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終得到老闆的紅包或受到領導的嘉獎，是一件非常愉悅的事情。於是，日前有科學家借助腦成像掃描儀對這部分人的大腦進行探測，搞清了“獎賞”和“愉悅心情”的關係。
很多人可能都有這樣的體會，發獎金本來是一件高興的事情，可是突然發現同事拿到的獎金比自己多，原本幸福的感覺立即大打折扣。
經濟學家認為，財富的增加可以提升人們的幸福感，人們對於幸福的感知與所獲得的絕對報酬呈正相關。然而隨著經濟的不斷發展，幸福感卻遠遠沒能跟上財富的增長。
人們更關心相對報酬
近日有媒體報道，神經科學家通過激活人大腦裏的腹側組織層這個社會比較處理器，得到的結論是：人的確關心相對報酬。
經濟學家在決策模型中將絕對收入作為確定幸福的因素。也就是説，人們的收入增加會使幸福感得到提升。然而經驗顯示，社會心理學家和人類學家更關心相對報酬，但其中的神經生理學機制還不清楚。
KlausFliessbach和德國同事的這項研究顯示，相對於遊戲夥伴的更多、相等或更少的獎賞能激活人的腹側組織層——一個在響應和預測獎賞中起中心做用的大腦區域。研究人員用腦成像掃描儀同時測試一對研究對象，他們讓研究對象完成一個簡單的估計任務，並因此得到金錢獎勵。研究人員首先給他們公平的獎勵，由此得到腹側組織層活動的一個基線。研究人員把獎勵改成不公平的，發現腹側組織層活動超越基線；即使研究對象沒有做出決定，腹側組織層也很活躍。
北京大學腦科學與認知科學中心主任、北京大學心理係教授周曉林介紹説：“腹側組織層是人類大腦中獎懲加工回路的一部分，在研究對象獲得的獎賞與同伴有差異時，腹側組織層被激活，並且其活躍程度與差異的相對量有關。例如在賭博過程中，往往人們關心與別人相比，或與自己預期相比的輸贏程度，更勝過關心輸贏的絕對數量。人類對相對社會地位的比較是很敏感的，這種相對地位的比較會影響我們的幸福感。”
相對報酬影響幸福感
幸福感是人們結合所處環境和自身境遇所做出的一種綜合性的主觀評價。在經濟學中，幸福(Happiness)被定義為效用(Utility)，為了分析簡便，經濟學家往往傾向於簡化假設，將收入當作決定效用的唯一變量。現代經濟學是構建於“財富增加將導致福利或幸福增加”這樣一個核心命題之上的。然而，一個令人迷惑的重要問題是：為什麼更多的財富並沒有帶來更大的幸福？這就是在經濟學上被稱為“伊斯特林悖論”的“幸福—收入之謎”。
經濟學家從“比較視角”提出了一些可能性的解釋，這些理論包括相對收入理論或攀比理論。這些理論從收入本身出發，認為個人效用與自己的收入水平正相關，但與社會的平均收入水平（攀比水平）負相關；當社會變得更富裕時，攀比水平隨之提高，從而使得總效用水平保持不變。
經濟學理論中，人們對於相對報酬的關注來自於與社會平均水平的比較。其實在生活中，人們對相對報酬的關注也隨處可見。比如過去大家住的都是茅草房，現在甲住上了瓦房，但是乙住的卻是高樓，甲的幸福感可能不但沒有提升，反而降低了。這就是説，即使人們的生活水平提高了，但由於提高的幅度不一樣，提高幅度較小的人也會感到不公平、不幸福。
有科學家認為，對人們幸福感影響最大的不是絕對收入水平和地位，而是一個人與別人特別是與熟人朋友相比的相對收入水平和地位。哲學家羅素對此做過這樣的描述：拿破侖曾羨慕凱撒，凱撒曾羨慕亞歷山大。即使是成功人士，同樣會對更加成功的人表示羨慕。
神經科學家的研究成果與相對收入理論的解釋不謀而合。大腦腹側組織層的活躍程度與相對報酬的關聯在神經生理學上表明，人類確實更加關注相對報酬。周曉林介紹説：“像這樣通過神經科學的手段來探討人類經濟、社會決策背後的神經和腦機制就是神經經濟學的一個研究領域。”
在大腦中尋找答案
參加成功概率微乎其微的抽獎活動、難以抵抗眼前的誘惑而荒廢長期理財計劃……這些不符合經濟學家的理論預測的行為，在我們的生活中卻司空見慣。隨著神經科學的發展，對人類經濟、社會決策的行為模式、心理過程及腦機制的關注在本世紀逐步形成了現在的神經經濟學。
周曉林介紹：“心理是人腦的功能，人類的經濟行為有其對應的神經機制，神經經濟學就是利用神經科學的手段，探討經濟、社會決策行為背後的心理和神經機制。神經經濟學研究的重點主要在大腦部分。”
“借助於新技術的出現，同時有關心理、大腦活動的研究日益成熟，神經經濟學才得以發展。”周曉林説，“神經經濟學的研究手段包括單細胞記錄、腦損傷病人測驗、穿顱磁刺激（TMS）及腦功能成像等。認知神經科學技術的應用可以幫助人們了解經濟行為背後的‘黑箱’，為探索理性和非理性行為的腦機制提供可能。”
“但也不能否認，當前神經科學研究本身也有其局限性。更為重要的是，神經科學研究只是一種相關研究而不是因果性研究，大腦的活動形式與特定的心理功能和行為之間的高度相關並不表示二者必然具有因果聯絡。大量研究結果還有待今後實驗的進一步驗證。”（實習生 王麗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