習近平總書記多次説過，小康不小康，關鍵看老鄉。這句話看似簡單，其實既指出了扶貧工作的認識論，也點明了方法論。

    扶貧是全面小康的一個重點。習近平總書記今年在多個場合包括近期兩會參加代表團審議，反復強調扶貧開發的全局性意義，並且一再叮嚀，要看真貧、扶真貧、真扶貧，少搞一些盆景，多搞一些惠及廣大貧困人口的實事。

　　要求動真格，無疑抓住了當前扶貧工作的要害。改革開放30多年，最重要的成績單是幾億人脫貧，這不只是中華民族的成就，對全人類都是巨大貢獻。然而，扶貧領域也長期存在“用手榴彈炸跳蚤”的問題。在一些地方，扶貧徒有其名，很多費用實際用到形象工程上去了，有的貧困縣甚至熱衷於建“長安街”、建“白宮”。撇開貪污不説，挪用、滲漏、流失也難以控制，轉移資金下去了，七扣八扣，真正用到老百姓身上的錢，十去其八。2014年，海南對除三沙市以外的18個市縣2011年至2013年扶貧資金進行專項審計，發現27%的資金遭截留挪用。這種情況在其他地方也不罕見。不少扶貧資源圍著權力起舞，流入了“能人”的腰包。

　　未來四五年，是我國扶貧開發轉型十分關鍵的階段。消除貧困、實現共同富裕，關乎政治方向、根本制度和發展道路，讓13億中國人包括貧困人口同步小康是歷史任務，留給我們的時間不多了。而正是在這個緊要關頭，扶貧開發迎來了自己的“大數據時代”。我國開始建立精準扶貧的工作機制，並於2014年啟動了全國貧困戶的建檔立卡工作。目前，許多省市的初始數據採集工作已經收尾。

　　這項工作的深遠影響不言自明，扶貧資金是不是能用到真正的貧困人口身上，扶貧政策可不可以落到真貧的根子上，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這些基礎數據的真實性和各級政府對這些數據的管理水平。若是不能切實提高各項工作的“含真量”，這一龐大群體的脫貧就會平添許多變數。

　　首先，精準扶貧時代的到來，並不意味著過去的兩難問題迎刃而解。從上世紀80年代開始，我國確定了通過國家級貧困縣下撥扶貧資源的分配方式。以縣為單位的瞄準和執行，對當時的扶貧工作起到了積極作用，但也引發了苦樂不均的指責，留下了挪用截留的隱患。有的地方，甚至上演了剛脫掉貧困縣帽子又千方百計戴回去的鬧劇。瞄準區域從大片區到縣級然後村級，當前則細化到戶一級，正是為了解決資源分配公正的問題。可是，這樣的組織方式和産業化扶貧的內在要求並非自然匹配。不解決這個內在衝突，精準扶貧就會面臨缺少“領頭羊”的尷尬。

　　其次，精準扶貧還意味一個新的互動時代到來。在緩解貧困的鬥爭中，僅僅依賴政府是不夠的，還要在市場機制下喚醒貧困群體自身的活力。正像一位扶貧幹部所説，政府能做的只是決策、引導、發動、幫助，而真正的主體是廣大貧困農民。不明白這一點，“扶貧羊”變成餐桌羊的故事、一個扶貧項目7天就垮掉的荒誕仍有可能重演。

　　習近平總書記多次説過，小康不小康，關鍵看老鄉。這句話看似簡單，其實既指出了扶貧工作的認識論，也點明了方法論。一個健全的扶貧行動體系，必須在政府、市場和貧困人群之間建立起建設性的夥伴關係。扶貧要對準群眾的獲得感，脫貧更要瞄準市場和産業的結合部。扶貧攻堅戰中最不可或缺的，是立下“愚公志”、結下“血脈親”，不糾結于資金和項目主導權，扶貧者善於理解貧困，脫貧者勇於反思貧困，在共同消除貧困的目標下保持互動的誠意。

　　富裕中的貧困，是我們這個世界中最大的挑戰。作為回應，我們不僅要拿出思路，更要靠真抓實幹説話。我國條件好一些的地方基本已經脫貧，剩下的都是難啃的硬骨頭，靠短期措施、常規手段已經難以奏效。但只要上下齊心、拿出真功夫、實施精細化管理，這個龐大的群體就不會在貧困中迷失，就能夠與全國人民同步實現全面小康，一起喜笑顏開。（劉天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