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把手”通過人代會向市民道歉，只是政府問責中一個表層姿態。如果沒有相應的督查、追懲措施，“道歉”可能異化為別有用心者逃避責任的煙幕彈，問責的作用也將大打折扣

    上週末，安徽巢湖市市長在市人代會上因為9項既定工作沒能完成，“向全市人民和全體代表表示深深的歉意”。這新聞，特別是市長關於通過“道歉”發出“三個信號”的解釋，輿論普遍認為這為深化政府問責開了個好頭。

    所謂“三個信號”，一是“打造負責任政府”的信號，二是“打造求真務實政府”的信號，三是“給一些幹部敲警鐘”的信號，因為一些既定任務沒能完成，説明“存在作風不正、作風不實、工作不力的現象”。不是為了道歉而道歉，更不是嘩眾取寵而作秀，巢湖市領導在當地“兩會”上的這番真誠和苦心，值得稱讚。

    從全國而言，每年地方“兩會”期間的類似道歉並不少見。在筆者印象中，有因為市政工程和拆遷問題“擾民”而有市長在人代會上鞠躬“盼諒”的；有環保不力被人大代表“問責”、政府“一把手”最終通過人大程序向人民道歉、接受質詢的；甚至還不乏“問責”不過關、道歉難補過而被罷免丟職的。

    這些都是近年來的新鮮事情，是我國民主法制建設帶來的可喜進步。類似的“道歉”事件説明，一方面，責任政府、法治政府的建設不再停留在理念、口號上，對官員乃至政府的問責漸成制度；另一方面，彰顯了作為我國根本政治制度———人民代表大會制度的權威，強調了人民政府對人民代表大會負責這一基本的制度安排，各級人大及其常委會對政府工作的監督，不是“橡皮圖章”，而是具體的、剛性的。

    然而，從建設責任政府、法治政府所要求的問責制度看，“一把手”通過人代會向市民道歉，只是政府問責中一個表層姿態。“道歉”之後如果沒有相應的督查、追懲措施，“道歉”可能異化為別有用心者逃避責任的煙幕彈，問責的作用也將大打折扣。因此，在近年來此起彼伏的領導“道歉”聲中，人們更關注的是“道歉”之後如何進行過錯追究、責任追懲。

    就巢湖市的情況看，市長發言和媒體報道對沒有完成的“9項任務”缺乏更進一步的説明。比如，沒完成任務的原因何在，哪幾項是由於幹部“作風不正、作風不實、工作不力”造成的，是否追究了有關部門和幹部的責任等等，都不得而知。依筆者之見，“三個信號”要在巢湖市發揮震懾作用，市長髮話固然重要，但明確並追究有關部門和幹部的責任就更重要。否則，要是對責任人沒有處罰而只讓市長在會上“表示深深的歉意”，不但是對市長個人的不公，更是對責任人的放縱。長此以往，更不能指望這樣的“道歉”有多少實在的效果。

    從這個意義上看，要真正地打造責任政府、務實政府、誠信有作為的法治政府，關鍵還是要做到職責明確，賞罰分明。在人大的剛性監督下，政府道歉與查處責任人、落實整改措施並舉，才是真實體現法治精神和政府的責任意識。（鄧建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