潮涌珠江兩岸闊——改革開放的“廣東實踐”

新華社廣州1月9日電 題：潮涌珠江兩岸闊——改革開放的“廣東實踐”

新華社記者

風起南海，潮涌珠江。

粵港澳大灣區，一個世界級城市群正在崛起。這裡一年創造出的經濟總量突破10萬億元，從廣州、深圳、香港三大港口發出的集裝箱每年超過6500萬標箱。

大膽地試、勇敢地改。向海而生、融匯東西的嶺南文化，孕育了開放兼容、敢於冒險、勇於創新的精神氣質。乘著40年前改革開放的春風，在中國共産黨的堅強領導下，南粵人民邁開了偉大覺醒的步伐。

一場亙古未有的大變革拉開帷幕，一種積蓄已久的力量次第爆發。曾經邊遠、落後的珠三角，一路越過發展的層巒疊嶂，馳騁在天寬地闊的新征程上：以不到2%的面積，創造了全國10.9%的生産總值；以年均增長12.6%的速度，創造了令世界驚嘆的“珠江奇跡”。

“敢闖敢試”創造“珠江奇跡”，從無路可走到走出康莊大道

位於深圳南頭半島的前海，被稱作“特區中的特區”，累計推出制度創新成果超過300項，成為新一輪改革開放的先行先試者。

“就是要到在我國改革開放中得風氣之先的地方，現場回顧我國改革開放的歷史進程，將改革開放繼續推向前進。”2012年12月7日，習近平在黨的十八大後首次離京考察，首站便來到深圳前海。

時隔6年，習近平再次來到這裡，向世界宣示中國改革不停頓、開放不止步。

昔日的一片灘塗，已崛起一座現代化創新城區。這裡，地鐵網線蜿蜒會聚，深港合作築夢未來，制度創新蹄疾步穩。

歷史激蕩交匯，將人們帶回當年的激情歲月。

在中國共産黨歷史性偉大覺醒中，廣東以敢闖敢試的開創精神“殺出一條血路”——

改革開放前，廣東還是逃港頻發的貧窮地區。1978年，深圳農民的年收入是134元，一河之隔的香港新界農民的年收入卻是13000港元。

隨著蛇口建港填海的“開山炮”轟鳴炸響，南粵大地開始綻露新的生機。

敢闖敢試，有賴於黨的領導把舵定向。

廣東省委政研室負責人説，“摸著石頭過河”就是摸著對外開放的實情與規律，但過河也有方向，這個方向就是中央精神、黨的領導。在中央同意給予“特殊政策和靈活措施”後，廣東抓住創辦深圳、珠海、汕頭等特區與發展外貿兩個機遇，通過開放促改革。

敢闖敢試，根植于開眼看世界大膽創新。

經濟特區該怎麼建？深圳市委原副秘書長樂正説，一開始不知道怎麼辦，就學習香港和新加坡。如上世紀80年代初，深圳“七通一平”基建缺錢，借鑒香港做法，探索開展土地使用權“拍賣第一錘”。

第一家外匯調劑中心成立、第一家由企業集團創辦的銀行開業、第一家股份制保險企業創辦……40年來，深圳創出約1000個“國內第一”。

敢闖敢試，來源於勇於探索敢於擔當。

佛山市順德區政協原主席招汝基談及當時的農村改革，至今記憶尤深。“家庭聯産承包責任制推行後，結合順德本地農業特點等因素，不少農戶感覺15年的承包時間太長，順德幹部頂住壓力，將‘長包’改為3至5年‘短包’。”同時，順德還提出農地“投包”制度，以市場化“招投標”方式選擇農地。

在探索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歷程中，廣東以市場導向的超前意識“闖出一條新路”——

