述評：北京大捷　喜中有憂
——從北京奧運會看中國體育的收穫和走向

    新華社北京８月２４日電（記者李麗　李鵬翔　張雲龍）北京奧運會已落下帷幕，中國代表團以５１枚金牌榮登奧運金牌榜首位，打破了奧運金牌榜傳統格局。此外，中國奧運健兒們在帆船等多個項目上實現突破，收穫巨大。

    競技體育的豐收為中國體育帶來的除了榮耀，還有什麼？在中國體育發展史上，北京奧運會是一個怎樣的“坐標”？在標誌性的北京奧運會之後，中國體育將走向何方？

    豐收和歉收

    儘管有家門口作戰的天時地利人和之優勢，中國體育健兒５１枚金牌的成就也並非一步登天。

    １９８８年一場意外的“兵敗漢城”震動全國後，引發了“全民健身計劃”和“奧運爭光計劃”的出臺，其中後者以發展競技體育為主要目標。在過去十幾年中，這個計劃的作用以及舉國體制的優勢是顯而易見的。中國的奧運金牌數從１９９２年巴塞羅那奧運會持續第四到悉尼躍入金牌榜前三，從雅典第二再到北京的第一，一屆一個臺階，增長性和延續性非常明顯。

    在奧運史上，東道主往往有超過正常水平十枚左右的金牌入賬。中國金牌數從雅典的３２枚到北京的５１枚，漲幅雖然偏高，也並非特例。

    從宏觀而論，中國登頂打破了長期以來美俄（美蘇）爭雄的奧運金牌傳統格局。並且，中國代表團在帆船、射箭、賽艇、拳擊、蹦床項目上首獲奧運金牌，在網球、擊劍、曲棍球等項目上也取得重要突破和進展。奧運會表明，中國在奧運項目中的奪金面擴大，奪金點增多，整體厚度和底蘊增強，體現了中國已經是一個競技體育大國。

    對年輕人的使用在本屆奧運會上體現得十分明顯。體操的鄒凱、游泳的劉子歌、射擊的龐偉、摔跤的王嬌……這些為中國代表團帶來驚喜的小將，都是首次參加奧運會的新秀，説明中國體育後備力量充足。在選拔機制上，各運動隊以成績説話，大膽啟用新人，同以往的“綜合評定”有了不同和進步。

    在此次人數龐大的中國代表團中，外籍教練共２８人，來自１６個國家，涉及１７個大項。其中男子擊劍、女子曲棍球等項目上的突破，正是在請進外教後實現的，反映了中國進一步同國際接軌，學習和利用國際先進經驗的趨勢。

    遺憾的是，中國金牌雖豐，但成色不足。具有傳統優勢的跳水、射擊、舉重、體操、乒乓球、羽毛球的六個項目，為中國帶來了約四分之三的金牌。而在田徑和游泳這兩個金牌數合計達到８１枚的基礎大項上，中國的收穫甚至不如上屆雅典，僅靠劉子歌收穫一金，嚴重歉收。

    在最能體現職業化底蘊的足球領域，中國足球隊尤其是男足敗得讓人心寒，讓較早前提出的“男進四、女爭牌”的目標成了一個尷尬的回憶。作為中國最早推行職業化改革的體育項目，中國足球十幾年來的“成果”卻令人憂慮，值得深刻反思。

    巨星缺失也是本屆中國軍團的一個缺憾，上屆還有一個劉翔，本屆冠軍雖多，卻難尋領軍人物，像博爾特和菲爾普斯這樣的超級巨星更是難以想像。

    如從獎牌總數來看，中國收穫１００枚，與美國相比仍有１０枚的差距。而且，許多國家的獎牌是金、銀、銅數量呈金字塔形排列，即銅牌最多，金牌最少，而中國的獎牌分佈則成倒金字塔形排列，説明中國在有些項目上的奪金能力已經被挖掘到極限，個別項目只有單兵奪金能力。

    金牌躍升得益於舉國體制

    中國能夠在奧運金牌榜上迅速攀升，得益於舉國體制，也鑽了蘇聯解體後留下的“空子”。

    一般認為奧運項目可分為三類。一是足球、籃球和網球這樣高度職業化和商業化的項目。二是田徑和游泳這類基礎性項目，屬半業餘性質，但由於受到關注而商業價值不斷攀升。三是射箭、舉重、跳水、乒乓球和體操這類項目，在大部分國家的商業價值都不高，選手基本上都是專業甚至業餘選手。

    蘇聯解體、東歐巨變後，俄羅斯拋棄了蘇聯那種集中全國資源的計劃體制和發展模式，因此在奧運會的第三類運動項目上留下了巨大真空，中國的舉國體制恰恰彌補了這個真空，這也是為何中國的金牌會集中在舉重等項目上的重要原因之一。而在這些項目上，中國運動員都是領國家工資的“職業”選手，而他們的大部分對手在訓練之外都得自謀生計，有優勢也就不足為奇了。

