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華社合肥4月30日電(記者 汪延 郭小蘭 盧堯)在中國經濟發展的宏偉藍圖中,“中部的崛起,承先啟後,呼南應北,頗具有戰略性意義。”在剛結束的第四屆中部博覽會上,與會的政要、企業家和學者達成了這樣一個共識。
金融危機之下,東部沿海經濟略顯疲態,中部經濟卻顯示出靚麗的色彩。今年一季度,中部六省有四個省的GDP增長超過2位數。因此,博覽會原先邀請1.5萬人與會而實際到會3.8萬人,人們紛紛來此尋找新的機遇,期待新的作為。
承前啟後,星火燎原
與會專家指出,經過30年的快速發展,中國經濟已到了深度調整的“臨界點”,外部發展環境的變化,只是加速了調整的來臨。
泰康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兼CEO陳東升説,過去30年最重要的變化就兩個:一是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過渡,從封閉型國家向開放性過渡;二是兩頭在外的經濟成長模式,以政府主導為特點,逐步從搬運型經濟過渡到裝備型經濟,從裝備型經濟過渡到今天的製造型經濟。
“這種模式帶來了製造業與服務業、産業與金融、區域之間的不平衡。”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副院長徐信忠表示説,“這次金融危機在一定意義上來説是經濟結構失衡造成的。”
據分析,這次金融危機對中國經濟最大的影響,就是長期依賴於外向型或者外需型的經濟,過渡到外需經濟和內需經濟相結合,並逐步以內需為主體的經濟,這是中國現代化進程的一個新起點,對於推動中國自身經濟的發展,優化經濟結構,以及加快中部經濟的現代化建設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中國經濟的崛起,如果沒有中部崛起是難以為繼的。”中國人民大學金融與證券研究所所長吳曉求説,“如果把中國經濟發展看成是一個三級火箭的話,中部實際上是第二級,沒有第二級,第一級沒用,第三級也起不來,所以中部經濟發展是承前啟後的。”
國家行政學院的研究表明,長三角地區目前集中了全國70%紡織業、80%服裝製造業和90%以上加工貿易,如今産業轉移的趨勢非常明顯。而中部地區處於內需市場的腹地,承接産業轉移的物流成本相對較低,成為外商投資和東部勞動密集型産業轉移的首選地,如能在此次産業結構調整中抓住機遇,未來確有希望成為中國經濟增長的領先地區。
中部崛起,全面崛起
自2004年國家實施“中部崛起”戰略以來,中部六省固定資産投資以30%的增速遞增,GDP增速持續超越東部沿海,在全國所佔份額明顯增加,在這次金融危機中,中部崛起的勢頭不改。
2004年前,國家沒有針對中部崛起的區域優惠政策,曾使中部六省普遍感到遺憾。但人們發現,近幾年來,尤其是金融危機以來,無論是金融政策,還是基礎設施建設投入,中部正享受到國家政策的最大實惠。
據鐵道部副部長陸東福介紹,通過近年來的加緊建設,中部地區路網已初具規模,其區位優勢開始發揮。目前已經形成了以京九、京廣、大湛和隴海、襄渝、浙贛為主幹的“三縱三橫”鐵路幹線網及山西煤炭基地大能力煤運通道網。2008年調整規劃進一步明確了中部地區鐵路建設的發展目標,到2020年新增鐵路1.6萬公里,中部鐵路總規模超過3.4萬公里。規劃實施後,中部地區每萬平方公里擁有鐵路由原來的175公里提高到331公里,是全國平均水平的2倍以上。
在中博會上,來自交通、民航等部門的負責人紛紛表示,新一輪擴大內需的投資中,中部地區將佔據更大的份額。“中部通,全國通;中部活,全國活。”交通運輸部副部長高宏峰如是説。
國家行政學院專家指出,2008年以來國家的大規模基礎設施投入為“中部崛起”打下了堅實根基,將確保今後東部和中部的産業轉移能夠更加順暢。
中國進出口銀行副行長蘇中表示:“中部正在成為承接東部地區産業發展的熱土,進出口銀行進一步加大對中部六省的支持力度,努力為中部崛起提供更有利的政策性金融支持。”
中國工商銀行副行長易會滿介紹説,2004年以來,該行加大了對中部地區的基礎設施、節能環保和中小企業的信貸支持,發放各類貸款2萬億元;特別是今年以來,對中部六個省貸款增幅達18.6%,超過全行平均增長15%的水平。
國家促進中部地區崛起工作辦公室副主任、國家發改委地區經濟司司長范恒山表示,隨著國家促進經濟增長一攬子計劃的全面實施,中部地區發展面臨著更為寬鬆的政策和資金環境。
據安徽省發改委統計,今年頭2個月,該省利用外省資金470.8億元,同比增長34.9%;來自長三角地區的資金到位227.1億元,增長84.9%。
加快制度創新,體現後發優勢
在經濟轉型階段,中部六省也在探索新的路徑。從武漢城市圈、長株潭城市群綜合配套改革試驗,到江西鄱陽湖生態經濟區、安徽皖江城市帶承接産業轉移示範區的穩步推進,“創新”已成為各試驗區共同的主題詞。
“創新是轉變增長方式的中心環節。”安徽省委書記王金山説。2008年10月,安徽正式啟動了合蕪蚌創新配套改革綜合試驗區的建設。其目的是推廣一些地區的創新經驗“從點到線,從線到面”,在制度創新中煥發出社會創造力。為此,全省每年從財政資金中拿出5億元資金用於中小企業的創新實踐,以“鼓勵冒險,寬容失敗”。
王金山認為,在應對國際金融危機的過程中,形成了調整産業結構的倒逼機制,東部地區産業轉移步伐加快,自主創新和産業升級也隨之提速。
放眼中部,科技創新不乏亮點:創新試點城市合肥已成為我國家電生産的三大基地之一;武漢光谷聚集著數千家高新技術企業,每天誕生7項發明專利;自主創新龍頭的長沙工程機械業已成為湖南第一大支柱産業……
湖北大學教授劉國新研究發現,從2001年到2007年,我國區域創新指數持續提升,但中部六省除湖北可以躋身第2梯隊外,其他五省均屬第3梯隊,與沿海地區的梯度差距依然明顯。
劉國新認為,經濟增長方式從要素驅動向創新驅動轉變,需要“使科技創新成為中部經濟和社會發展的內在動力和普遍行為”。
中科院可持續發展研究中心主任樊傑指出,中部地區雖然具備後發優勢的條件,但能否實現跨越式發展,與軟環境有很大關係。他認為:“體制機制的創新很關鍵,然而文化建設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
據他分析,一個明顯的趨勢是,中部地區在把握産業轉移歷史性機遇的同時,與沿海的分工合作明顯加強。如安徽主動融入長三角,湖南主動融入珠三角,山西主動融入環渤海,這不只僅是經濟的融合,更是觀念、制度和社會文明的學習和融合。
國家促進中部地區崛起工作辦公室副主任、國家發改委地區經濟司司長范恒山認為,中部要實現加速崛起,就要“繼續深化改革和擴大開放。加快推進行政管理體制改革,深化國有企業改革,推進國有資本向重點行業和關鍵領域集中。大力發展非公有制經濟,放寬投資領域和行業限制,優化創業融資環境”。同時還要“深化公共服務體制改革”。
河南省委書記徐光春指出,中部地區是全國應對危機的戰略縱深,為我國應對危機、渡過難關提供了較大迴旋空間;中部地區可以為保障國家糧食和能源安全奠定堅實基礎,為促進區域協調發展提供有力支持。這些都決定了中部地區應該而且能夠發揮更大作用、作出更大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