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快推進農業現代化。堅持‘三農’重中之重地位不動搖，加快轉變農業發展方式，讓農業更強、農民更富、農村更美。”這是李克強總理2015年政府工作報告中對“三農”最強和最重關注的表達。“強、富、美”凝成了李克強厚重的三農情結，這既與他大國總理的職責相關，也與他早年求學和插隊的經歷有關。

在履新總理之際，李克強提及他曾經是安徽鳳陽的插隊知青，當時那裏是中國農村出了名的窮地方，後來則是中國農村承包制改革的發源地。1977年高考後，李克強是在田頭鋤地時得到高考錄取通知消息的。後來李克強的碩士畢業論文《農村工業化:結構轉換中的選擇》、博士畢業論文《論我國經濟的三元結構》都與三農息息相關。

在2014年的政府工作報告中，李克強這樣提及三農，他説：“農業是擴內需調結構的重要領域，更是安天下穩民心的産業。要堅持把解決好‘三農’問題放在全部工作的重中之重，以保障國家糧食安全和促進農民增收為核心，推進農業現代化。”對比兩年的措辭，農業現代化都是解決“三農”問題的主攻方向。

除了政府工作報告兩提“重中之重”外，從2004年到2015年，中央一號文件連續十二鎖定“三農”，這些都體現了中央對“三農”的高度重視。當然，“三農”長期被高度重視本身也説明其難度較高，問題不易解決。比如城鄉公共服務水平的差距，農業邊緣化與農村空心化等都有加大加速的趨勢，李克強在作政府工作報告提到“前進中的困難和挑戰”時，就説“農業基礎薄弱”。

正因如此，為“三農”問題找出妥善的解決方案，可以説是追逐中國夢的重要組成部分，沒有人願意看到一個城鄉分裂的中國。

三産融合振興農業

中國城鄉發展的不平衡，甚至稱之為割裂也不為過，但多數人只以為這是城鄉經濟社會的差距，其實産業結構上的割裂也相當嚴重。我們經常看到一些地方農産品大豐收，結果價格大跌，産量越大越賣不出去，最後農民苦不堪言。這些經過媒體報道後，城市裏一些群體會發起集體採購，買些愛心橘、愛心香蕉之類，但這只能治標無法治本。

針對這些問題，一號文件提出一個解決辦法，那就是“推進農村一、二、三産業融合發展”。當然，緩解上述問題絕非三産融合唯一效果，甚至僅僅是其一個副産品。因為三産融合在韓國、日本已經大面積的推廣，被稱為“六次産業”(1×2×3=6)。根據這一概念提出者的設想：農業不僅僅是耕種農作物，還要延長産業鏈，農民還要自己搞加工，自己搞物流、經營、流通，把第二、第三産業都包括進來。

李克強在政府工作報告中也提到：“引導農民瞄準市場調整種養結構，支持農産品加工特別是主産區糧食就地轉化，開展糧食作物改為飼料作物試點。”農民如何瞄準市場?這就是當前工作的難題，這就需要六次産業的融合，比如第三産中的信息服務做到位，不要求每一個農民都要緊盯市場，而是由專業的機構或者個人去負責信息採集，瞄準市場動向，然後再反饋給有需求的農民，這也符合李克強説“培養新型職業農民”的要求。

同樣，主産區糧食就地轉化也是三産融合的思路，轉化就是“農業深加工”，這就可能涉及到第二産業，比如有些糧食作物可以改為飼料，還有些質量不好或者廢棄的作物可用作生物燃料。

這些舉措不僅是一種技術組合，更是一種理念的更新。因為農業的發展已經不能僅僅依靠自身，急需拓展農業的外延才可能攫取更多的資源，才能振興農業。誠如有專家所言，農業是融生産、生活、生態功能于一體的産業，要從初級的農業種養業催生和拓展出加工、流通、銷售等新環節，形成“一産接二連三”的互動型、融合型發展模式，打造“六次産業”。

甚至我們可以想象，在工業從“3.0”升入“4.0”之際，也能把中國農業從“1.0”(以體力勞動為主的小農經濟)帶入“2.0”(機械化生産為主、適度經營的“種植大戶”時代)乃至“3.0”(以現代科學技術為主要特徵的農業)。傳統農業的勞動生産率千百年來都已經鎖死，必須通過機械化乃至智慧化的方式越級提升，否則農業永遠沒有出路，如果農業沒有出路，那麼農民和農村也就沒有了希望。

值得注意的是，“六次産業”已經在部分地區開花結果了，比如江蘇、上海等地的茶場、農場，就打造了一條“生産+加工+銷售”一條龍服務鏈。最近風靡網絡的“褚橙”、“柳桃”和“潘蘋果”，由於褚時健、柳傳志、潘石屹這樣的知名人物變身“新農人”，借助電商平臺推廣農産品，他們在給中國傳統農業上一堂“高大上”的公開課。

不過，這些做法還是新鮮事物，如何推廣乃至在更高層面促進三産的融合，還需各種嘗試和探索，尤其是向日韓等國學習，然後各級政府和部門推出更加細化的鼓勵與引導措施。

讓農民工不再心酸

城鄉的差異並不限于表面上的經濟收入、基礎設施等差異，在城鄉的兩類居民，身份的不同背後還有不少法律權利的兌現程度、實現水平的差異。對於城鄉這種差異，感受最為真切的莫過於2億多的農民工。

