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時四天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圓滿閉幕，“結構性改革”成為最熱詞彙，結合過去一個月最高層反復提及的“供給側”改革，可以説新一輪改革指導精神的“理論話語”已經確立——“去産能、去庫存、去杠桿、降成本、補短板”的“五大任務”進一步提振了市場的信心。

隨著中國從“投資型社會”向“消費型社會”過渡，當前經濟面臨比較嚴重的結構性産能過剩。進入消費型社會，中國經濟增長潛力依然巨大，這也是歐美羨慕中國的地方，十幾億人口的巨大內需市場，完全可以支撐經濟的持續增長、支撐人民幣匯率的穩定。但是，我們當前很多政策和産業結構，依然停留在投資型社會階段，而不是迎接噴涌而出的巨大消費需求——這也就是為什麼中央指出産業結構要“加減乘除”並舉，而非單純地“關停並轉”，體現了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深刻內涵。

用産業升級留住中國消費者，必須通過更高效率的生産要素配置，提高中國經濟整體的效率，貫徹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的讓市場成為配置資源的決定性因素。過去一年多來，國務院力推的各級政府簡政放權、地方政府以PPP模式為核心的投融資體系升級、國有企業的混合所有制等改革，就是強化市場的力量，弱化各級政府對經濟的不當干預。需要看到，如果沒有對行政領域和一些行業“既得利益集團”權力的限制，新一輪的“去産能、調結構”，又會像前幾輪一樣無功而返。

國有企業改革是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的重點攻關領域。國有企業涉足戰略性國民經濟部門，與市場化改革的路徑並不矛盾。2015年9月底，國務院正式印發了《關於國有企業發展混合所有制經濟的意見》，進一步明確了政府對國有企業在分類監管的基礎上，從傳統上的“管人、管事、管錢”，升級為“管資本”，促進國有企業供給系統的生産效率。

實踐經驗證明，國有企業的産業結構不合理、供給效率低下，並非源於“國有”的所有權結構，而是在企業治理結構上的政企不分。國企的監管者和經營者應該被嚴格區分，最近有經濟學家呼籲取消國有企業的行政級別，在筆者看來是合理的、也是可行的。特別是在競爭性國有企業領域，國有企業的經營者本來就應該是企業家，各級員工不應該有行政序列編制和類似公務員的“鐵飯碗”。

國有企業需要有層層設定的績效考核，並與彈性的收入挂鉤；國企帶頭人除了自己要接受嚴格的績效考核，還必須被充分授權，能夠根據市場競爭需要選人用人；國資委等監管部門則通過任命董事長和監事長，通過董事會和監事會行使股東權利，不直接干涉企業運營，依法市場化公開聘用、考核企業管理團隊。

這種國有企業市場化的“供給側改革”的路徑，必然讓越來越多的企業從“無條件、盲目”服從各級政府指令，回歸到企業經營本質，重視投資效益、重視技術創新、重視人才培養、遠離産能過剩行業，最終通過微觀的企業盈利狀況改善，匯聚為宏觀上中國經濟的結構性調整。

環顧當今世界，歐美日等發達經濟體其實都面臨“次貸危機”後經濟結構轉型升級的壓力，但是由於選舉週期影響，決策者往往只能通過“週期短、見效快”的寬鬆貨幣政策和政府赤字投資等“救市、維穩”。可以預言，在新一輪創新驅動的物聯網大潮中，哪一國的宏觀政策及早從需求管理向供給管理轉型，放眼長遠地轉向長期的提升效率和提高增長潛力，哪一個國家就能更快地調整好自身結構以適應“工業4.0”下的發展新格局，也就能在新一輪的全球競賽中勝出。（中航證券首席經濟學家 許維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