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要再用‘最低’這樣的詞描述增長速度啦。”日前，在關於宏觀經濟運行政策吹風會上，主持人對媒體説，在當前經濟結構仍然處在調整狀態的大背景下，要用長遠眼光分析中國經濟，切忌“把話説得太滿”。

    今年從一季度開始，中國經濟的波動性持續增強，儘管季度增速數據波幅微小，但經濟速度的放緩已日趨明顯，以中高速增長為特徵的“適應經濟發展新常態”，逐步成為了全社會的統一共識。

    然而，“新常態並不會從天而降，適應新常態的過程，也不會是閒庭信步，更不可能一帆風順。”在接受《瞭望》新聞週刊記者採訪中，權威研究人士當前最擔心的，還不僅是轉軌新常態過程中經濟速度下降可能帶來的發展困難，“建立在過去兩位數增長速度上、追求規模和數量的發展思路和工作方法，能不能適應7%甚至6%的新形勢？”

    “對我們全黨而言，這是又一次巨大考驗。”他認為，對執政黨的各級幹部而言，這可能是新中國成立以來第三次發展思路的大轉折。第一次是從革命戰爭轉型到建設國家，第二次是從計劃體制轉型到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第三次是從規模發展轉型為質量發展，“同前兩次一樣，這一次也沒有現成的方法可以拿來，現實環境和發展條件都是全新的。”

    目前，許多在各級部門和地方幹部中的“規模發展大師”，已經表現出了較為普遍的“水土不服”。本刊記者調研中了解到，某些經濟部門，面對複雜局面只會用“一刀切”的總量調控，乃至出現“孩子和臟水一塊兒潑出去”的現象；某些地方政府，沒有土地和資金就不會搞發展，仍然傾心於“大發展=大投資”的“一招鮮”，甚至一些地方出現挂深化改革“羊頭”、賣投資擴張“狗肉”的現象等等。“這都是工作思路不適應新環境的突出表現”。他説。

    在全球大調整中，“相比世界諸國，我們在資金、技術和發展潛力上具備較為雄厚的支撐條件，尤其是三中全會‘深化改革’《決定》和四中全會‘依法治國’《決定》兩份重大制度改革的部署，使得中國改革發展大調整在戰略部署上，已經走在了世界前面。”這位權威人士認為，現在主要矛盾就集中在能否在貫徹執行上儘快“適應經濟發展新常態”這個嚴峻挑戰。

    而所謂的“適應”，在他看來，一方面是全社會諸行業領域的生産力，調整各自內部生産關係以適應新發展環境；另一方面則是具體政策制定和執行部門，切實領會和貫徹兩個《決定》的精神，在工作思路、發展理念、思想理論乃至心態上，根據“新常態”的現實調整方向與方法。

    新常態面臨機遇“窗口期”

    “中國已經再沒有‘8’的時代了。至少未來的五年規劃再沒有‘8’的時代，五年平均8%的時代結束了。”接受《瞭望》新聞週刊記者採訪中，國家發改委宏觀經濟研究院副院長陳東琪的判斷直言不諱，明年經濟增長在7%左右，“十三五”時期是6.5%左右，“只有增速下降到一個合適的位置，調整充分以後，才會在一個新週期循環往復。”

    “整個‘十三五’時期是中國1978年以來的超高速增長轉到新常態的轉折期。2020年實現全面小康後的新常態，就是5%～6%的增長。”對這個與“十一五”中國經濟高峰期相比增速攔腰斬半的數據，他認為也難能可貴，“在100多萬億元GDP的基礎上能有這個速度也是非常不錯的局面。”

    “十二五”開局的2011年兩會期間，陳東琪曾為本刊記者測算，2020年中國經濟總量將接近100萬億元人民幣，相當於當期美國GDP總規模的水平，人均GDP提高到美國的五分之一左右，超過1萬美元。那麼，增速減半條件下，百萬億元GDP還能實現嗎？

    “中國經濟總量今年會達到60萬億元，明年會達到65萬億元。6.5%的增速加上2%～3%的CPI，名義增長也達到8%～9%。到2020年，經濟總量肯定會超過100萬億元，大概能到110萬億元。”而且陳東琪認為，十八大報告提出的2020年兩個“翻一番”目標，即使按照目前最悲觀預測的發展速度，也能夠順利實現。

