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華社北京３月２日電（記者 劉健 張先國 宋振遠）一組沉重的數字牽動著全國人大代表和全國政協委員的心：受國際金融危機影響，全國１．３億外出務工農民工中，有２０００萬失崗返鄉。

    來京參加全國兩會的代表委員帶來了大量關於完善農民工社會保障的議案、建議和提案。重慶綦江縣委書記王越代表説：“對於農民工而言，更加發現如此熟悉的城市並不屬於自己：不能享受城市最低生活保障、醫療保險和公共福利，不能申請經濟適用房和廉租房……”

    “住不起”城市

    “農民工為啥失業就要返鄉？最根本的原因是‘住不起’城市。以前他們靠自己不高的收入購買著教育、醫療、社會保險等城市公共服務，可一旦失去工作，他們買不起這些城鎮居民才能享有的基本公共服務。”全國人大代表、深圳市全順人力資源開發有限公司總經理張全收告訴記者。

    張全收曾將上萬名農民工送到沿海打工，被農民稱為“貼心大哥”。他説：“我計算過，有的企業同樣的工種，就因為正式工、農民工身份不同，從申請經濟適用房、子女上學、醫療保險，到最低生活保障，差異十分大。不少農民工在外謀生，往往是帶著配偶、孩子，需要的不僅僅是一個工作、一份工資，還需要融入城市生活，與城市共發展。”

    “貢獻在城市，保障靠農村；年青在城市、養老回農村”成為農民工城鄉“候鳥”生活的真實寫照。十一屆全國人大二次會議前夕，全國人大代表、湖北省監利縣交通村農民朱建華回鄉調研，這個村８００個勞動力中，有５００多人外出務工，春節前後有８０多人失業返鄉。朱建華掰起指頭計算著：“改革開放以來，我們村前後三代農民工上千人，可真正在城市買了房子轉了戶口，變成城裏人的只有兩戶。農民工把自己的青春和汗水獻給了城市的發展，年邁、失業、生病時只能哪來回到哪去。”

    今年一開春，重慶一些縣涌回了上千名隨家人返鄉的農民工子女，原本只能坐５０多人的課堂要擠８０多人，甚至課桌緊緊貼著講臺，由於各地的教材版本不同，只好發動市民捐書本。重慶石柱土家族自治縣縣委書記盛婭農代表説：“城裏沒有給他們準備一個課桌，而農村也很難提供公共教育服務。”

    代表委員們從各地帶來的諸多事例説明，戶籍、社會保障、子女入學、醫療等這些市民才能享有的待遇，阻攔著農民工融入城市。在北京，農民工子女有近２０萬不被認可為北京的小學生，在辦理公交卡時不能享受學生優惠；上海義務教育階段現有農民工子女學生３８萬餘人，其中３９％要在城鄉接合部、郊區的民辦“農民工子弟學校”讀書；重慶一些區縣農民工甚至連購買商品房都無法申請貸款……

    湖北省統計局副局長葉青代表説，相關調查顯示，與城鎮居民相比，農民工面臨三個“權益不平等”。首先是社會保障不平等。基本社會保障水平只有城鎮居民的２５．１％。其次是基本醫療和教育等公共服務不平等，農民工子女在流入地讀書每學年學費、借讀費、贊助費等平均支出約佔這些家庭總收入的３０％。第三是勞動權益不平等，缺乏平等就業機制、缺乏利益訴求表達機制。

    “二元體制”之痛

    近年來，國家和一些地方針對農民工在城市平等就業、社會保險、子女入學等方面的問題，出臺了一系列舉措，但為什麼難以落到實處？全國人大代表、廣東省佛山市三水區新明珠陶瓷集團公司的農民工胡小燕代表直言：“最根本的原因是制度上的‘城鄉分割思維’，比如農民工社會保險，因為社保資金區域分割、城鄉分割的管理體制，使跨省流動性強的農民工無法實現社保接續。”

    胡小燕代表説：“社保不能跨省接續，不少農民工返鄉前只能先退保，今後在外地找到了新工作，還要重新交納社保個人支付的部分，而以前在打工地企業多年積蓄下的社會統籌保費都不算數了。”

