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風送暖，萬物復蘇。2006年全國“兩會”即將在北京召開。代表、委員們將在會上共商發展大計，暢議富民之路。老百姓同樣非常關注“兩會”，他們希冀代表、委員們把自己的心聲帶到“兩會”，讓“兩會”更多地聚焦于他們最關心的問題。通過代表、委員的集思廣益、建言獻策，讓百姓在“十一五”期間得到更多的實惠。
老百姓最關心的就是自己身邊的事兒，這些事兒也就是與百姓生活息息相關的事情。“兩會”期間，代表、委員們把百姓最關注的熱點難點問題帶到兩會上討論解決，不僅有利於百姓生活水平的提升，也有利於我國的和諧社會建設。
26日，工人日報特意在“兩會”召開前夕推出《十事談》專題，其目的就是把百姓最關心的一些事情反映出來，希望引起代表、委員以及政府有關部門的關注。
一年之計在於春！我們衷心祝願在這個充滿希望的春天裏，“兩會”上能有更多的來自基層群眾的聲音，中國的和諧社會建設之路呈現出更加寬廣的前景！———編者的話
●關注貧富差距●警惕富裕“壟斷”貧窮“世襲”
早上，等兩個兒子和丈夫輪流吃完早餐出門後，60歲的呂海娣給自己盛了一碗稀飯，坐在床頭吃了起來。近30年來，他們一家四口吃飯時都這麼“輪班”，床就是他們的椅子，一張堆滿了東西的桌子就算飯桌。
呂海娣的家不足12平方米。丈夫患精神分裂症多年；大兒子因小時候的一場病成了弱智，32歲的人還要母親照顧；28歲的小兒子靠給人打打零工，每月只有近1000元的收入。
雖説老兩口都有七八百元的退休工資，但兩人都有病，每月打針吃藥，已是捉襟見肘。想買套房子，那是全家遙不可及的夢想。
為了房子的事，一家人沒少鬧騰過。今年一家人輪流吃年夜飯時，小兒子又鬧了起來。呂海娣説，小兒子説得也有理，28歲的人了，不僅沒住房，而且還和父母兄長擠著，將來又有哪家的女孩肯嫁給他呢……
誰能想像，就在我們身邊，就在看上去非常富裕而繁榮的城市裏，還生活著像呂海娣一家這樣的城市貧民。
在最近一個以城市貧困為主題的研討會上，數十名經濟學家提交的在不同區域做的調查報告，都給出了一個相同而清晰的描述：近年來，城市貧困問題並沒有因為我國經濟高速增長而有所減輕，相反表現出明顯的加重。
調查顯示，雖然在我國農村貧困人口數量迅速下降，從1978年的2.5億人降為2004年的2610萬人；但與此相對應的城市貧困問題卻有發展的趨勢，以2004年為例，專家們估計的數據是，城鎮人口貧困發生率為6％至8％，高於同期農村水平。
城市貧困群體主要來自國有企業改革和調整導致失業的群體；資源枯竭型城市裏大量具有正常勞動能力的城市居民；退休較早、僅依賴退休金生活的老年人；流入城市、成為城市新貧困階層的大量農村人口。同時，社會保險、教育培訓、醫療保障等制度上的缺位與失效，也在隨時隨地製造和産生著新的城市貧困。
尤其值得警惕的是，城市貧困還可能被世襲，城市貧困群體已呈現出“代際轉移”的“危險信號”。不僅如此，在貧窮發生代際轉移的時候，富裕也在發生代際轉移。富裕被壟斷，貧窮被“世襲”。有關專家不無憂慮地指出：貧富的代際轉移造成了一個割裂的社會，當貧窮與富裕成了涇渭分明的兩個群體並且長期保持的時候，社會也會面臨解體的威脅。
在很多人看來，解決城市貧困的問題實際上要比農村脫貧還難。這是因為城市貧困居民沒有土地等生産資料，不存在“增收和減負”的可能。此外，因為沒有土地作為最後的生活保障，城市貧困家庭也很少有向其它城市轉移的機會和能力。
儘管如此，專家們仍為解決城市貧困問題開出了種種藥方：要深化改革，大力發展城市服務業；政府應該對貧困人口給予一定的保障，同時積極鼓勵勞動者就業；對於從農村轉移出來的貧困人口，城市政府應該給予相對寬鬆的環境……雖然提出的具體措施不盡相同，但“解決城市貧困問題需要政府通盤考慮”已成為共識。
