力，基於厚實的産業基礎，龐大的消費市場以及不斷升級的科技與製造能力，已大大降低了貿易對産業發展帶來的不確定性。

中國紡織服裝業正在逐漸找到全球價值鏈新坐標，“走自己路”的模式和産業生態正在形成。不少服裝企業負責人表示，得益於從面料到成衣的全産業鏈條佈局，即使單一加工環節向周邊國家轉移，也不會對企業生産帶來影響。

“從某種程度上看，貿易不平衡，恰恰會幫助我們自身産業升級。”中國紡織工業聯合會副會長陳大鵬説，對於集合上遊研發、設計與優質製造能力的優秀供應商而言，中美貿易摩擦不會帶來實質影響，反而會堅定升級的信心。

中美貿易不平衡的背後是兩國經濟結構差異和製造格局的博弈。

曾經位於産業鏈中低端，充當“世界工廠”的中國，如今也在向製造強國蓄力迸發。以軌道交通、電子信息等為代表的先進製造正在走向全球前列。《中國製造2025》的産業佈局和製造規劃擘畫出邁向製造強國的路線圖，更是給包括美國在內的諸多國家帶來壓力。

“今天的‘設限’，是一場關於明天發展潛力的博弈。”帕勒諮詢公司資深董事羅清啟説，無論是美國國內減稅、讓製造業回流還是對中國信息技術産業提高進口關稅，在知識産權和技術轉讓方面發難設限，都反映出美國的隱憂。

“這是一場關於‘賽道’的佈局。”中國電子信息産業發展研究院院長盧山説，此輪貿易不平衡衝突，也讓我們更加清楚地認識到一些領域的差距，並堅定提早技術積累和産業佈局的決心。

應對貿易戰，最好的辦法是練好內功。

正如中方一直強調的，中國對外開放市場的決心和信心沒有改變，而且更加堅定，不會因為外部的壓力而改變自身的“航向”。

開放與合作，也是新時代下，中美兩國開啟經貿新模式共同努力的方向。（記者 于佳欣、張辛欣、王攀、高亢、陳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