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開放以來，中國進出口總額從1978年的206億美元、全球比重0.78%，爆髮式擴張到2014年的4.30萬億美元、全球比重12.2%左右，用“嘆為觀止”來形容如此成就也毫無誇張之嫌。 

　　“只要有成本優勢，我國的出口就能擴大。”回首往昔，權威專家告訴《瞭望》新聞週刊記者，正是依靠富餘而低成本的勞動力、廉價的土地和原材料資源和巨大的國際市場需求，使得中國以世所罕見的速度成就了全球第一大外貿國。

　　然而，時過境遷，面對傳統優勢的逐步喪失，環境承載力的束縛，傳統産業的相對飽和，以及國際需求不振和國際競爭的日趨激烈，“拼資源、做低端、給優惠政策”的外貿老路已是日薄西山，無力維持。　

　　此外，中國已穩居世界第一大貿易國，“以外貿增速論英雄的時代已經過去”，無論是客觀現實的倒逼，還是主觀謀求改革的意願，都需要中國外貿轉型升級提高競爭力，並通過塑造全球産業鏈重建國際市場的全新競爭優勢。　

　　“中國的著眼點已經不能僅僅停留在國際市場份額，而是應積極參與外貿新格局的塑造。”對外經濟貿易大學中國WTO研究院執行院長屠新泉告訴《瞭望》新聞週刊記者，一個真正意義上的貿易強國，必須能夠用符合全球化長遠利益的“義利觀”，激發世界貿易體系的“正能量”。

新常態的外貿新內涵

　　“如果把外貿新常態的內涵僅僅理解為‘由高速增長階段進入中高速增長階段’，這顯然是以偏概全。”商務部國際貿易合作研究院國際市場部副主任白明的理解中，外貿進入新常態是長期量變引起質變的階段性轉折。　

　　“一般貿易佔比的持續上升，商品結構的逐步優化，中西部地區外貿貢獻的提高，以及民營企業在穩定外貿增長中作用的凸顯。”白明舉例道，近年來，尤其是2012年以後，這些趨勢性變化對我國外貿內涵的優化正日益凸顯。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世界發展研究所副所長丁一凡向《瞭望》新聞週刊記者介紹，“我國外貿産品的附加值、技術含量已有一定提升。”2008年金融危機後，我國外貿已經逐步擺脫了鞋帽、玩具等勞動密集型産品的牽絆，逐步進入到了有較高附加值的技術和資本密集型産品領域。2014年，我國高新技術産品出口為6605億美元，已超過外貿出口總額的1/4。　

　　新一輪外貿轉型升級則是要實現對全球貿易産業鏈核心價值的自主控制。為此，在白明看來，就需要在通過市場機制淘汰落後企業的同時，政府對於“基礎性、共性技術的研發，依然要更加積極地推進、引導”，並向潛力企業提供適當幫助，推動其完成技術、人才要素的聚集，培育出以技術、品牌、質量、服務為核心的綜合競爭優勢，實現整個産業的升級改造。　

　　同時，外貿新常態的新內涵還包括貿易平衡問題。長期以來，我國對外貿過多強調出口，導致進口對國民經濟的作用未充分發揮。這種長期貿易失衡，大大阻礙了中國外貿競爭力的健康發展。　

　　丁一凡認為，新階段應該更加認識到保持進出口平衡對激發市場活力、促進國內消費、提振企業信心等方面的積極作用，“實現進口和出口的基本平衡是未來外貿發展的方向。”例如，鼓勵先進技術設備、關鍵零部件以及高端生産服務業的進口，帶動國內技術進步和創新。加強與當前國內産業轉型升級的需求相契合，通過內外良性互動，推動新一輪外貿轉型升級。　

重塑全球産業鏈　

　　“2014年，中國大陸企業海外並購交易數量激增，環比增長逾三分之一，創歷史新高。”據普華永道發佈的《2014年中國地區企業並購回顧和2015年前瞻》，2014年中國大陸企業海外並購交易額達569億美元，並購數達到272宗。　　

　　“過去我國企業競爭力不強，開展跨國經營的能力和條件有限，但這種局面正在改觀。”在權威專家看來，960萬平方公里的土地已無法完全容納下中國目前龐大的工業生産能力，中國企業走出去的步伐明顯加快，這“對我國過剩産能轉移有積極意義”。　

　　“我國企業在發展中國家的産業佈局，帶動當地工業化進程，促進當地經濟發展，從長遠來看具有‘培養市場的作用’。”屠新泉理解中，資本輸出帶來的影響遠比簡單的商品輸出更為久遠和深刻。　