這更是包括呂海娣在內的城市貧困人群的共同願望。（記者 劉靜）
●關注股市破局●為老百姓拓寬致富渠道
“我是一個老股民了。”35歲的湖南湘潭人王正斌在股市摸爬滾打了10年。1996年就以種“實驗田”的心態，揣著自己積累的幾萬元錢“殺”進了股市。當時市場還挺火的，但自己畢竟是新手，向股市交了不少“學費”，後來總算入了門。“要想靠炒股賺錢，首先肯定得賠錢，這跟不摔幾個跟頭就學不會走路是一樣的道理。”他認真地總結著自己的經驗。
最近幾年，股市連續下挫，股民怨聲載道。湖南的100多萬股民估計有八成多虧損，虧損額從10％到80％不等，損失慘重。職業是證券分析師的王正斌，接觸的很多股民炒的都是自己的“養命錢”，大多希望一年能夠賺個三兩萬也就心滿意足了，不料這幾年下來行情不好，本錢縮水厲害，“能不心痛嗎？”王正斌感慨地説。
“心痛”是中小股民近兩年來最普遍的感受。股市走到今天這個地步是必然的。由於當初股市設計思路有偏差，企業上市門檻太低、對上市公司監管不到位、仲介機構喪失誠信、有法不依執法不嚴等一系列問題，導致管理層只注重股市的融資功能而嚴重忽視股市投資功能。而股民在無所適從的情況下，也養成了非常極端的投機心理，“小道消息”盛行，資金快進快出、追漲殺跌，少有理性可言。
最近兩年，儘管管理層出臺了許多重大利好政策，但要立竿見影地抵消不良影響是很難的。這並不説明股市就無藥可救了。在市場尚處在低迷週期的艱難時刻，中國股市改革的市場化輪廓卻已日益明晰。在宏觀上，2004年的“國九條”、2005年的股權分置改革的積極效應正在進一步釋放，維護中小投資者的利益“開弓沒有回頭箭”，股市長遠良性發展的基礎正在逐步夯實。
股市應當穩定、健康、有序地發展。尤其是在又一個新的國民經濟五年發展進行規劃的關鍵時刻，必須在股市上有所作為，促進股市儘快由融資市場向投資市場轉變，保證股市真實反映中國經濟增長的效益，讓所有投資者能夠分享到中國經濟發展的成果。
談到希望，王正斌説：“政府要建立起高效的公共財政，致力於公共建設、公共管理和公共服務，這樣，老百姓才投得起資，當得起股民！”
“要讓咱老百姓當得起股民！”回味斯言，股民所要表達的內容其實十分豐富。股民，並非特殊的公民。在他們的憂患意識裏，包含的不只是一己之私利。中國經濟社會的發展進步，就像股市的成長一樣離不開他們的智慧！（記者 方大豐 龍巨瀾）
●關注住房消費● 給低收入家庭恒産恒心
“我們老兩口都70多歲了，住平房實在不方便，想買套樓房住，從去年底到現在，家裏的孩子們沒少打聽買經濟適用房的信兒，但四處排隊都撲空，一次，為了買回龍觀的房，排到了1000號，結果，放到100號就沒有了……”家住北京市東城區演月衚同的趙大媽説起買房的事就發愁。“聽説，買經濟適用房得有‘關係’，不然根本買不到。”趙大媽問記者是不是這麼一回事。
像趙大媽一樣，百姓對於購買經濟適用房普遍感到難上加難。中國房地産業協會副會長顧雲昌分析指出，目前，我國經濟適用房應面對15％至20％的中低收入家庭，而現在是50％至60％的人買經濟適用房，這個面顯然是太寬了。
聽專家們解讀政策，原來國家關於經濟適用房政策的核心，是對不同收入的家庭採取不同的購房政策，其中，中低收入家庭可以買同等地段比商品房價格低20％的經濟適用房。
所謂經濟適用房，有兩大類型：政府免收土地費，讓房地産開發商去蓋房，然後銷售；企事業單位自用地蓋房賣給職工。
但目前，我國對經濟適用房的開發投資，只佔全國房地産開發投資總額的5％，這個比例不高，甚至前兩年有所下降。再加上經濟適用房的供應對象、供應標準等都沒控制到位，開後門，單位出假證明等。所以，出現了老百姓排隊買不到經濟適用房的現象。
顧雲昌提出三點建議：