    就GDP而言，按照2014年60萬億元的規模，以6.5%的增速，4年時間就可以實現相比2010年的翻一番目標，即使以6%的最悲觀速度，也只需5年；就人均收入而言，按照2013年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6955元和農民人均純收入8896元測算，未來只要6%（2014年一至三季度為6.9%）的增速，城市居民可支配收入6年就可以實現翻番。農民純收入以8%（2014年一至三季度為9.7%）的增速，只需要4年半。

    這給中國經濟向新常態的調適和改革深化，留出了寶貴的調整空間。陳東琪因此再度強調，“十三五”時期經濟發展的重心不是速度、數量和規模，而是發展質量，這也是新常態發展階段的必然趨勢。

    他特別提醒，如果未來出現的是規模意義上的6%，中國經濟毫無疑義地陷入巨大困境；如果出現的是質量意義上的6%，“那這個增速實現的成果，甚至可能遠超數量意義上兩位數的增長效果。”

    路徑依賴乃最大心障

    然而，轉軌新常態的過程中，一些政策執行部門和市場主體表現得信心不足、底氣不足，甚至駐足觀望。對此，北京大學社會科學學部主任厲以寧為《瞭望》新聞週刊記者分析説，大致主要有三方面原因：

    其一，法治建設仍然滯後，亟待進一步完善。比如，混合所有制經濟改革中，不論是國企還是民企，在具體操作中，其作用、其責任等等仍然缺乏明確的法律依據。厲以寧認為，此次十八屆四中全會《決定》對依法治國的戰略部署，將大大改變這一局面，也將極大增強社會各階層對未來發展的信心。

    其二，只看局部表面現象，而沒有看到深層次變化已經出現。厲以寧印象最深刻的就是，近兩年基層“創業潮”風起雲涌。一方面政府簡政放權措施有力，改善了市場環境；另一方面現在的年輕人主動積極的人生態度和敢於開拓的拼搏精神，自主擇業、自主創業意願強烈。

    他認為，這兩種力量上下合力，是當前“增速放緩、就業反升”這一奇跡的主要原因，也是未來中國經濟成長的重要支撐之一，“如果看不到中國經濟這種深層次的潛質，面對現實壓力，適應新常態的進程如何有定力、有底氣？”

    其三，經濟增長中的慣性行為，經濟學稱之為路徑依賴。過去相當長時期內，以規模和數量為引導的經濟目標追求，形成了缺乏發展協調性的執行思維和慣性。

    比如，“現在，一些地方政府為了穩增長急著救房市。一是該不該救？二是想救救得了嗎？”接受本刊記者採訪時，全國人大財經委原副主任委員賀鏗對舊思維“水土不服”也深有感觸，“急於救房市就是心態不穩的表現。心態不穩，宏觀政策的執行就不可能真正穩，就可能走老路。穩增長就有可能演變成新的四萬億，産生問題將會比原來老的四萬億更嚴重。”

    賀鏗把當前改革調整喻為“治病”，“這個病是補藥吃過了頭所造成的，醫治就不能再用吃補藥的辦法，盲目加大投資、擴張房地産，這樣做下去具有較大的危險性。”他認為，必須在發展思路上解放思想，打破舊模式的路徑依賴，“只有採取符合經濟發展規律的辦法，才能實現符合以質取勝的經濟新常態。”

    “因此，穩增長,首先是各級政府要穩心態。”賀鏗告訴本刊記者，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恢復到正常也不可能一蹴而就，估計要三五年時間，“既不能著急，也不必過多悲觀，努力使中國的經濟走上健康發展的路，真正轉向有質量、有效率的經濟發展新常態。”

    辨識新常態動力來源

    那麼，經濟發展如何步入新常態？中國經濟新常態的發展支撐力又在哪？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盧中原為《瞭望》新聞週刊記者解答説，中國經濟增長要靠效率提升，由五個主要因素決定：技術進步、結構優化、管理改進、勞動力素質提高、制度變革，“從這五個角度推動效率提升，新常態下的中國經濟潛力巨大，我們要把更多的資源和精力向這些方面投入。”

    21世紀最寶貴的是什麼？需求。盧中原認為，中國機遇就在“新四化”中。從中長期發展來看，工業化、城鎮化、農業現代化、信息化，這“四化”如果協調推進，中國的需求面相當旺盛強勁，“即便增長速度下滑，‘四化’協調推進的基本面需求在那裏擺著，5%、6%不是很可能，未來經濟發展的動力不需要有太大擔心。”

