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2020年人口城鎮化率的年均增長應為2.3個百分點左右，由此帶來的城鎮基礎設施、公用事業、公共服務等投資需求將達到42萬億元。”新年伊始，全國政協委員、中國（海南）改革發展研究院院長遲福林為《瞭望》新聞週刊記者描述了一份令人心動的投資“大蛋糕”。 　　

　　然而，據國家統計局數據顯示，我國固定資産投資增長率從2011年的23.8%，連續迅速回落，降至2014年的15.7%。“過去投資需求空間巨大，只要有錢敢幹，投資都有回報。現在，經歷了30多年高強度大規模開發建設後，傳統産業投資已趨飽和。”採訪中，另一位政策權威人士如是説。

　　去年12月初，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就中國經濟正在進入新常態的趨勢性變化給出了清晰的解讀。而上述涉及投資需求所反映出的強烈反差，就是當前我國經濟正在邁向新常態所經歷艱難轉折時刻的例證。

　　對於這種變化，經濟學家、北京大學常務副校長劉偉為《瞭望》新聞週刊舉例解釋説，我國目前存在嚴重的産能過剩，這意味著市場中一是資金過多、二是缺乏好的投資機會。資金在實體經濟中沒有好去處，就流向虛擬經濟。同時，我國基礎設施互聯互通和一些新技術、新産品、新業態、新的商業模式的投資機會正在大量涌現，又亟需大量資金投入。　　

　　據統計，2014年末我國住戶存款餘額高達50.3萬億元。因此，在受訪專家看來，經濟新常態下我國投資需求難題解決的根本之策，就是如何將我國總儲蓄率仍然很高這一優勢競爭力，用制度機制創新，充分釋放到能夠優化我國經濟結構的全新的投資領域中去。

政府包攬式投資形漸式微　　

　　在過去30多年的發展歷程中，經濟增長的第一驅動還是投資。圍繞著製造業、房地産和基礎設施的投資一直是投資最主要的三大領域。但正是因為各級政府對這些領域的過度青睞和重復建設，使得相關的領域出現了較為嚴重的投資飽和。基於這一背景，接受《瞭望》新聞週刊記者採訪中，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諮詢研究部副部長王軍認為，傳統製造業和房地産等很難再成為未來投資的重點。

　 “這些領域過去一直是各個部門和地方政府主導投資時的重要抓手，當這些領域風光不再，過去政府主導的投資模式也將發生變化。”遲福林解讀説，過去諸多的大項目、大工程主要是政府資金主導，而在財政收入增幅放緩，各種剛性支出卻不斷增加的情況下，“政府投資大包大攬的路徑已經走不通。”

　　比如，農村建設和新型城鎮化的推進蘊含著新的投資機會。但這些新的投資空間，特別是基礎設施、公共設施當中的投資空間，其共同點是公共性更強、投資回報率更低。靠過去的土地出讓金或是土地抵押貸款的老路，已很難滿足新的投資需求。　

　　再比如，創新驅動之下，新技術、新産品等投資機會大量涌現，但現行投融資方式，只適用於傳統的簡單再生産，比如企業需要流動資金，拿廠房抵押到銀行貸款，以擴大生産。但這樣的投融資方式並不適應新業態發展的需要。

　　“政府投資放緩騰挪出來的空間，毫無疑問需要社會投資來彌補。無論是基礎設施的投資，還是其他新業態的投資，都需要調動民間資金的積極性。”王軍認為，未來的投資圖景，應是政府通過提供更好的服務，搭建好投資平臺，通過創新投融資機制，以少量政府資金帶動巨量社會資本深度參與到國家經濟建設的方方面面。　

　　不少地方創新創業平臺的搭建，正是通過政府資金的投入，營造良好環境，讓資金和技術無縫對接，撬動社會資本對創新、創業的扶持。同時，在這樣的創新、創業活動中，也能更好地在市場中發現和培育新的增長點。“當中國真正形成全民創業、萬眾創新的局面，支撐中國經濟增長的動力就會形成萬流匯聚的磅薄力量。”他説。

如何下活投資創新大棋　

　　“今後的政策要點是要消除投資障礙，創新投融資的方式，包括公共性更強的基礎設施投資從哪來，創新活動的投資從哪來，這些都需要改革，需要創新。”權威人士對《瞭望》新聞週刊表示，投資創新既可以在存量和增量上做文章，也可以在模式和手段上有突破。