1993年順德開始實施“靚女先嫁”的鄉鎮企業産權改革，同時期將56個政府部門精簡為32個，推行“拆廟搬神”的行政體制改革，還進行了社會保障改革和農村改革。

如今，僅800平方公里的順德走出兩家世界500強企業。

“順德從鄉鎮企業起步，看到現代企業發展的瓶頸所在，抓住産權改革不放，理順政府和市場的關係，激發企業發展的活力。”剛剛獲頒改革先鋒獎章的美的創始人何享健説。

大疆無人機受到全球市場歡迎，傳音手機在非洲銷量排名前列，機械臂“新貴”越疆科技海外市場發展迅猛……它們因市場而生，因開放而強。

深圳市南山區委書記王強説，以市場為導向的“創新基因”讓南山在一波波産業浪潮中，“合上了節拍、找到了位置、搶到了機遇”。

在未來的創新發展中，更要體現市場導向。

“市場配置資源已不局限于産品，課題攻關、技術難題都可更加市場化。”深圳市政府發展研究中心主任吳思康説，深圳正探索科研成果攻關的“全球懸賞”制度。

在全面深化改革過程中， 廣東以求真務實的過硬作風“幹出一條實路”——

星聯精密、中南車輪、源田機械……

這個名單還可以列得更長，可是就連當地人可能也不知道家門口的這些企業做的是什麼。

他們是24年磨成亞洲第一的包裝模具商、高端磨輪世界領先者、從零開始堅守17年的機床佼佼者……

他們是各自細分領域的“隱形冠軍”。

這是製造業專業化的一個趨勢，也源於嶺南文化中的務實精神。

廣東省委原副秘書長陳開枝説，那時候有人開玩笑説“廣東悶聲發大財”。證明改革開放的各項事業成就不是等得來、喊得來的，而是拼出來、幹出來的。

在房地産火爆的大行情下，佛山顯得有些“例外”：工業投資高於房地産投資，特別是技改投資大幅增長。

在有著上千年陶瓷、鑄造歷史的佛山，自動化工廠早已取代手工作坊，但匠人精神傳承至今。

黃兵，每天要試吃300口飯的電飯煲試吃員。黃醒民，9年烤了6000多只雞的微波爐測試員。他們是“大城工匠”的代表，受到當地政府的重獎。

“哪怕是做一顆螺絲釘，也要做世界一流的螺絲釘。在轉型升級過程中，我們始終保持定力。”佛山市委書記魯毅説。

2002年，一篇網文《深圳，你被誰拋棄》引發強烈反響，後續的媒體報道還引起了一場關於深圳未來的大討論。

當時被認為是深圳改革發展痛點的科技創新、深港合作等議題，今天看來，都成了深圳的優勢和強項。

“特區在發展過程中，曾面臨轉型的陣痛、成長的煩惱，但正是直面問題，讓特區發展不斷爬坡越坎。”吳思康説，40年來，在求真務實的精神氛圍下，廣東幹部群眾相信“辦法總比問題多”“開弓沒有回頭箭”，勇敢推進實踐創新、制度創新。

人民有所呼改革有所應, 不斷實現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嚮往

在改革開放偉大實踐中，廣東不斷改善人民生活、增進人民福祉，將最廣大人民的迫切需求作為改革的出發點和落腳點，賦予基層敢想敢幹的空間，積沙成塔、集腋成裘，讓群眾創造精神貫穿改革過程，釋放出征服一切困難的磅薄力量。

“遇到新生事物，不忙著貼標簽、戴帽子。正視人民對生存發展的需求，成為廣東改革破冰的重要支撐。” 中國（深圳）綜合開發研究院常務副院長郭萬達説。

以人民所需所急所盼為出發點，最大限度凝聚利益共識，推動改革披荊斬棘——

在清遠氮肥廠原址的一座廠房內，墻上的一塊黑板字跡斑駁，但依稀可見當年“記分計獎”的痕跡。

原清遠氮肥廠廠長王昌浩説：“超額獎勵的效果立竿見影。工人工資翻了一倍，‘上班打瞌睡、下班生如虎’的現象消失了。”

不過，初嘗甜頭的“超産獎勵”很快遭遇反對聲音，面臨“私分國家財産”的指責。廣東省委及時肯定了清遠試行超計劃利潤提成獎的做法並推廣至全省。1981年，國務院發文，要求全國各地推廣“清遠經驗”，搞好工業管理體制改革。