    不過，也要看到，推動經濟發展進入新常態的這五個方面，基本上都是慢變量，尤其短期內在舊模式下規模增長難以為繼、發展成本上升和利潤空間擠壓的負面影響還將伴隨。因此，一方面要有“置之死地而後生”的決然改革，另一方面一定要找到新的動力來源、利潤來源、商業模式、盈利模式，加快當前中國經濟量變向質變的飛躍。

    例如，東部的速度比中西部下降得更明顯，更早地遇到了結構調整和轉型升級遭遇的所有困難。怎麼辦？近年來，東部地區開始選擇主動出擊，淘汰落後、技術創新、産業變革、發展民營經濟，鼓勵産業遷移，尋找新的動力來源、利潤來源、增長來源，包括新的增長模式、盈利模式、商業模式、體制變革的方向等等。

    “我們調研發現，在這些方面東部相當活躍。儘管一度中西部GDP和投資增速高於東部，但東部的PMI（製造業採購經理人指數）一直高於中西部。”盧中原解釋説，PMI是對市場的預見反映，是經濟發展的先行指標，“東部更活躍，説明在增長速度放慢的前提下，東部經濟結構正在發生積極而深刻的變化。”

    尤其是微觀層面的新動態，給他留下了深刻印象。在其最近一段時間所作的多次企業調查中，大多數企業反映，在中國經濟增長7%左右、工業增長10%左右，企業仍然可以維持正常經營水平。

    “在所有企業家在座的場合，我不止一次地給他們豎大拇指。”盧中原感慨地説，“中國經濟轉型的微觀是誰？未來中國經濟的底氣來源於哪？就是那些能夠經歷大風大浪，有更強承受力、預期更趨合理的企業群體。”

    “中國跳得出中等收入陷阱”

    不過，對於中國經濟而言，仍然有一個現實擔憂令人難以釋懷，這就是所謂中等收入陷阱。

    上世紀50年代後期到70年代初期，日本經濟增長年均高達10%以上。1973年中東石油危機後，迅速滑落到5%～6%的增長水平。國家發改委一位政策研究人士提醒説，“日本當年掉下來的時候，人均GDP已經相當於美國的90%。如果我們這麼掉下去，人均GDP持續徘徊在六七千美元，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風險就會很大。”

    “從發展經濟學角度看，中等收入陷阱之所以發生，更重要的是經濟增長過程中，一者財富積累沒有更公正地得以分配，二者國家競爭力沒能更上一層樓。”接受《瞭望》新聞週刊記者採訪中，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教授程志強認為應該注意到中國有其獨特性，“30多年改革開放的過程中，無論是經濟增長較快的時候，還是相對較慢的時候，中國政府始終在關注著就業率、老百姓的收入和技術進步。”

    “這一屆政府在宏觀經濟指標中，提出了要讓老百姓富裕，讓所有人享受到改革開放成果。”他認為，目前的著力點之一，就是大力發揮中小微企業的作用，“通過大規模簡政放權優化市場環境，政策引導和支持這些企業良性發展，繁榮市場基礎，進而帶動就業並惠及最廣大的基層勞動者。”近年來，居民收入增速連續跑過GDP，經濟增速放緩就業卻年年創出新高，就是最明顯的體現。

    同時，“改革開放以來，我們科技興國的戰略一直沒有放鬆，每一代領導集體都不斷倡導用創新來推動發展。”程志強舉例説，現在科技園區的興起，吸納了大批的大學生就業，“包括我們正在帶的博士生，40%～50%都希望能夠創業。只要國家政策到位，給予一定的啟動資金，這些高素質人才進入創新創業的大潮中，會比上世紀90年代的‘下海潮’創造更為驚人的高質量發展力量。”

    “當前，中央一定要注意經濟增長的速度與質量匹配的問題，比如財稅體制改革和金融體制改革等如何配套。把所有人的力量調集在一起的時候，就夯實了經濟增長的基礎，也就夯實了收入提升的基礎。”程志強最後向本刊記者表示，有了這些作支撐，西方經濟學所謂的“中等收入陷阱”，“相信我們就能夠平穩地安然渡過。”（王健君 王仁貴 尚前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