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2月，十部委發佈政策意見，鼓勵民資參與養老服務業發展。CFP

    按語

    面對國內外經濟環境的深刻複雜變化，在增長、轉型、改革高度融合的背景下，“十三五”期間要形成良好的增長前景，關鍵在於把握經濟轉型升級的大趨勢，走出一條以轉型改革推動現代服務型經濟發展的新路子。

    經濟轉型升級重在形成以服務業為主體的産業結構

    當前，我國正處在經濟轉型的歷史關節點。從國際産業結構演進的經驗看，由高附加值的現代服務業逐步取代低附加值的傳統工業，是一個國家由工業化中後期走向工業化後期這個特定歷史階段經濟可持續發展的客觀趨勢，也是發展中國家成功邁向高收入國家的必由之路。“十三五”期間，經濟結構的變化趨勢，要求我們必須把握增長、轉型與改革的主動權，適應並引領經濟新常態，儘快形成以服務業為主體的産業結構。

    首先，從生産型製造為主向服務型製造為主轉變的大趨勢，要求我們主動加快現代生産性服務業的發展。當前，新一輪科技革命與我國經濟轉型升級形成歷史性交匯。中國製造在“互聯網+”下，由生産型製造開始向服務型製造轉變。從現實情況看，我國發展服務型製造的突出問題是以研發、設計、金融、物流、營銷等為代表的生産性服務業發展滯後。目前我國生産性服務業佔GDP的比重只有15%左右，相比之下，作為先進製造業強國的德國的生産性服務業佔GDP的比重在45%～50%。我國要實現工業與服務業的深度融合，到2020年初步完成從“工業2.0”向“工業3.0”的升級，並奠定“工業4.0”的重要基礎，就需要在“十三五”期間把生産性服務業比重從15%提高到30%～40%。

    其次，規模城鎮化向人口城鎮化的轉型升級為生活性服務業發展提供了巨大空間。“城鎮化紅利”仍是“十三五”期間擴大內需的突出優勢。實現人的城鎮化，關鍵在於加快從規模城鎮化向人口城鎮化的轉型升級。隨著戶籍制度改革的加快，未來5年我國人口城鎮化年均有望保持2個百分點左右的增速，到2020年達到50%左右。這意味著將有近4億農業轉移人口進城，這將為教育、醫療、養老等生活性服務業帶來巨大市場空間。從近幾年的情況看，城鎮化率每提高1個百分點，能夠帶動服務業增加值比重提高0.77個百分點。以此估算，到2020年即使人口城鎮化率僅提高10個百分點左右，也會帶動服務業比重提高7～8個百分點。進入工業化中後期，人口城鎮化重在發展現代服務業。

    最後，物質型消費為主向服務型消費為主的消費結構轉型升級，將形成經濟服務化的內在動力。我國正處於消費結構轉型升級的關鍵時期，突出表現在城鄉居民消費結構正由物質型消費向服務型消費升級。城鎮居民服務型消費佔比接近40%，預計到2020年將提高到50%左右，一些發達地區可能達到60%左右。服務型消費的快速增長將為服務業發展提供巨大市場空間。初步估算，我國的消費總規模有可能從2014年的30.7萬億元擴張到2020年的45萬億～50萬億元。保守估計，“十三五”期間服務業佔比每年約提升1個百分點，到2020年，服務業佔比將達到55%以上，從而基本形成以服務業為主體的産業結構。

    以服務業市場開放為重點促進服務型經濟發展

    目前，我國服務業市場的開放程度與經濟轉型的目標不相適應，一定程度上阻礙了服務業的快速發展。一是服務業市場化程度低。當前，國內居民大量服務型消費需求難以得到有效滿足，主要原因在於服務業市場開放程度較低。據統計，我國工業部門80%以上是製造業，屬於高度市場化部門，而服務業50%以上仍屬於行政壟斷部門，服務業市場開放不足越來越難以適應服務型消費需求快速增長的趨勢。二是服務業對外開放的程度也比較低。例如，我國自貿區在服務業開放上是走在全國前列的，但即使上海自貿區的負面清單的122項中，就有83項是針對服務貿易的限制。三是服務型水平低。以房地産為例，我國房地産規模已到了相對飽和的狀態，面臨著規模房地産如何向服務型房地産的轉型。未來幾年，如果房地産能夠以健康服務為重點，不斷提高服務水平，就會明顯提高房地産使用價值。四是服務價格高。例如，2014年我國寬帶的平均上網速度僅為3.8兆，全球排名第75位，而平均1兆每秒的接入費用卻是發達國家平均水平的3～4倍。再例如，近年來出國留學、出國旅遊呈爆髮式增長趨勢，就與國內服務價格過高、服務質量不高相關。