    舉國體制能集一國之人力、財力、物力，確實能夠在較短時間內提升競技實力，這一模式在許多希望爭奪更多奧運獎牌、金牌的國家得到了借用。１９９６年英國在亞特蘭大奧運會上僅獲一金，舉國譁然，政府由此開始加大投入。倫敦申奧成功後，為實現英國隊在倫敦奧運會金牌榜躋身前四的“終極目標”，英國政府承諾在２０１２年之前的６年中，政府將投入約１０億英鎊用於備戰奧運。

    英國體育總會對所有項目進行逐項評估，按照奪牌前景來分配這些資金，這和中國的“奧運爭光計劃”有異曲同工之妙。也是英國在本屆奧運會躍居金牌榜第四位的根本原因。

    但是，在中國奧運金牌數不斷刷新紀錄時，也得正視中國體育存在的問題和不足。中國人均佔有體育場地低，學生體質狀況呈逐年下降趨勢，很多競賽項目的後備力量不足。

    美國體操女隊華裔主教練喬良在談到中、美兩種體制的區別時説，美國從事體操運動的人有大量業餘娛樂性人口，而中國則大部分都是專業和高水平運動員。他用最直觀的語言深刻表述了中國的競技體育和群眾體育脫節的問題。

    專家指出，中國體育人才庫存在結構性缺陷。最顯著的表現是其人才梯隊不是金字塔形的，而是直上直下的。比如，中國橫掃天下的跳水、體操、舉重等，在中國並沒有雄厚的群眾基礎，主要依賴專業培養體系，其後備人才之少與競技水平之高不成比例。

    奧運之後該如何？

    北京奧運會之後，中國體育是否會出現戰略調整呢？不少專家認為，變化是一定的，但不是“突變”。

    北京奧運會之前，國家體育總局一位專家曾説：“１９６４年日本集舉國之力舉辦了東京奧運會，之後隨著日本進入後工業社會，體育發展也進入休閒和全民體育階段。韓國在漢城奧運會後的體育戰略也有類似變化。一般來説，都會轉向更重視體育的全面發展。”但他認為競技體育仍然要花大力氣抓，“中國仍需要參加國際大賽，人民群眾依然希望看到中國體育健兒為國爭光。現有體制的存在依然具有現實意義。”

    北京體育大學副校長鐘秉樞也指出，體育體制和戰略調整是漸進式的。他説，《２００１－２０１０年體育改革與發展綱要》已經提出中國體育未來發展要走社會化、産業化、市場化、職業化道路，“事實上，在進入２０００年後已經慢慢在變化。比如國家體育總局，由原來的司局對運動項目管理過渡到項目管理中心管理。”

    許多人將“美國模式”視為成功的典範。他們既有以聯賽為依託的職業體育，如ＮＢＡ和職棒大聯盟，奧運會上的夢八隊正是ＮＢＡ精英；也有以學校為依託的高水平學校體育，如游泳、田徑，一人勇奪八金而留名奧運史的菲爾普斯就是地道的密歇根大學學生；還有以私人俱樂部為依託的社區體育，如美國體操隊名將約翰遜和柳金都是學生，從私人俱樂部練到了世界最高舞臺。但“美國模式”也不是誰都可以倣造成功的，必須要具備良好的基礎和較長時間的完善。

    那麼中國體育將走上什麼道路呢？

    有一些專家認為，可能會出現四種趨勢。首先，政府管理為主過渡到社會和企業更多參與，但政府也會加強引導和協調。第二，單項協會職能得到更大發揮和加強，賦予它們更多職能和要求。第三，在高水平訓練中重視科學訓練和運動員文化教育。第四，隨著場館設施等條件改善，以單項體育為載體的學校、社區和俱樂部體育會得到飛速發展。

    鐘秉樞特別指出，“體教結合”有助於解決中國競技體育模式中存在的問題，但本身也存在一些問題需要解決。他説：“高校為了在校際比賽中出成績，顯然希望引入的是高水平的現役運動員，而非退役運動員。退役運動員即使進入大學學習，由於長期跟文化課脫節，許多運動員只能‘混’一張文憑，就業時也難以勝任該文憑涉及領域內的工作。”

    他認為，“體教結合”涉及到運動員就業問題，也連帶著能否吸引更多的家長送孩子練體育，因此事關重大。他説，要解決就業問題還是要落實“體教結合”，即運動員的文化教育和職業培訓必須和運動生涯同步完成，而不是在退役後才開始。“這樣，他們才可能在退役後就具備自主擇業的能力。”

    然而，“體教結合”的口號喊了多年，落實情況並不理想。鐘秉樞認為，落實的關鍵是從制度上確保運動員減少訓練時間，增加學習時間。“道理很簡單。如果按照現在運動隊每天的訓練量，他們不可能有時間和精力再去學習文化課。這個情況大多數專家和教練員都明白，但是沒有人敢提。因為這是有風險的，萬一訓練時間減少了，比賽成績不理想，後果誰來承擔？”他認為要從制度上予以保證，像美國大學生體育協會就規定，運動隊一週訓練時間不得超過２０小時，否則就取消該隊參賽資格。

    鐘秉樞還指出：“如果不從制度上落實‘少練多學’，即使以後運動隊真正融入教育系統內部，高校運動隊也會變成現在的體工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