　　那麼，中國企業走出去最為深刻的意義何在？專家們的意見驚人一致：通過大規模走出去，在全球範圍內根據不同國家、地區的生産率和資源稟賦進行要素優化整合，全球分工合作，打造由我主導的全球産業鏈條。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就曾長期依靠勞動力成本優勢“以代工的方式嵌入跨國公司的分工鏈條”，只能獲得非常有限的收益。重新安排和主導全球産業鏈的佈局，就意味著掌握鏈條的利益分配權。權威專家認為，中國唯此才能真正實現由“打工仔”到當家做主“當老闆”的跨越。

　　“目前，國際市場依然疲軟，正是原國際産業鏈鬆動的時候”，並且“一帶一路”戰略正逐步推進，白明提醒到，歷史給我國企業重構國際産業鏈條提供了千載難逢的機遇。

　　當然，國家頂層設計需要基層行動的配合。在政府積極推進境外投資的法治化建設，強化公共服務和保障工作，出臺金融、外匯支持的同時，企業必須主動地去打拼沿線市場。權威專家強調，這既需要企業有堅韌不拔的開拓精神，還需要有因地制宜的創新活力，適時調整企業經營思路、模式，更需要講求義利兩全謀求長遠。　

　　同時，中國大規模“走出去”要與堅持30多年的“引進來”戰略做好機制體制協調。2014年，我國吸收外資規模保持增長，達1196億美元，外資流入量首次成為全球第一。權威專家認為，新常態下的引資，政府要從主要靠拼優惠政策向加強公共服務、建設法治化營商環境轉變，遵循市場化運作機制，“優先鼓勵符合我國發展需求的高技術、服務業領域的外資”。

新格局下的外貿主導權之爭

　　“中國到了引領外貿規則制定，爭取外貿主導權的階段。”屠新泉認為，一個真正意義上的貿易強國必須能對世界貿易體系起到主導作用。而從目前國際貿易格局變化看，未來全球貿易競爭更趨劇烈，中國面臨“不進則退”的局面。　

　　伴隨新興經濟體崛起，以及自身遭遇金融危機的重創，西方發達國家在國際經濟貿易中“一錘定音”的局面遭受挑戰。比如，美歐積極謀劃通過TPP、TTIP等自貿協定來重塑國際貿易規則，以延續對國際貿易的主控地位。　

　　對此，歐美也毫不諱言。歐盟委員會前主席巴羅佐曾言，美歐自貿協定談判是為了保持歐美在21世紀全球規則制定者的地位，而美國總統奧巴馬則稱，要抓住自貿談判這一“千載難逢的機遇”。

　　在丁一凡看來，將中、印等新興經濟體排除在外，就表明歐美自貿協定實質是面臨挑戰時的一種“變相貿易保護主義”，從歷史普遍規律來看，競爭力強的國家更主張貿易自由化，競爭力弱的國家主張貿易保護主義。他認為，美歐邊緣化WTO、力推自貿協定，印證著世界貿易格局力量對比的微妙變化。

　　“美歐想通過自貿協定先制定好新貿易規則，然後以‘二次入世’的方式逼迫中國等新興經濟體‘就範’。”屠新泉認為。然而，無論是真正的排除在外，還是想逼迫“二次入世”，專家們的觀點一致：中國不可能任人擺布，而是會主動作為。

　　我國外貿轉型升級，産品價值鏈的攀升，“世界工廠”和“超大規模市場”的雙重角色，進口和出口的市場多元化，以及對外投資帶來的産業鏈延伸與重塑……在專家們眼中，這些無疑都是中國爭取外貿主導權的有力籌碼和博弈底氣。但屠新泉同時也強調，無論通過何種途徑爭取外貿主導權，我國都需要進一步完善自身的基礎性支撐條件：

　　首先，由於發達國家的市場開放程度相對較高，所以導致在談判中我國需要作出讓步。“從以開放促改革的角度看，這毫無問題。但從談判的角度，我國就會處於比較被動的地位。”因此作為構建更高水平改革開放“試驗田”的上海等自由貿易試驗區還要繼續大膽“先行先試”，及時複製推廣經驗。

　　其次，我國“還面臨談判隊伍培養的問題”。“我國入世談判15年曾培養出一批優秀的談判人員，但現在已經分散。”在屠新泉看來，如今的談判隊伍缺乏穩定性，並且現在談判人才的培養存在與國內産業脫節的情況。“談判人員只負責談判，缺乏對國內産業的足夠了解。”（宮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