　　一是推進政府與社會資本合作模式，選擇公共私營合作制（PPP），引入更多社會資本參與。國家發展改革委投資司副司長羅國三表示，除了七大工程包以國家重大工程來明確重點投向外，國務院也下發了創新投融資機制引導社會資本投入的通知。通過創新投融資引導社會資本積極參與國家重大工程的建設，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政策導向。“這也標誌著地方政府的融資模式現在進入到了新的階段，PPP模式可以更好地引導社會資金參與到基礎設施的建設和公共服務的提供上來。”中國政策科學研究會副會長鄭新立也對本刊記者表示。

　　二是可以發行一定規模的永久性可交易國債，激活社會資本。王軍表示，目前社會資本也相對充足，但總的來看，居民投資渠道還比較狹窄。可以利用當前社會資金充裕的有利時機，以國家信用為基礎，根據國家經濟和社會建設的需要，考慮每年面向全社會發行一定規模的永久性可交易國債。所謂永久性可交易國債，是指沒有規定到期日，也不償還本金，但規定按時支付利息的國債，隨著政府財力的變化，待未來條件成熟時從市場上買回登出。在買回前，國債可以在不同主體之間進行交易。　

　　三是適當降低國庫現金規模，盤活財政存量資金。我國自2001年開始實行國庫集中收付制度改革，將原來大量滯留在預算單位的財政資金集中到國庫，顯著提高了資金的安全性和有效性。但王軍表示，隨著財政盤子越來越大，進入國庫的錢越來越多，形成了較大規模的閒置國庫現金。2014年9月，政府存款達到3.7萬億元人民幣。從實際需要看，國庫資金餘額只要能滿足一段時期（一般國家為3～6個月）的財政支出需要即可。

　　四是暢通資本市場的融資渠道。王軍表示，資本市場應成為未來融資的主渠道。民營銀行、小微銀行和社區銀行應大力發展，多層次的資本市場也應加速形成。在債券市場方面，應暢通企業自主發債的通道，把好準入關後，讓企業和投資者自主對接。股票市場方面，目前也被認為門檻較高，層次也不夠豐富，沒有真正起到鼓勵創業創新的作用。

“新常態”四大投資新空間　　

　　事實上，面對經濟新常態，中國政府已經開始積極營造投資新環境和新平臺。近日，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秘書長李樸民就表示，當前主要是圍繞補短板、調結構，加快推進國家重大工程建設，著力解決好“投什麼”的問題。目前，發展改革委已研究提出了信息電網油氣等重大網絡工程、健康養老服務、生態環保、清潔能源、糧食水利、交通、油氣及礦産資源保障工程等七個重大工程包。　

　　從更為細緻的方向觀察，受訪專家認為，新常態下的投資至少可以聚焦四大方向。　

　　其一，要在實施“一帶一路”、京津冀協同發展、長江經濟帶、新型城鎮化等重大戰略方面，謀劃開工一批長期支撐作用大、近期帶動力強的基礎設施項目。加快相關通道的鐵路、港口、碼頭和管線等基礎設施建設，構建海運、空運、鐵路、公路、內河水運和城市公交相互銜接的立體化運輸網絡，加快結點城市的通信基礎設施建設，儘快形成互聯互通的總體佈局。

　　其二，推進形成新型城鎮化健康發展模式。鼓勵社會資本參與城市供水供氣、公共交通等設施建設和經營。深入開展國家新型城鎮化綜合試點。抓好中小城市綜合改革試點。促進城鎮化和新農村建設協調推進，加強農村人居環境建設。　

　　其三，教育、醫療、養老、環保、城市污水垃圾處理等，都面臨著巨大的市場需求，應把這些領域作為擴大投資需求的重點。“尤其是環保産業應作為投資的增長點，現在技術都是成熟的，關鍵要儘快形成社會資金投資環保産業的機制。”鄭新立表示。　　

　　其四，以電子商務為代表的新興業態領域。王軍認為，互聯網的發展給産業組織形式帶來了變化，互聯網本身也因此成為一個重要投資領域，“適應新業態的需要，要求建立與互聯網相適應的基礎設施，包括移動互聯網、雲計算、大數據等都是投資的新興領域。”（王仁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