環境經濟政策能否順利出臺並落實，取決於有沒有一個有力的協調機制，取決於各相關部門能否認識到實施環境經濟政策是自己分內之責，而非分外義務，還取決於各相關部門、地區和行業能否超越各自的部門利益、地區利益和行業利益。

    解決環境問題最有效、最能形成長效機制的辦法是什麼？國家環保總局副局長潘岳9月9日在第十二屆“綠色中國論壇”上的回答是，構建環境經濟政策體系，按照市場經濟規律的要求，運用價格、稅收、財政、信貸、收費、保險等經濟手段，影響市場主體行為，它涉及綠色稅收、環境收費、綠色資本市場、生態補償、排污權交易、綠色貿易以及綠色保險等多項政策手段。

    實際上，在今年7月底，國家環保總局已與中國人民銀行、中國銀監會聯合出臺了《關於落實環境保護政策法規防範信貸風險的意見》，旨在對不符合産業政策、環境違法的企業和項目進行信貸控制，以綠色信貸機制遏制高耗能高污染産業的盲目擴張，提高金融信貸對環保的調控力度。有最新消息説，國家環保總局已著手通過在自然保護區、重要生態功能區、礦産資源開發和流域水環境保護四個領域進行生態補償試點，為全面建立生態補償機制奠定基礎。不難看出，環境經濟政策這張大網正在緊鑼密鼓地編織。

    環保不是環保部門一家的事，這個道理大家都懂。但長期以來，由於缺乏有效的政策支撐，“環保風暴”也好，最後的“殺手锏”“流域限批”政策也好，保護藍天白雲、惠及子孫後代的環保大業，似乎更多的是環保部門在唱“獨角戲”。在越來越嚴峻的環境污染形勢的逼迫下，環保部門一家明顯獨木難支、力不從心。而環境經濟政策構架的提出，實際上是給全社會出了一道考題，對相關宏觀決策部門來説是一次“大考”。

    比如，這一政策體系涉及證監會如何對上市公司進行環境保護核查，評價其環境績效，促進上市公司履行環保責任；還涉及保監會如何在環境事故高發的企業和區域推行環境污染責任險試點；它還涉及商務部如何加強對出口企業環境管理，限制不履行社會責任的企業産品出口，等等。

    環境經濟政策能否順利出臺並落實，首先取決於有沒有一個有力的協調機制，取決於各相關部門能否認識到實施環境經濟政策是自己分內之責，而非分外義務，還取決於各相關部門、地區和行業能否超越各自的部門利益、地區利益和行業利益。比如，生態補償政策直接涉及發達地區對不發達地區、城市對鄉村、富裕人群對貧困人群、下游對上遊、受益方對受損方、高耗能高污染産業對環保産業的生態補償。從自己身上割肉，會不會心疼？肯不肯顧全大局？這必然涉及不同地區、人群、産業的利益調整。

    事實上，上述環境經濟政策還只是一個框架，有的只是初步設想。要推行稅收、信貸、保險等這些被一些國家慣用的遏制污染企業的經濟手段，我們還面臨一些現實障礙，如缺乏數據支撐等。還有，如何整合我們現有的法律資源、行政資源，如何學習他國的先進經驗辦好我們自己的事，均有待後續實質性的研究與探索。（評論員 劉文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