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觀念更新到模式轉變，新起點奠定發展根基

    在新規劃對北京定位進行劃時代“重構”之後，北京的發展模式發生了歷史性變革，其“標誌性事件”是震動全國的首鋼搬遷。

    在中國，首鋼不單是一家國有特大型企業，更是産業進步的一個標桿。近７００億元的資産總額、逾８００億元的銷售收入，這樣的製造業“大戶”，在北京經濟總量中意味著什麼，不言而喻。當北京宣佈將首鋼遷至河北曹妃甸，很多地方不理解，很多市民也想不通。

    北京市的決策層十分堅決：首鋼非搬不可！建設新北京，必須徹底調整不符合首都功能定位的産業，瞄準“高端、高效、高輻射力”，發展現代服務業、高新技術産業、現代製造業，搶佔産業結構的制高點。

    如果聯想起北京工業化的滄桑歷程，８０歲首鋼的搬遷，更可謂具有里程碑意義的新起點。從首鋼決然離去的背影裏，各地看到北京發展方向的全新調整；從北京壯士斷腕的決心中，世界看到中國發展思路的科學轉變。

    首鋼搬遷，北京還有更深的考慮。讓首鋼落戶河北，是北京的“領跑”之舉。與長三角、珠三角不同，京津冀的區域發展差距較大，更需“新北京”的擔當與帶動，凝聚合力打造中國經濟的又一增長極。

    “北京不是不要發展經濟，但今日之經濟已非昨日之經濟”。這樣的眼光，讓北京的視野直逼更大的舞臺。

    在京城南端的亦莊經濟技術開發區，“總部經濟”悄然崛起。“我們就是要拒絕‘小散低劣’，發展産業集群，吸引大跨國公司設立地區總部、研發中心，更好地承接國際産業轉移。”開發區管委會主任張伯旭説。

    而京城東北的順義區，正熱切地啟動“臨空經濟”。區委書記夏佔義説：“我們擁有中國最大航空港──首都國際機場，這個資源獨一無二。”由此派生的航空物流業、現代服務業、高科技製造業，勾連成臨空經濟圈，意在助推北京、環渤海甚至亞太經濟。

    “十一五”開局，北京確定了六大高端産業功能區，使北京的結構調整全方位挺進，增長方式接連出現漂亮轉身。年初以來，服務業佔ＧＤＰ比重超過７０％，大大高於全國４０％的平均線，接近發達國家首都的水平，而傳統農業佔比已到２％以下。全市萬元産值能耗、水耗大幅下降。

    這些變化，讓人想起市規劃委主任陳剛的感言：城市規劃融貫著發展理念，改寫著發展模式，左右著發展水平。

    但增長模式的轉變，不僅在於改變北京這座城市的經濟結構。在北京市決策者眼裏，新北京更為鮮活的靈魂是“宜居城市”。把人的因素放在首位，這才是所有發展的落腳點。

    在“京城居不易”的困局之中，“宜居城市”的目標成為最大的民心工程。“首都之窗”網站一項關於“宜居北京”的調查，兩個月內就吸引近萬人參與獻策。北京大學教授俞孔堅評價，“北京提出宜居城市具有革命性意義”。

    一個面臨巨大環境資源壓力的特大城市，一個背負沉重歷史包袱的古老城市，敢於自我加壓主動提出建設“宜居城市”，它所折射的發展觀念之變，確實耐人尋味，而立足於此北京城市建設思路的轉折性調整更令人欣喜──

    全市一盤棋，“宜居”先“移居”。“兩軸兩帶多中心”，新北京把１８個區縣劃為首都核心區、城市拓展區、城市發展新區、生態涵養區等四類功能區，擬建１１個新城，有序疏解中心城區産業、人口和功能。

    這意味著未來１５年，將有數百萬人在中心城區之外另覓居所。新城，是推進城鄉統籌的一著妙棋，為後奧運時期的首都發展埋下伏筆，更將使北京人的時空觀和生活方式不斷“刷新”。

