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們見證了“破冰之旅”
——訪親歷尼克松訪華的中國外交工作者

    新華社北京２月１２日電（記者 錢彤、孫奕）１９７１年１１月３０日，一條新華社發佈的公告震動了世界，它宣佈：美國總統尼克松將於１９７２年２月２１日開始對中國進行訪問。

    尼克松訪華４０年過去，依然健在的親歷者已為數不多。近日，記者訪問了曾參與這一“破冰之旅”的中國外交工作者，撥開歷史塵煙，回顧那段非同尋常的往事。

    大局已定：“中美適當改善關係是有利的”

    在尼克松訪華消息發佈後，外交官趙稷華隱約覺得，他將參與到這一歷史事件中去。此時，趙稷華與中美接觸已有一定淵源：于１９７１年調入外交部歐美司美國處後不久，他便參與了“乒乓外交”的翻譯工作，並在其後參與了基辛格兩次訪華工作。

    此時，原本參與中蘇邊界談判的外交官丁原洪也被調至美國處，轉而研究美國問題，成為工作組一員，為尼克松來訪做準備。

    自上世紀５０年代，丁原洪就參與了中國對蘇聯、東歐等國外交工作，上世紀６０年代，中蘇關係不斷惡化後，他又參加了中蘇邊界談判。在大洋彼岸的美國，尼克松于１９６９年就任總統後想通過改善中美關係，開展“均勢外交”，增強美國對付蘇聯的力量。“在當時的背景下，中方研判，蘇聯相較美國對中國威脅更大，中美適當改善關係是有利的，決定接過美方發出的希望改善關係的一些試探。”丁原洪回憶。

    １９７１年７月，時任美國國家安全事務助理基辛格藉口“肚子痛”經巴基斯坦秘密訪華。同年７月１６日，中美雙方發表公告：“獲悉，尼克松總統曾表示希望訪問中華人民共和國，周恩來總理代表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邀請尼克松總統于１９７２年５月以前的適當時間訪問中國。尼克松總統愉快地接受了這一邀請。”同年１１月３０日，新華社受權發表公告，宣佈了尼克松訪華的具體時間。

    事實上，基辛格秘密訪華前，就有中方工作人員秘密進駐到釣魚臺四號樓。當時中美隔絕、敵對多年，中國正值“文化大革命”，找不到立刻能投入工作的美國問題專家，周恩來總理和外交部歐美司司長章文晉便組織工作人員學習材料，為此後的中美交往做準備。

    “我們閱讀了此前多輪中美大使級會談的資料，還看了《六次危機》等尼克松的著作。”趙稷華回憶，“但那些資料後來基本沒用到。尼克松來訪談到的內容跨越了（大使級會談）那個階段。”

    精心安排：訪問期間中美會晤分成五個層次

    訪問在尼克松抵京三個多小時後便掀起高潮。１９７２年２月２１日下午三時許，尼克松乘專車前往中南海與毛澤東會面。

    會晤現場翻譯唐聞生當時還不滿２９周歲，憶起４０年前這一幕，她感慨：“雙方都沒有講話稿，但心裏顯然都想好了要説什麼。雙方都很明白對方在大的戰略、雙邊關繫上有哪些可以發展的共同點。”

    按原定安排，會晤只是禮節性的。不少中方人員沒想到毛主席當天就決定見尼克松，美方很多高級官員對此更是毫不知情。尼克松深知這場會晤的重要性，因此他在簡要説明來意後便單刀直入。已年近八旬、身體狀況並不好的毛澤東在會晤時顯得“紅光滿面、談笑風生、舉重若輕”，就這樣，原定只有約２０分鐘的禮節性會晤延長到了一個多小時。這一歷史性的７０多分鐘，打破了兩國隔絕多年的政治堅冰，為雙邊關係發展翻開了新篇章。

    事實上，中方為尼克松的訪問進行了精心安排。趙稷華透露，在京期間，除兩國元首會晤外，雙方正式會晤還包括：周恩來與尼克松之間的限制性會談、外交部副部長喬冠華與基辛格就公報磋商、外交部代外長姬鵬飛同羅傑斯會談、中方與美方代表團全體人員在其抵京後及赴杭州前舉行的大範圍禮節性會面。

    參與尼克松與周恩來會談簡報工作的趙稷華介紹，這一限制性會談一方面闡述各自一貫立場，一方面在戰略上互相交底，如討論對付蘇聯霸權主義、台灣問題該如何解決以及美方特別向總理説明為何要來中國等話題。