    基於上述原因，“十三五”期間，需要以破除行政壟斷為重點加快推進服務業市場開放。一是打破服務業市場的行政壟斷與市場壟斷。建議儘快出臺壟斷行業改革的總體方案，電力、電信、石油、民航、郵政等行業要進一步破除各種形式的行政壟斷。二是推進服務業市場的便利化改革，儘快使社會資本成為服務業發展的主體力量，實現教育、醫療、健康、養老等生活性服務業對社會資本的全面開放，充分利用社會資本促進研發、物流、銷售、信息等生産性服務業的發展。三是逐步放開服務業市場的價格。除政府必須確保的基本公共服務領域之外，“十三五”時期應爭取在絕大多數服務業領域放開價格管制，政府定價範圍主要限定在重要公用事業、公益性服務、網絡型自然壟斷環節。對基本公共服務領域，政府仍保留定價權，以保障公益性；對非基本的公共服務全面放開價格管制。四是以政府購買公共服務為重點推動公共服務業市場開放。充分利用市場力量、社會力量擴大公共服務供給，爭取使政府採購規模佔財政支出比重從2014年的11.4%提高到2020年的15%～20%，服務類佔政府採購總額比重從2014年的11.2%提高到30%左右。

    開放服務業市場，政府需要有所作為，並對一些改革難點達成共識。首先，服務業市場開放是全面開放，不僅要對外資開放，更要對國內社會資本開放；不僅是生産性服務業的開放，還包括生活性服務業的開放。其次，服務業市場開放比工業領域市場開放更為複雜，既需要形成相關標準，又需要加強監管；既需要相關國有企業、事業單位改變體制，又需要形成大量與國際管理接軌的相關規則。最後，建議儘快形成“十三五”服務業市場開放的頂層設計。

    以結構性改革創新服務業發展的政策體制環境

    近年來，我國已提出社會資本可以進入法律未禁止的領域，但現實情況是，2015年前三季度，儘管服務業固定資産投資佔比達到56.1%，但如果扣除房地産投資，其他服務業投資佔比僅為24.2%，尤其是與老百姓服務型消費需求釋放相關的服務業投資比例嚴重偏低。例如，教育投資佔比僅為2.46%，衛生和社會工作投資佔比為1.61%，文化、體育和娛樂業投資佔比為2.17%，公共管理、社會保障和社會組織投資佔比為2.34%。究其原因，主要在於結構性的政策與體制矛盾未根本解決。從實踐看，現行的某些政策體制帶有鼓勵工業和重化工業的發展、抑制服務業發展的特徵。例如稅收，營改增尚未全面完成，以消費稅為主體的稅種尚未推出，這些都與以服務業為主體的産業結構不相適應。

    因此，加快服務業發展，必須實現結構性改革的實質性突破。

    第一，破題投資體制改革，加快投資轉型，實現投資與消費的互動和融合。當前，服務業發展的突出矛盾是投資消費失衡，適應于服務型消費的投資比例嚴重偏低。在政策導向上，需要更加突出消費的導向作用，擴大有真實需求的服務業投資比例。

    第二，推進以消費稅為重點的財稅體制改革。把消費稅改為地方為主的直接稅，由此改變地方政府“重投資、輕消費”的行為模式。在全面普及營改增改革的同時，對服務業領域的中小企業加大定向減稅力度，實現工業與服務業稅負平等。

    第三，深化金融體制改革，促進以社會資本為主體的中小金融機構的發展。著眼于金融支持實體經濟，需要支持為中小微企業提供服務的民營銀行、社區銀行等民間金融創新發展、規範發展，通過發展多層次的資本市場擴大直接融資比例。

    第四，調整教育結構，儘快發展與經濟轉型升級趨勢相適應的職業教育。以發展職業教育為重點推進教育第二次改革，實現教育模式由考試型、封閉性、行政化向實用型、開放性、專業化的轉型至關重要。

    此外，從政府自身來看，還需要繼續縱深推進簡政放權改革，激活市場、激發企業活力，抓好時機全面實施負面清單管理，並進一步推進監管轉型，儘快形成法治化的監管框架。（中國〔海南〕改革發展研究院院長 遲福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