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6.5%經濟增長目標背後的信心

林毅夫 郭紅松繪

1.看挑戰機遇：越是身處大變局，越要保持定力，不亂陣腳，把握機遇期

光明智庫：今年是中國改革開放的第41個年頭，一個發展中大國在新的歷史起點上，改革開放再出發。面對前所未有複雜嚴峻的國際形勢，看到挑戰和困難容易，看清機遇和前景不易。很多網友都很關心，作為改革先鋒的您，怎樣看待當前中國面對的機遇與挑戰？

林毅夫：先從挑戰説起。主要有三點：

一是中國從低收入國家轉變為中等偏上收入國家，發展條件發生了很大變化，一些老辦法不管用了，改革必須全面深化。40年改革開放取得很大成績，最重要的是我們堅持走自己的道路，不照搬西方理論公式和原理，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在這一過程中，我們一直以“漸進+雙軌”的方式來改革，採用“老人老辦法，新人新辦法”的過渡做法，前者維持穩定，後者激發活力。

西方世界一直希望中國按照當時的國際主流經濟理論來改革。這個主流理論聽起來很有道理：市場經濟條件下，價格有效配置資源的前提是價格由市場決定，企業必須私有、自負盈虧才會對價格信號做出正確的反應，所以，國有企業必須私有化，同時政府必須平衡預算才能避免財政赤字貨幣化和惡性通貨膨脹。當時國際學界的共識是：計劃經濟要成功向市場經濟轉型，就必須把市場經濟必需的所有制度安排一次性做到位，也就是以“休克療法”，把“華盛頓共識”主張的“市場化、私有化、穩定化”一次落實到位，把計劃經濟中政府的各種干預全部取消。但實際上，按照這個思路改革的蘇聯和東歐國家卻經濟崩潰停滯，危機不斷。

現在看起來，在改革開放之初推行“老人老辦法”是很有必要的，因為當時很多國有企業所在部門資本很密集，不符合我國當時人均收入水平，資本短缺的要素稟賦所決定的比較優勢，在開放競爭的市場中沒有自生能力，不靠政府補貼就很難生存，但是，這些企業雇傭許多工人，當時政府繼續給補貼，是國防安全和社會穩定所必須。發展到今天，情況變了。原來中國是低收入國家，現在已經成為中等偏上收入國家，資本快速積累，由極端短缺變成相對豐富，很多原來不具有比較優勢的産業現在已經變成了我國的比較優勢，企業由沒有自生能力變成有自生能力，保護補貼的性質由“雪中送炭”變成了“錦上添花”，改革就必須與時俱進予以深化，像十八屆三中全會所講的，把原來的扭曲和干預都取消，在資源配置上“讓市場起決定性作用”。一句話，雙軌制的改革還沒有完全到位，必須堅持改革毫不動搖。

二是全球經濟還沒有走出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後遺症。發達國家並沒有從危機中完全復蘇過來。從歷史數據來看，發達國家，包括美國和歐洲，在危機之前長期以來平均每年的經濟增長速度是3%~3.5%。現在來看，美國的復蘇狀況是最好的，但去年的增長速度也只有2.9%，今年可能降至2.5%，2020年，有人預測會繼續跌到2%。歐洲國家的經濟增速，從2008年以後就在1.5%上下浮動，日本從1991年以後就在1%上下浮動。發達國家經濟發展不好，國內各種激烈矛盾容易爆發，財富分配不均造成的民粹主義、保護主義容易抬頭，出現逆全球化傾向。這些都給中國的外部環境、對外經濟帶來很多困難。

三是中國發展引起西方世界緊張。按照購買力平價計算，今天中國的經濟規模已經超過美國。按照市場匯率計算，我國的經濟規模也已經達美國的60%以上。經濟是國際影響力的基礎，美國想要維持自己的霸權，就會製造各種障礙來打亂我們的陣腳。

以上是今天中國面臨的國際國內挑戰。需要看到，任何變局都是“危”和“機”同生並存。我們的機遇仍然很多——我們還是世界上最大的發展中國家，我們的經濟增長潛力比較大、增長空間也比較大。自2008年以來，我國一直是世界經濟增長的主要來源，每年對世界經濟增長的貢獻在30%以上。我相信，把我們的發展潛力用好，保持定力，自己不亂陣腳，不出現系統性金融風險，今年實現6%~6.5%的經濟增長，完全有可能。

