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3月16日，國務院總理李克強在會見採訪十二屆全國人大四次會議的中外記者並回答記者提出的問題時指出，世界經濟現在復蘇乏力，中國經濟又深度地融入世界經濟，會受到影響和衝擊。中國經濟本身也在轉型，一些長期積累的矛盾在凸顯，所以説下行的壓力確實在持續加大。如果從底盤和大勢來看，希望大於困難。

與30多年前改革開放初期相比，無論從經濟規模，環境生態、資源供給，還是從人口結構看，支撐中國經濟高速增長的初始條件已經發生了重大變化，經濟進入平緩增長期將是新常態，在心態上必須適應更慢更持續的發展態勢和更低的經濟增長預期。

從國內生産總值和人口增長看，1978年改革伊始，當時中國的GDP總量是3650.2億人民幣、人均GDP382元人民幣。經過38年的改革開放和發展，到2015年底，中國GDP總量已達到68萬億元人民幣、人均GDP44200元人民幣，分別增長了180倍和116倍。在這樣的經濟規模下，從目前的資源、環境和生態支撐狀況看，原有發展模式下的持續高速增長顯然是不可能的。關於這一點，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美國紐約大學教授安德魯·斯賓塞早就有過分析，他認為經濟的長期增長是技術進步的結果，因為技術進步提高了勞動生産率。發達國家開發了新技術並與全球共享新技術，發展中國家在技術開發方面確實處於後發階段，甚至在一定階段不需要開發自己的技術，只要借鑒發達國家的技術就可以了，這個過程比自己開發新技術要來得更快一些。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的大部分發展中國家也基本上是按照這樣的路徑發展起來的。中國也不例外，改革開放初期，我國珠三角的“三來一補”和長三角的“左右開弓、兩個市場”模式就是這種發展的具體體現。一旦步入發達國家行列，這些原來的發展中國家就需要像發達國家一樣來開發自己的技術，其發展速度降低下來也就沒有什麼奇怪的了。

從能源消費看，1978年中國能源消費總量是57144萬噸標準煤，到2014年已經達到426000萬噸標準煤，37年間翻了7.5倍。1980年，全國民用汽車擁有量是178.29萬輛，到2014年底是14598.11萬輛，載客汽車擁有量從1980年的35.08萬輛增加到2014年底的12326.70萬輛，近年來，與之有關的霧霾已經波及人民群眾的生活和健康，引起全社會的高度關注，如此的能源消耗和環境污染，長期下去必定不可持續。

從人口規模和結構看，自1978年至今，中國人口增加了4個多億，新增人口超過了整個美國人口的總和，由1978年的9.63億人增加到了2014年的13.68億人。1982年，中國65歲以上的老齡人口占總人口的比重是4.9%，到2014年，65歲以上的老齡人口已經達到1.38億人，佔總人口的10.1%,整個國家進入老齡社會。科學應對老齡化已經成為現階段中國發展不能回避的問題。1978年，人口生育率、死亡率和自然增長率分別是18.25 ‰、6.25‰和12.00‰，到2014年分別是16.98‰、6.5‰和10.42‰，説明人口生育率在下降，死亡率在降低，人口自然增長率也在降低，人口紅利逐步消失。

新中國成立以來，經過67年的發展，尤其是在中國經濟規模達到10多萬億美元，人口規模超過13億後，適度發展和提升發展質量就成為一種新常態，要努力使全社會適應這種新常態。從全球化趨勢、美國大轉型的歷史，以及中國自己正在進行的轉型升級看，我國已經進入全面深化改革為基礎的大規模全方位轉型階段，全民必須做好大規模全方位轉型的心理準備。

當今，經濟社會事務之間的相互依存已經擴大到世界範圍，原因和結果之間的關係變得非常複雜。從全球發展看，在過去長達200年間的工業化進程中，人類征服了自然界，損害了自然界；生産力發展造福了人類，改變和提升了人類的福祉，也帶來了環境污染、氣候變暖、生態惡化。十九世紀興起的第二次工業革命的根本特徵是標準化機器大生産，它在生産領域造就了單一的生産品牌和生産標準，造成了産業的高度聚集和城市的密集發展。當前，科學技術發展，尤其是互聯網的廣泛使用，使産品生産的差異化、生産活動的本土化、生活方式的多元化、居住方式的分散化、交往方式的虛擬化、自然資源使用的可持續性皆成為可能，人類進入新一輪大規模全方位轉型時期。

在世界範圍內，由於互聯網的發展，尤其是物聯網的廣泛使用，具有同等經濟能力和對網絡世界新動向有一定掌握的人群行為方式和生活方式將會越來越接近，而與其國籍、居住的國家沒有關係。21世紀的商業模式既創造了新的市場，也創造了新的社會組織形式，看不到這樣一個正在進行的巨大變革和全面轉型，就難以應對可能出現的變革和變化。面對科技飛速進步，市場日新月異，社會快速變遷，政府尤其要考慮：當創新的速度超過監管的能力時，政府該怎麼辦？是沿用舊的法規管理新的事物，還是加快自身的改革和創新來推動新事物的發展與創新，與時代同呼吸共命運？互聯網開啟了一個通過平臺來共享資源、時間和技能的時代，在政府和法規緩慢改進的同時，由平臺孕育的技術卻在飛速前進。在這樣的環境中，最大的問題就是：各個政府業務部門千萬不要因為不了解或缺乏洞察力而扼殺了新事物發展的機遇，同時使自己陷入窘境。

眼下，中國雖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但從國際經濟格局和科技水平看，中國還不是經濟強國，必須從心態上實現從建設經濟大國到建設經濟強國的根本轉變。

從國際經濟格局來看，2014年，中國國內生産總值為10.36萬億美元，佔全球國內生産總值的13.3%，2014年，國內生産總值的增長速度是7.4%,在世界上是最高的，同期，世界國內生産總值的發展速度是2.5%。2014年中國人均國內生産總值是7594美元，為世界平均水平的70.28%，中國還有7000多萬人生活在貧困線以下，中國還不是一個發展中的強國。

從科技發展看，以互聯網服務商為例，2013年世界每百萬人中擁有互聯網服務商160.50人，中國每百萬人中擁有互聯網服務商僅為1.05人，為世界平均水平的0.65%。2013年，世界公共教育經費支出佔國內生産總值比重的平均水平是4.9%,高收入國家是5.2%,中等收入國家是4.8%,中國是3.5%。2011年，高收入國家每百萬人擁有研究人員的數量是3601.8人、中國是963.2人。在新一輪的發展中，要趕超發達國家，中國的教育和科技投入必須加大力度。

從文化上看，一個強國在經濟文明之外需要追求更高的價值——智力、道德、責任、教養、犧牲、高貴、勇氣、光榮、超越、神聖、信仰、意義、誠信等，並將這些價值體現在公民行為上，也要體現在處理國際事務中。負責任的國家必須努力克服社會的不平等來建立一個公正的社會。從全球範圍看，新的發展意味著人類建立了正確的社會體制，這種社會體制可以滿足人性最深層次的要求，中國應當在這些問題上有自己的更大貢獻。

總之，從底盤和大勢看，中國發展希望大於困難。(丁元竹 國家行政學院決策諮詢部副主任、教授、博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