上世紀90年代初，為順利推進國企轉制，順德率先成立德安保險公司，專門負責企業職工養老保險和住院醫療保險，並要求企業轉制時，必須按每人每年600元標準為已離退休人員投保。

“原以為企業産權變動會引發職工躁動，但實踐下來，改革的負面效應比原來預想的要少得多。”招汝基説，“這告誡我們改革必須要讓受損者得到公平對待，才能團結力量凝聚共識，降低改革‘摩擦系數’。”

尊重和吸納基層首創，激發蘊藏在人民群眾中的創造偉力，通過營造容錯試錯氛圍，呵護改革探索的“幼苗”——

深圳1987年率先借鑒香港土地制度對土地使用權進行轉讓拍賣；順德1993年在市鎮兩級企業全面開展以産權制度改革為核心的企業改革。廣大基層幹部群眾“敢為人先”、不懈探索，大大解放了生産力。

陳開枝説，當時不少改革既沒有明確的政策依據，也沒有現成的經驗可供借鑒，但處處以“三個有利於”標準為工作導向，贏得了一心一意搞改革、謀發展的寶貴時機。

深圳、順德最早探索大部制改革，黨政機構精簡、冗繁人員減少，政府直接配置資源的行為大大減少，給了市場更多空間。特別是黨的十八大以來，以“放管服”為核心的行政管理體制改革，激發了大眾創業、萬眾創新的活力，廣東民營經濟主體迅猛增長並突破1000萬戶。

首批來自農民工群體的全國人大代表胡小燕説，在廣東生活工作20年，一個最大的感受是各級政府比較注重傾聽基層的聲音，讓決策“接地氣”。

始終堅持法治護航平衡“多元需求”，健全民主法制提升社會治理水平,凝聚發展合力——

漫步在廣州永慶坊，陽光從紅磚房的屋頂灑落下來，鋪滿麻石的路面光滑平整。

在城市大拆大建中，類似的老舊建築很多一拆不復返。在巨大的利益面前，城市文明傳承與根脈延續如何權衡？

當地成立了由人大代表、政協委員、專家學者和居民組成的共建委員會建言獻計。2015年，政府順應民意，引入社會力量進行城市微改造，使老城區煥發了新活力。

廣東省政府發展研究中心巡視員李惠武説，面對基層利益分化、訴求多元的實際，政府搭建平臺、制定有效的議事規則，讓社區居民充分表達意見，讓民意與政策磨合，尋找最大公約數，有助於推動形成共建共治共享的社會治理新格局。

基層治理見之於細微處，離不開社會組織的參與。廣東逐步加快社會管理體制改革，2011年率先降低社會組織登記門檻，取消登記數量和比例的限制。如今登記成立的社會組織超過6.7萬個，彌補了政府在社區管理上的力量不足，推動了社會治理的專業化。

前幾年，頻發的電梯傷人事故成為安全監管的難題。通過電梯確權明確“首負責任”，建立健全保險賠付機制。經過3年試點，2015年5月，《廣東省電梯使用安全條例》審議通過，成為我國電梯管理的首部地方性法規。

廣東省政府副秘書長任小鐵表示，改革實踐證明行之有效的，及時上升為法律；對於立法條件不成熟，但實際需要先行先試的，及時授權以保證改革在法治的軌道上進行。

開啟改革開放新征程，以改革開放眼光看待改革開放

黨的十八大以來，廣東以習近平總書記 “三個定位、兩個率先”“四個堅持、三個支撐、兩個走在前列”和“四個走在全國前列”系列重要指示精神為統領，開啟新一輪改革開放征程。

“進入新時代，我們奮力把廣東建設成為向世界展示踐行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重要‘窗口’和‘示範區’，在新起點上再創改革新局，把高質量發展的路子走對走實走好。”廣東省委書記李希説。

這是一曲不斷深化改革，推進區域協調發展的壯麗華章——

廣東正在展開“一核一帶一區”發展新篇：珠三角核心區優化發展，粵東粵西成新增長極與珠三角城市群串珠成鏈，形成沿海經濟帶，粵北以生態優先和綠色發展為引領在高水平保護中高質量發展。