雅康高速公路瀘定大渡河興康特大橋全長1411米，被譽為“川藏第一橋”。新華社發

2.看矛盾困難：“硬骨頭”一直都有，關鍵是抓住主要矛盾，找準改革突破口

光明智庫：中國已經踏進改革深水區，面對著很多難啃但必須啃的“硬骨頭”。“深水區”的路怎麼走，哪些問題應特別重視？

林毅夫：我個人認為，不要怕啃“硬骨頭”。“硬骨頭”不是今天才有，中國改革開放過程中一直在啃“硬骨頭”，如果過去的改革真是那麼容易，其他的轉型中國家也應該和我國取得同樣的成績。習近平總書記強調“對標重要領域和關鍵環節改革繼續啃硬骨頭”。每個階段有每個階段的問題。對待這些問題，最重要的是要有改革的定力和發展的信心。有定力，該改的地方要改；有信心，要看到自己的機會在哪。同時，還要對症下藥。現在我們確實面臨很多問題——有短期的問題，有長期的問題；有週期性的問題，有結構性的問題。例如，轉型還沒到位帶來的問題，像國有企業的保護補貼，各種要素價格的扭曲，等等。

今天的國內外學界存在一種傾向，只要看到中國經濟下滑，就把原因歸結到機制體制、中國道路。其實不然。認識自己可貴，但不能一齣現問題，就全攬到自己身上。當前我國經濟下行是多種因素綜合作用的結果。如果把外部性、週期性問題的原因也推到體制機制上，那麼不但解決不了問題，還可能帶來意想不到的困難。要客觀分析當前的問題。對於外部性問題，兵來將擋，水來土掩；對於週期性問題，要有緩解措施；對於體制機制問題，就要分清輕重緩急，抓住最緊要的矛盾一步步有序解決。只要這樣做，中國維持合理增長速度、提升發展質量，是完全有可能的。

3.看增速下滑：今年狀況會比較好，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階段性任務已經完成，經濟發展質量明顯提升

光明智庫：被視為“2008年以後全球經濟穩定和發展最重要動力來源”的中國，2018年下半年經濟增速加速下滑。應該怎樣正確看待這一現象？

林毅夫：關於這個問題，有些學者認為是由於我國經濟體制改革不到位和人口老齡化等問題造成的，這些問題我認為是有的，但都是長期問題，無法解釋突然間的變化，也無法解釋其他金磚國家以及東亞、東南亞出口比重高的韓國、新加坡等高收入經濟體同樣經濟增速下滑，且下滑幅度都比我國大的事實。我認為，2010年以來的經濟下滑更多是週期性和外部性問題。

發達國家未從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機中完全復蘇，減少了進口，影響了我國和其他經濟體的出口增長。金融危機後，很多發達國家實行積極的財政政策來支持投資，那些項目已完成，但國家經濟還沒有完全恢復，影響了企業投資的積極性。困難確實有，但並非不能克服。國際金融危機以來，各國都強調結構性改革的重要性，但真正推行的國家很少，我國則推出了“去産能、去庫存、去杠桿、降成本、補短板”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經過3年的努力，重點行業供求關係發生了明顯變化。

對於2018年下半年經濟增速加速下滑，我倒並不悲觀。我覺得今年狀況會比較好，因為前3年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重點去産能、去庫存、去杠桿，階段性任務已完成，經濟發展質量明顯提升。接下來的重點在後兩項。對於“降成本”，企業所得稅大幅下降，投資的積極性會提高；對於“補短板”，我國很多産業處在中低端，往中高端發展的空間很大。當前強調“穩就業”，對現有産業升級改造，這就需要投資，有了投資就會創造就業。相信隨著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不斷深入，新動能將不斷涌現，會給民營企業發展帶來較好的機會。

4.看預期和潛力：一棵樹能長多高，外部因素很重要，但起決定性作用的還是基因

光明智庫：前瞻未來要有長遠眼光。您如何看待中國經濟的潛力？

林毅夫：經濟增長的潛力，靠的是技術不斷創新、産業優化升級。發達國家的産業大多已在世界的技術前沿，實現産業升級就要通過自身付出高額成本進行發明創造，而發展中國家在技術和産業附加值水平方面與發達國家存在差距，可以通過引進技術，提升生産力水平，具有“後來者優勢”。

從發達國家過去100多年的發展情況看，他們平均保持每年3%~3.5%的增長速度；而中國改革開放40年，國內生産總值實現了年均9.4%的增長速度，這是在人類經濟史上不曾有過的奇跡，重要的原因之一是發揮了“後來者優勢”。當前，我國作為中等偏上收入水平國家，與發達經濟體之間還存在很大的人均收入差距，在許多傳統産業的技術創新和産業升級方面還有巨大的“後來居上”優勢。

我國産品在技術水平上和發達國家仍有差距。在德國漢諾威工業博覽會展廳中，發達國家有的産品我們也有，但他們的售價要高出我們好幾倍，原因就在於技術、質量比我國高。這説明我們還有可提高的空間，可通過購買專利、購買機器設備、招商引資的方式把技術“引進來”。

這種方式我們已經用了40年。提升的空間有多大？要看我們與發達國家的差距還有多少。我認為，從2008年起，我國還具有20年達到年均增長8%的潛力。2008年中國內地人均GDP只有美國的21%，這個比例相當於1951年的日本，1967年的新加坡，1977年的韓國。這些經濟體隨後都以8%~9%的速度增長了20年。這就意味著我國如果擁有必要的內、外部條件，也可以實現這樣的增長潛力。技術創新、産業升級考慮的是供給側的可能性，實際能增長多少則還取決於需求側的因素。但這並不意味著需求減少就降低了經濟增長潛力。好比判斷一棵樹能長多高，決定因素是基因，土壤肥力、氣候條件等外部因素並不決定其潛力。