    他回憶，限制性會談每次３個小時，一連舉行了５天共１５個小時。簡報整理好後要經章文晉審閱再上報，每次批完都已是半夜。

    值得注意的是，美國國務卿羅傑斯作為國務院官員，不僅沒有參加元首會晤，也沒有參加周總理與尼克松舉行的五輪限制性會談，以及喬冠華與基辛格就公報舉行的磋商。

    “羅傑斯的身份相當於外交部長，沒參加上述會晤可以説非常反常。如此安排是由於美國白宮同國務院間存在矛盾。尼克松訪華前，美方提出了這一內部困難，中方照顧到了美方困難。”趙稷華説。

    為此，中美商定，由姬鵬飛同羅傑斯舉行另一層次的雙邊會談，美國國務院的官員及很多中方官員也參與其中。雙方圍繞中美關係，主要就台灣問題及雙邊交流、貿易、文化、科技等話題交換意見、表達意願，也有一定的內容，趙稷華説。

    為了應對尼克松訪華，中方從外交部及有關單位調來了許多工作人員。尼克松抵達前夕，工作人員已統一入駐人民大會堂等地。“大會堂的大廳裏排滿了床位。尼克松在京那幾天，我們每天工作到半夜，如何吃飯、睡覺都沒有印象了，那幾天是在高度緊張和興奮中，像 ‘一陣風’一樣過去了。”趙稷華説。

    維護利益：喬冠華與基辛格１１輪磋商談公報

    除限制性會談之外，趙稷華還參加了喬冠華與基辛格就聯合公報舉行的１１輪磋商，負責談判文本的管理工作。

    他透露，實際上，在基辛格１９７１年第二次訪華時，雙方就已基本敲定聯合公報草案，只有台灣問題美方聲明部分的一兩句話懸而未決。尼克松訪華期間，中美把草案全文又逐字逐句捋了兩遍，根據形勢的發展變化略作了文字調整。但雙方在懸而未決之處仍然僵持著，“不到最後不妥協”，氣氛膠著。

    “談公報一般在上午、中午、晚飯後抽時間，一共進行了１１輪，一次平均兩小時，節奏非常緊張。令人印象深刻的是，在尼克松在北京停留的最後一天，雙方不斷開會、談了四次之多，基辛格還單獨約見了兩次周恩來，那一天真是緊張得要命。”趙稷華説。

    他回憶，談判走到邊緣時，喬冠華會以“不要公報也可以”來施壓，基辛格則往往面紅耳赤，強壓怒火，把鉛筆咬在口中或摔在桌上，但雙方都沒有拍過桌子。

    經過磋商，雙方終於在北京達成協定，就最為關鍵的關於美國自台灣撤軍一句的措辭等有關説法達成了一致。

    這一經歷使趙稷華受益匪淺。上世紀９０年代，他曾作為中英聯合聯絡小組中方首席代表，參與了同英國就香港回歸問題進行的多輪談判。

    值得注意的是，“限制性會談和公報談判並沒有美國國務院的翻譯，美方一是出於保密考慮，也是相信中方翻譯的能力。擔任口譯的主要譯員是冀朝鑄和唐聞生，過家鼎主要負責筆譯。”趙稷華介紹。

    又起波瀾：美方在杭州提出“修改公報”

    １９７２年２月２６日，尼克松一行自北京赴杭州訪問。沒想到，活動結束後，美方當晚緊急約見中方，稱羅傑斯就聯合公報草案提出一些修改意見，希望中方再予考慮。

    “喬冠華聽聞非常生氣，表示公報都已經談完了，眼看尼克松就要結束訪問，再這樣‘扯皮’就談不成了。”趙稷華説。

    他回憶，羅傑斯的“意見”對公報並無大改，而在於企圖改變有關台灣問題的措辭調子的強弱——對美方有利的要加強、對中方有利的要降低。例如在“美國認識到，在台灣海峽兩邊的所有中國人都認為只有一個中國，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美國政府對這一立場不提出異議。”這一表述中，羅傑斯認為“立場”一詞語氣太強，要求將其刪掉，只説“美國政府對此不提出異議”。

    對此，中方緊急請示了毛澤東，得到的回復是：涉及台灣問題的內容不能改。“儘管當時氣氛很緊張，但中方也並沒有覺得那麼悲觀，因為美方還是尼克松説了算。”趙稷華説。

    經過中方的爭取和雙方協商，２７日淩晨，雙方總算最終敲定聯合公報內容。２７日上午，雙方再次核對文本，送至上海的印刷廠緊急排印中英文文本。１９７２年２月２８日，尼克松結束訪華當天，中美在上海共同發表聯合公報。

    趙稷華説，和以往國際關係中的聯合公報相比，上海公報的一大特點即先擺明中美分歧、各自立場，再談共同點，這恰恰説明雙方基本立場都沒有變，也讓列出的共同點更為鮮明突出、真實可信。公報的最重要內容是反霸條款和關於台灣問題的聲明。

    公報的發表將尼克松此訪再次掀至高潮。它標誌著中美長期隔絕的結束和兩國關係正常化進程的開始，對中美關係和世界格局都産生了深遠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