    這另辟蹊徑的“移居”，也是對困擾北京城幾十年的“保護與發展”矛盾的解答──

    新北京並非棄舊迎新。在走出以環線擴張的“同心圓”之後，北京決策者的設想是，再回到“圓心”，整治、保護好北京舊城，實現歷史文化名城的復興。

    如此謀篇佈局，不僅顯示了北京市的氣魄與胸襟，也證明了北京市決策者的發展觀並未止于一任、一時、一地。“這樣的新北京建設好了，才算是向歷史交了一份完美的答卷。”城市規劃學家、兩院院士吳良鏞欣慰地説。

    從“文化古都”到“創新之城”，新引擎鑄就發展活力

    這兩年，北京的決策者頻頻説到“創新”。

    ２００６年，北京市兩會期間市委書記劉淇在一次２３分鐘的發言中２５次使用了“創新”這個詞彙。新北京需要新引擎。用北京市委常委、宣傳部長蔡赴朝的話來説北京的最大優勢在於擁有巨大的文化資源和創新潛力 “創新之城”理應成為北京的選擇，是北京新一輪戰略構想的核心競爭力所在。

    中關村的跨越頗能體現北京的深思遠慮。

    一直以來，中央對中關村寄予厚望。１．７萬家企業、７０萬名精英，中關村的科技智力密集度，全國獨有，世界少見。科技部預測，未來１０年我國跨越式發展的８項重大核心技術，中關村有７項領先。中關村研發投入比例，遠高於國內企業平均水平。

    但北京的決策者並不滿足。他們算賬：一個ＬＧ公司，員工相當於中關村的１／２，産值相當於中關村的全部。中關村産生了“溢出效應”，卻仍應挖掘更大潛力。

    這其實也是整個北京創新狀況的縮影。北京的創新型人才佔全國１／１０以上，兩院院士佔全國一半以上，各類高校、科研院所、中央在京單位雲集。但行政隸屬的限制和分割，使這些資源優勢並未完全轉化為競爭優勢。

    “如果不能實現這兩者之間的成功轉化，北京的發展將盡失先機”。從“文化中心”天時地利的獨特地位，到“創新之城”自主發力的發展目標，北京敏銳地看到了其中的挑戰。

    進一步説，這也是中國當前自主創新所面臨的共同問題。中關村管委會副主任夏穎奇直言，“將優勢變實力，政府要做創新的催化劑，而不是‘干擾素’”。

    為支持企業創新北京在全國率先建設市場化的科技支撐平臺依託高校、科研院所的科技資源為中小企業提供成本低廉的試驗、測試、諮詢服務。接著又以大項目為“粘合劑”打破條塊分割，促進中央與地方創新資源整合。

    政府的作為，打通了阻隔創新的關隘。中關村步入“黃金時代”，以聯想集團實施跨國並購和一批企業海外上市為標誌，中關村高科技企業的國際化發展趨勢初步顯現。北京成長為名副其實的軟體中心、集成電路設計中心、高科技服務業中心、研發中心。這些在國內遙遙領先的高端産業，形成了集群效應和輻射效應，為企業真正成為創新主體提供了全國性經驗。

    “建設創新型國家，北京理應主動承擔重任，讓創新資源和成果惠及全國、示範全國、帶動全國，最終是要在世界舞臺上提升國家競爭力。”市委市政府的大局意識，蘊藏深意：在他們心中，創新不僅是科技創新、文化創新，更重要的內核，是政府的管理創新、制度創新。

    為夯實“創新之城”的根基，北京找到了一個更適合“文化中心”地位的落點──文化創意産業。劉淇、王岐山親自挂帥，成立北京文化創意産業領導小組：“建設新北京，創新是動力，文化是靈魂。”

    這樣的認識，使創意經濟首次成了北京市長顧問會最熱門的話題；最新一屆北京科博會，首次亮相的創意産業佔據了展館的１／５……

    這樣的認識，也使２００５年北京文化創意産業産值超過９６０億元，佔北京市ＧＤＰ的１４％以上，奠定了北京經濟發展“支柱産業”的地位，形成了與其它地區相比的明顯優勢。

    在鍾情“創意”的背後，是“文化北京”的深邃眼光和責任擔當，“作為有著悠久歷史的偉大古都，北京要做中華文化的傳播者和弘揚者。”

    今夏，北京高考作文題意蘊深長──《北京的符號》。創新與文化，正在成為北京最為可圈可點的城市符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