從需求側來看，外部需求可能會比較疲軟。這是因為發達國家沒有進行結構性改革，而是用寬鬆的貨幣政策來支撐經濟發展，不僅增長速度慢，還積累了股市泡沫，埋藏了爆發危機的風險。而我國內部在消費、投資兩方面的增長都還有很大的空間。因此，我們要把有利條件用好，維持一定的投資率。有投資增長，就會有就業，家庭收入就會提高，消費也會增長。

雖然當前外部環境不好，但只要我們充分挖掘有利條件，維持較好的經濟增長率，也會為其他國家的發展營造有利環境，從而改善我國改革發展的外部條件。

繁忙的廣州南沙港碼頭。新華社發

5.看中國與世界：中國的發展是世界的機遇。只要思路對了，每個國家都有發展的可能

光明智庫：今年兩會，國務委員兼外交部長王毅説，與中國“脫鉤”就是與機遇“脫鉤”。網友想知道，如何認識中國在世界經濟中的角色與貢獻？

林毅夫：首先，中國過去十年，每年為世界經濟增長貢獻30%以上，也就是世界市場增長的30%以上在中國，未來很可能仍將這樣。現在世界上最缺的就是增長，這是中國給世界各國的增長提供的機遇。

其次，現在世界上85%的人口生活在發展中國家，他們與我們有同樣的追求，都希望國家快速發展。雖然願望強烈，但成功的例子非常少。根本原因還是在思路上，也就是治理理念的問題。因為二戰後雖然發展中國家擺脫了殖民地半殖民地地位，政治上取得了獨立，但在發展理念上仍然自覺不自覺地參考發達國家的理論和經驗，以發達國家為參照係：看發達國家有什麼，比照自己缺什麼；或者看發達國家能做好什麼，自己也照做。理論和經驗的適用性取決於前提條件的相似性，發展中國家不具備發達國家的客觀條件，但又簡單地以之為例，難免造成“南橘北枳”的困境。

與之相反，中國的經驗與理念始終根植于發展中國家的國情，因此，中國的成功給廣大發展中國家提供了底氣——只要思路對了，每個國家都有發展的可能。中國的發展提供了一個啟發：發展比較好的國家，不是一味對標發達國家，而往往是看自己有什麼，根據自己有的，能做好什麼，把能做好的做大做強。只有這樣，積小勝為大勝，才能一步步發展起來。現在有些發達國家民粹主義、保護主義盛行，這是因為國內經濟發展不好；但如果發展中國家思路對了，發展起來了，會給發達國家提供市場和發展機遇，解決了就業問題，發達國家的人民就會有比較好的預期，民粹主義和保護主義的市場就會變小。

同時，我國作為世界第一貿易大國、按照市場匯率計算的世界第二大經濟體、按照購買力平價計算的世界第一大經濟體，理應對其他國家的發展作出相應貢獻。在這個方面，發達國家也做了不少事，但效果不好；這是因為發達國家往往更願意為發展中國家在教育、健康等方面的改善投入，這不能説不重要，但不是關鍵問題。發展中國家最關鍵的問題應該是基礎設施建設。如同我們所強調的“要致富先修路”。“一帶一路”倡議以基礎設施互聯互通為抓手，以形成利益、責任、命運共同體為目標，帶來發展新機遇。

路修好了，能否發展，取決於産業發展情況，而成功國家的經驗都是從勞動力密集型加工業開始的。二戰以後，實現工業化、現代化的經濟體都是抓住了勞動密集型産業國際轉移的窗口機遇期，創造更多就業空間，從傳統農業向工業化現代化轉型。隨著我國勞動力工資水平上升，勞動力密集型産業在我國逐漸失掉比較優勢，勢必會“抱團出海”轉移到國外，“一帶一路”相關國家和地區以及非洲國家可以“築巢引鳳”，抓住工業化、現代化的機遇，擺脫貧困、實現繁榮。

發展中國家要發展現代製造業，沒有基礎設施建設是不行的，但是單純靠市場難以解決基建投資方面的問題。從世界銀行部門設置的情況來看，二戰以後，基礎設施部門是其最重要的部門；但是20世紀80年代新自由主義盛行，當時認為投資的問題可由市場解決。2008年我任世界銀行副行長時，基礎設施部門已經消失了。在這方面，中國不僅可以為發展中國家提供機遇，提供基礎設施項目與投資資金，更重要的是提供發展理念，即把有效的市場之手和有為的政府之手結合起來，實現共同繁榮的“人類命運共同體”新願景、新格局。這應當是中國對世界的最大貢獻。（記者 王斯敏 張勝 李曉 馬卉 實習生 王美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