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華社北京12月30日電（記者 韓墨、李潔）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後，“供給側改革”成為海內外熱議話題，不少專家和媒體對其含義深入探討。與此同時，不少細心的海外媒體注意到，會議公報使用的準確提法是“在適度擴大總需求的同時，著力加強供給側結構性改革”。

“供給側改革事實上是實體經濟的一次重要回歸……解決實體經濟中的供給和需求關係才是中國走出經濟困境的關鍵，”新加坡《聯合早報》在會後的評論文章中，特別提及供需相互平衡的問題。

供給和需求是硬幣的兩面。不少海外專家指出，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傳遞出的明確信號是，中國將通過在供給端的銳意革新促進結構轉型和可持續發展，但這並不意味著放棄需求側管理，或者忽視需求對國民經濟的作用。需求和供給正如兩個齒輪，只有相互耦合、高效配搭，才能驅動經濟引擎轟鳴向前。

一般來講，需求端主要是人們常説的“三駕馬車”：投資、消費和出口。首先，從投資看，不少研究表明，面對産能過剩、庫存增加、生産成本升高等局面，投資對經濟增長的邊際效應確在遞減，“大水漫灌”的強刺激之路已難以走通。但不可否認，投資依然是支撐國民經濟的重要力量，現階段的任務是認清“病灶”，解決投資效率低下、方向偏差和方式粗放的問題。

世界銀行前首席經濟學家林毅夫多次指出，應該廓清“投資必然導致産能過剩、投資拉動經濟增長不可持續”這類似是而非的觀點。他説，中國産業邁向中高端，城際交通網、地下管網等基礎設施短板，綠色經濟的培育以及城鎮化的推進，無不需要資本的力量。

“現階段我們還不能放棄投資拉動經濟的作用，而重點在於有效投資，”林毅夫在今年11月的一次演講中説。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也強調，必須提高投資的有效性和精準性。為此，有必要通過簡政放權、破除市場壁壘和地方保護等供給端改革，讓企業更加自主地分析産業動向，決定投資方向，把控投資風險，讓資本、人才等要素自由流動，進而解決投資低效、重復建設等長期難題，讓資本的供需之間建立更為高效的交流通道。

不少海外媒體注意到，中央經濟會議特別提出要加大投資於人的力度，使勞動者更好適應變化了的市場環境。一些海外專家指出，隨著勞動力成本提升和人口結構變化，中國“人口紅利”逐漸消失，但通過加大對教育培訓的投資和資源投入，提升中國龐大勞動者群體的“軟實力”，從而形成新的“人力資源紅利”，驅動中國的經濟轉型和産業升級。

其次，從消費看，一個宏大的“消費時代”正在到來。商務部部長高虎城12月29日説，2015年中國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預計達到30萬億元，位居世界第二，對經濟增長的貢獻接近60%，成為拉動中國經濟增長的“第一引擎”，其中網絡零售額預計達到4萬億元，穩居世界第一。

規模的跳躍式增長、中産階級的崛起、互聯網動能的接入，讓中國的消費結構迅速升級，更具個性和差異化的服務消費、綠色消費、時尚消費方興未艾。龐大的消費需求、蓬勃的市場活力又不斷催生出新的創意和商務模式，帶動整個服務業進入“發展快車道”，使服務業穩穩佔據國民經濟的“半壁江山”，對激發內需驅動增長和促進結構轉型起到了顯著作用。

不少專家也指出，進一步釋放和引導有效需求，將有助於完成化解過剩産能、去房地産庫存等供給側改革任務。歐洲政策研究中心主任丹尼爾·格羅斯對記者説，中國決策者提出的不少政策，是兼顧供給與需求的結合體，比如通過放鬆對流動人口和房地産市場的管制，可以消解房地産的庫存壓力，建立更有彈性的經濟，同時也因增加了群體的安全感而促進了消費。

再次，從出口看，世界經濟不均衡復蘇，致使外需步入一個相對低迷的時期。但貨物貿易之外，中國的服務貿易、跨境電商和國際産能合作近幾年長足發展。在高鐵、核電等領域，中國正在建立自己新的比較優勢，而成立亞投行、推動“一帶一路”建設都將成為國際産能合作的強大助力。與此同時，供給側的一系列市場化改革和對外開放新機制的建立，必將進一步激發中國外向型企業的活力，從而發掘和對接新外需、新市場。

由此可見，突出供給側改革，並不是要將供給與需求對立起來，而是強調辯證施治、綜合管理、良性互動，讓供需兩端更好地匹配，從而提升經濟運行的效率和質量。正如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理事長曾培炎所説，中國致力於建立有效供給與有效需求相平衡的調控模式，扭轉結構性過剩與短板共存的狀況，為經濟可持續發展奠定紮實基礎。（參與記者：帥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