    不久前公開徵求意見的社會保險法草案提出，基本養老保險逐步實現全國統籌等規定，這為解決農民工社保問題帶來新的希望。

    説起農民工看病難問題，全國人大代表、石家莊制藥集團公司董事長蔡東晨説：“表面上，部分農民工既參加了新型農村合作醫療，也參加了城市大病統籌保險，好像是‘雙保險’，可是這和農民工的實際需求差距很大。比如，農民工在城市裏遇到了感冒之類的小病，需要用的是新型農村合作醫療，看病即可報銷，但是新農合規定只能在當地的鄉鎮醫院看病才能報銷，農民工不可能為小病千里迢迢回家看病；而得了大病，因為城裏的大醫院費用高昂，農民工希望在家鄉的縣級醫院治療，在鄉村衛生院護理，這樣費用低，但是大病統籌保險規定只能在城市裏指定的醫院看病。”

    全國人大代表、重慶城建控股（集團）第一市政工程公司路面處農工班班長康厚明説起一些學校把“借讀費”變為“捐資助學費”的事很氣憤：“今年重慶市宣佈，農民工子女在城裏讀書不再收借讀費，許多工友十分高興，奔走相告，他們帶著孩子到市裏申請讀小學，學校説不再收借讀費了，但是要收９０００元的捐資助學費。”

    城鄉分割的深層次原因是農民工社會保障和公共服務在城市缺乏制度安排和財力支持。“在沿海一些城市，流動人口甚至超過了本地戶籍人口，但是在公共政策中農民工難以享受市民待遇。”上海社科院院長王榮華代表説。

    “讓城市留住農民工”

    就在前年，沿海一些地方還出現“民工荒”，但去年下半年以來就出現了“失業農民工返鄉潮”，這一正一反間的巨大落差引起代表委員的熱議。浙江工業大學經貿管理學院院長程惠芳代表説：“從長遠看，農民工是一個區域發展的巨大財富，從科學發展、長遠發展的眼光看，留下農民工是一個巨大的進步。因此，要通過長期努力讓農民工融入城市，無差別地享受城鎮居民所享受的養老保險、低保、醫療保險、子女教育等。

    農民工進城，享受和市民同等的待遇，考驗著地方財政和城市公共服務的能力。在江蘇無錫，公辦學校接納１０萬個農民工孩子，當地財政每年要投入４億多元；昆山每增加一個戶籍人口，城市基礎設施、公共服務要多投入３萬元。

    可喜的是在一些財力較為雄厚的地方，農民工享受城市待遇已經成為可能。在上海，符合“兩個穩定”（穩定就業和穩定住所）條件的農民工，可申領上海市居住證，持有上海市居住證的農民工，可享有社會保險、教育培訓、計劃生育、衛生防疫等相關待遇。江蘇省去年規定，四類優秀農民工可以在城鎮就業地落戶，全省約有２萬名農民工符合落戶條件。無錫市市長毛小平代表説：“這説明‘戶籍之門’正在向農民工打開，在省裏出臺這個意見之前，無錫市已有了農民工落戶的相應政策。”

    全國統籌城鄉綜合配套改革試驗區重慶市發改委主任楊慶育代表説：“統籌城鄉發展的最終目標是要使農村居民、進城務工人員及其家屬與城市居民一樣，享有各個方面平等的權利、均等化的公共服務和同質化的生活條件。形象地説，統籌城鄉改革就是‘讓農民變得和市民一樣’。”

    儘管城市戶籍之門打開得還比較小，但已讓人們感覺到了溫暖。面對國際金融危機，代表委員們開始更多地從農民工對城市的作用角度來思考未來的發展。重慶市南岸區通過“農民工公寓”、低租房、低價房等方式，將連續在本地工作５年以上的農民工納入城市住房保障體系。“有崗位只是農民工，有住房才變成新市民。”全國人大代表、南岸區區長劉寶亞説，“把農民工納入城市住房保障體系，是經濟社會發展到一定程度的必然選擇。”

    全國政協委員嚴琦認為，從世界各地的城市化進程看，城市化的重要功能是將農村人口轉化為城市人口，然而農民工落戶城市不可能一蹴而就，它必然是一個漸進的過程，“我們可以探索一些新的形式讓農民工兄弟姐妹融入城市，享受‘同城待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