根據國家關於經濟適用房的有關政策，政府應從補貼到磚頭變為補貼到人頭；增加經濟適用房的管理費用；改革供應模式。其中，政府從補貼到磚頭變為補貼到人頭是主要辦法。
開發商從政府手裏得到免收土地費等補償金，蓋好房子後，還可以從購買者手裏賺到一筆錢，這种經濟適用房的補貼政策，正是“磚頭補貼”。而顧雲昌建議，“人頭補貼”，是由政府出面認真核實統計，給真正的中低收入者發放補貼，然後通過市場體系來解決住房問題。
顧雲昌説：“這樣，可以避免政府對住房市場的直接干預，提高政府對市場的調控效率。而且，財政補貼的作用直接到達需要補貼的個人，並全部轉化為消費者的福利，這樣，就不會在住房建設階段産生效益流失或被生産者所佔有了。從市場角度出發，人頭補貼應該是比較好的選擇。”
還有業內人士建議，應加強對購買經濟適用房的人進行審核。美國專門有審核團去一家一戶審核購買經濟適用房的人；日本規定，年收入在300萬日元以下的群眾才有資格申請住房，而對於這種資格，也有專人進行審核。（記者 張敏）
●關注工資增長●提升工薪階層的幸福度
“我已經記不清最後一次漲工資是什麼時候的事情了。”這兩年，隨著生活支出增加，劉寶鎖的掙錢壓力越來越大，業餘時間不得不靠推銷小商品或者幫人聯絡業務賺取一些收入，以維持一家人的生活不掉進貧困裏。上個世紀80年代，劉寶鎖是山西省晉城市一家國營糕點廠的工人，後來工廠瀕於倒閉，在上個世紀90年代初他通過關係調到政府招待所當電工。兩年前，這家自收自支的事業單位逐漸發不出工資，現在劉寶鎖每個月只能領到一半工資，大概500元。劉寶鎖的妻子趙玉香也在一家事業單位上班，扣除住房公積金、養老保險等費用外，實際拿到手的錢是每月1100元。
1600元就是劉寶鎖一家的月收入。精打細算刨去水電氣暖柴米油鹽等必要的日常生活開銷和兒子的教育費用，最後就所剩無幾了。幸虧劉寶鎖一家在1998年單位集資建房時，花5萬多元買下一套80平方米的房子。住房問題不用擔心了，但千萬不能生病。因為劉寶鎖一家沒有任何醫療保險，看病吃藥全靠自費。
當然，劉寶鎖的家庭收入在全國不具有標本意義，但是，他承受的壓力和苦惱卻是主要依靠工資收入過日子的工薪階層能夠深刻體會的。
對於工薪階層而言，工資問題總是感同身受。如今，生活特別寬裕的畢竟是少數，大家有空坐在一起，談得最多的話題就是工資，往往是最先從工資説起，不管中間涉及的話題多麼豐富，最後總是落在工資上。畢竟，他們絕大多數都是依靠工資收入過日子的。
近日看到某人在自己的博客上抱怨，現在發的這點工資，既包括買房子的錢，也包括看病，還有教育支出等等，夠幹什麼呢？一年的收入不一定夠看一次病，10年的工資不一定夠孩子的教育費用，20年的薪水不一定夠買一套普通的住房。
這樣的人有多少，我們無從統計。但一個不爭的事實是，GDP在增長，經濟在發展，社會在繁榮，可不少人的生活負擔反而在增加。也許這個問題不是簡單的收入問題，但收入問題無疑是其中的關鍵因素。而對絕大多數工薪階層來説，收入問題集中表現在工資上。不少主流經濟學家計算了從1978年以來“全國工資總額”與GDP的比例，得出的結果就是工資總額在GDP中的比重實在太低。1980年最高，為17.1％，1998年最低，僅有11.7％。近些年來，始終在12％處徘徊。
一個社會向來“不患寡而患不均”。普通工薪階層在翹首期盼漲工資，抱怨工資上漲速度永遠趕不上物價的同時，也會抨擊社會上涌現出的一些不合理的高工資、高收入現象。事實上，在短短的20多來年裏，我們的收入差距就已經拉大到了嚴重的地步。能不能調整好收入分配政策，已經成為破解社會困局的關鍵。
上周，國家發改委在其網站透露，正在對收入分配製度改革意見進行緊鑼密鼓的修改。低、中、高收入群體均被納入此次改革的範疇，而改革也將朝著“規範收入分配製度、理清收入分配關係、完善公共服務”的方向進行，達到“限高、提低、促中”的目的。這條消息立刻吸引了社會輿論的高度關注。不過，此次改革還沒有敲定具體的時間表。