李克強3月7日參加江蘇代表團審議説到他去貴州考察，與農民工有一番讓人有感觸的對話，這引人深思。當時在一個高速公路服務站，李克強看到了一群農民工，他們是從廣東、浙江、江蘇等地回老家貴州過春節的。總理就問他們有什麼願望，他們中的多數回答説，想回貴州就地打工就業。

總理問他們為什麼，他們回答，“老娘在家，孩子在家，出去十多年了，沒有盡到孝，沒有盡到責任”。李克強又問他們在外地過得怎麼樣，他們當著總理的面就流淚了。總理又問“怎麼了?”他們説“心酸”。原來，他們很難完全融入當地，很多待遇是不平等的，不只體現在社會公共服務，還有企業薪酬。所以，他們説，多數人想回家……

據稱，總理講述自己的這段感觸時，現場鴉雀無聲，代表們被總理的民生情懷深深打動。其實，不只是在座的代表，即便是面對屏幕的廣大讀者網民都會感動，因為總理説到了我們的心坎上。無論是城市還是鄉村，誰沒有接觸過農民工?只不過，很多人沒有像總理那麼深入地去調查和了解。

對於大量城市居民而言，他們不需要考慮自己的子女能否就近入學，尤其是能否順利參加中高考，哪怕遭遇到了一些不公平待遇，他們總有正常溝通的渠道和解決方式。但是對農民工而言，他們很多就像漂在城市表面的浮萍，根子不在城市，他們因為戶籍的關係無法享受很多作為普通公民的法律權利。

如果農民工退歸鄉村，有很多權利無法享受，問題也並不大，因為周圍的人也是如此，沒有對比就沒有差別。但是在城市，這種權利的差異性太過於明顯，他家的孩子可以進入設施齊全的公立學校，你家的孩子只能進入破落無助的打工子弟學校，這種差異不僅會刺痛農民工這一代人，更會傳導到他們的子女，甚至讓階層流動陷入停滯。而這些弊端，積累得越久，其矛盾爆發的概率也就越高。

從這個角度而言，政府公共服務的一大目標就是讓這些外來農民工不再心酸，不再需要向總理哭訴。這既是李克強述説這個故事的初衷，也是億萬農民工的心願。

從城市入手化解“三農”

農民工心酸的問題表明三農並不只是要求農村就地解決，有些問題需要從城市入手。李克強總理在去年和今年的政府工作報告中都提到“三個1億人”：第一個“1億人”是促進1億農業轉移人口落戶城鎮;第二個“1億人”是改造約1億人居住的城鎮棚戶區和城中村;第三個“1億人”是引導約1億人在中西部地區就近城鎮化。這裡面相當比例就是農民工，要解決他們面臨的問題，就必須協助他們跨過雙重門檻。

一道門檻是制度的，以戶籍制度為代表的制度設置鎖定了城鄉二元的格局，儘管去年出臺了《國務院關於進一步推進戶籍制度改革的意見》，提出“取消農業與非農業戶口區別”，但是名義上的區別還不足以解決實體權利上的差異。在不少城市，沒有當地戶籍，買房買車辦牌照都有各種障礙，不要説農民工，就連普通白領都無可奈何。

今年的政府工作報告中，提到：“抓緊實施戶籍制度改革，落實放寬戶口遷移政策。對已在城鎮就業和居住但尚未落戶的外來人口，以居住證為載體提供相應基本公共服務，取消居住證收費。”“落實農民工隨遷子女在流入地接受義務教育政策，完善後續升學政策。”這些為解決農民工心酸的問題指引了方向，但是我們也要防止一些惠民政策落地不能兌現或者打了折扣。

另一道門檻是市場化的門檻，這種門檻雖然普遍存在於各國，但在中國尤為突出，因為它被前述的制度門檻強化和扭曲。比如，農民工要想在城裏安居樂業通常都需要住房，而目前城市的住房價格水平通常都高於農民工的收入水平，儘管這是市場供求關係所致，但是追根溯源，農民工難以買下房子因為無法申請公積金貸款，他們無法獲得高收入也源於沒有接受良好的教育，這恰是前面制度門檻和城鄉發展水平差異的結果。

一號文件提出“推進城鄉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政府工作報告提出“建立財政轉移支付與市民化挂鉤機制，合理分擔農民工市民化成本。”這可以解讀為：城市主政者要加大對於外來人口的財政投入，對於公共服務的責任承擔，不能局限于戶籍人口，至少是要覆蓋到常住人口。

所謂均等化就是：一方面，既包括在城市裏的公共服務不因戶籍差異而被歧視，也包括提升農村的基本公共服務水平追趕城市;另一方面，既包括享受基本公共服務的機會也要均等，也包括享受該服務的水平均等。李克強還提到：“制定實施城市群規劃，有序推進基礎設施和基本公共服務同城化。”公眾可以期待城市群的功能會大大加快這種均等化進程。

當然，在均等化還難以很快到位時，城鄉的政府部門也還是有改進服務的空間，讓農民工少些心酸。政府部門可以用高效、優質、真誠的服務彌補由制度和市場造成的社會裂痕，比如在涉及農民工的婚姻、子女的教育等方面，政府提供更加人性化的服務，減少他們奔波、分離之苦。尤其是在服務態度上，對農民工或其他外來人口，公務人員完全可以有一副更溫暖的笑臉。（作者 田享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