在珠三角，更寬更長的創新通路正在徐徐鋪開。

一條長達180公里的廣深科創走廊正在形成，連接廣州科學城、東莞松山湖、深圳高新區等10個核心創新平臺，以及廣州國際生物島園區、深圳灣超級總部基地和東莞中子科學城等37個“站點”。

“何處是城市，何處是鄉村”，珠三角的城鄉融合發展應當走在前列。

在粵東西北地區，有的農村面貌還趕不上中西部，這是全面小康進程中必須啃下的“硬骨頭”。

硬底化村道被拓寬，一盞盞路燈隨山就路蜿蜒而去……

走進粵北山區的南雄市瀾河鎮葛坪村，一片欣欣向榮。近年來，在精準扶貧和鄉村振興戰略等政策扶持下，葛坪村發展起涼粉草、柑橘種植等産業。擔任村“第一書記”的扶貧幹部謝雲峰説，村民從“要我富”到“我要富”變化明顯。

推進區域協調發展，新模式正取得新突破。

2018年12月16日，深汕特別合作區揭牌。合作區將不再由深圳、汕尾兩市共管，而是轉由深圳全面主導，因此也被認為是深圳新增的一個區。

廣東省委黨校教授陳鴻宇説，在體制機制調整帶動下，這一“飛地經濟”新模式，有利於發揮深圳對粵東地區的帶動和輻射作用。

這是一幅持續對外開放，加快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的宏偉畫卷——

在深圳創業的香港青年謝智衡的“獲得感”更強了。

《港澳臺居民居住證申領發放辦法》近期正式實施。謝智衡説，之前在內地乘坐高鐵買票、取票都比較麻煩，現在如果申領了居住證，坐高鐵就可以自助取票，工作生活都更方便了。

港珠澳大橋貫通，廣深港高鐵飛馳，深中通道、穗莞深城際鐵路等建設持續推進……

南海之濱，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的藍圖正化為腳步堅實的行動。這裡基礎設施互聯互通，從“主動脈”到“毛細血管”無縫對接；這裡制度藩籬漸去，創新“養分”加快“新陳代謝、血液循環”。

更廣泛的粵港澳科技合作正在不斷推進。香港與深圳共建的“港深創新及科技園”已完成規劃程序，計劃2021年開始建設研發中心等工程。

“創新的關鍵是人才，讓粵港澳三地的人才流動起來，就能激發出巨大的動力。”香港中文大學教授、中國科學院深圳先進技術研究院副院長湯曉鷗説。目前，他牽頭組建了聯合實驗室，為深港兩地的研究人員提供合作平臺。

這是以改革開放的眼光看待改革開放，以堅如磐石改革定力發起衝鋒的時代號角——

廣東省社科院院長王珺認為，要辯證看待改革的“變與不變”，以不變的勇氣應對變化的環境。用改革開放的眼光看待改革開放，契合歷史邏輯、順應時代潮流，以更廣闊的國際視野，推動改革實踐探索。

從“單兵突破”到“多點開花”，從“摸著石頭過河”到推進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從“兩個文明”到“五位一體”……更加注重改革的系統性、整體性和協同性。

在中央的頂層設計和總體規劃下，廣東把承接和落實試點任務作為在全面深化改革中繼續走在前列的重要抓手。2014年以來承接中央部署的改革試點112項，總量居全國前列。

彈指一揮間，滄海變桑田。

從蛇口東眺，100多年前，首批歸國留學生詹天佑督建的羅湖橋，連接粵港兩地。

從蛇口西眺，港珠澳大橋如一條巨龍飛騰碧波之上，以氣貫長虹的“中國跨度”，展現當代中國的雄健風采。

珠江之水滾滾向前，南海之潮浩浩蕩蕩。

伶仃洋畔，廣州南沙、深圳前海、珠海橫琴三個自貿片區如珍珠散落其間，新一輪波瀾壯闊的改革大潮正澎湃而起。（記者徐金鵬、趙東輝、葉前、孫飛、周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