全國兩會就要開了，聽説有的地方已經把“漲工資”納入政府議事日程和幹部考核目標，像劉寶鎖這樣的普通工薪階層熱烈地期盼著他們關注的熱點能夠成為代表委員討論的焦點。是啊，提高普通工薪階層的收入也是要務，如果各地在抓好經濟發展的同時，都能把“漲工資”作為工作的著力點，那該多好啊！（記者 成露）
●關注教育投入●不能讓窮人的孩子輟學
2月21日是寧夏回族自治區中小學開學的日子。前來報到的銀川市第21小學學生馬小容（化名）發現，這學期她不僅不用交學費和課本費，而且學校還補助寄宿生生活費。
根據寧夏銀川市教育部門有關規定，從2006年春季新學期開始，銀川市對全市義務教育階段公辦學校在校學生免收雜費，並在繼續對農村義務教育階段學生實行“兩免一補”政策的同時，向部分品學兼優的城鎮貧困學生免費提供教科書並補助寄宿生生活費。
早在去年8月，教育部負責人就表示，“十一五”期間，農村義務教育將全部免費。教育部負責人進一步指出：政府應該是各級各類教育發展中的主要投入單位，教育決不能“市場化”。學校的教育收費應該是政府投入的補充，但絕對不能代替政府投入。
至此，一直以來困擾著義務教育的收費問題得到很大改善。尤其是在農村地區和其他貧困地區，減免教育收費就是意味著更多的家庭不用再為孩子的學費而擔心，意味著有更多的適齡兒童可以安心地走進學校。
日前，教育部發佈的《中國全民教育國家報告》中提出，爭取到2007年全國農村義務教育階段家庭經濟困難學生都能享受到免費教科書和住宿生活補助，力爭到2010年在全國農村地區全部實行免費義務教育，2015年在全國普遍實行免費義務教育。
在看到政府正在逐步增加教育投入的同時，我們不應忘卻這樣的現實：目前我國小學生輟學率平均為0.59％，初中輟學率平均為2．49％；部分西部貧困地區的小學輟學率達到2％，初中輟學率達到7％，甚至更高。如果全國小學和初中的學生加起來有1．8億，即使按全國的平均輟學率計算，全國輟學的學生仍然在230萬人左右。這些輟學的學生很大程度上是因為家庭承受不起教育收費造成的。
從這些情況來看，目前的教育投資仍然不足。在很長一段時間裏，政府對教育投入的重視還只是停留在“認識”層面上，並沒有落實到實際行動上。
首先，教育是一個長期項目，教育投資不僅任重而且道遠，在幾年、甚至十幾年內都有可能是一種只有投入沒有利潤的情況，無法顯示政府的“政績”，所以，很多地方政府在財政支出上容易忽略教育。
其次，教育投資的不公平現象還比較嚴重。以往的做法是，教育費用由中央負擔一部分，剩下的由地方財政承擔。這就導致了經濟發達的地區投入多，貧困地區投入少。需要巨大教育投資的地區得到的政府投入的反而少，這種馬太效應在中西部地區尤其顯著。
有專家建議，解決教育投入的公平性問題必須由中央負責解決，而不是推給地方政府。應該由中央政府統一規劃全國的教育投入。特別是義務教育，全國的各個地方，無論窮富，都應該享受同等的權利，教育投入應該一碗水端平。
另外，教育是一個公共事業，帶有天然的壟斷性，所以教育經費的使用應該透明。而現實情況是，在不少地方，本來就有限的教育經費還有相當一部分沒有用在“刀刃上”，沒有用在改善教學環境、提高教師的工作質量上，教育投資還處於一種“高成本、低效率”的狀態。
可喜的是，人們已經看到了中央政府的決心和行動。當一個政府開始投資一項成本高、短期效益低、又有利於百姓的長遠利益的事業的時候，我們有理由相信，一個理性執政的時代已經到來，和諧社會建設之路將更加寬廣。（實習生 楊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