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華社北京１２月１４日電（記者 徐海濤 王立武）“往年這個時候是最高峰，全縣大小單位都印賀卡、相互送，今年全取消了。”華東某縣政府辦公室負責人説，目前縣政府沒收到一張賀卡，也沒寄出一張。

“去年五六個領導打電話推銷賀卡，學校買了三千張，寄出去兩三百張，剩下的現在還塞在床底下。”一位公辦鄉鎮中學校長告訴記者，今年，他沒接到一個推銷電話。

今年是“嚴禁公款購買印製寄送賀年卡”第一年，中央禁令立竿見影，往日浪費觸目驚心。公眾疑惑的是，高成本、低效率的紙質賀卡早已漸漸淡出百姓生活，為何卻在“公家單位”風行多年、氾濫成災？

機關賀卡滿天飛寫卡寫到手抽筋

“每年１２月初，賀卡就陸陸續續來了，元旦和春節前是兩個高峰，一天幾百封。”中部某省一位廳級單位辦公室副主任介紹往年的“賀卡盛況”。

“寄給廳長的最多，他沒時間看，我們就一封一封拆開，把姓名、單位、職務錄入電腦，集中打印出來好幾張紙，送給廳長打鉤。”他説，廳長掃一眼名單，打鉤的表示要回寄，辦公室再以廳長的名義，一張一張的填寫賀卡、封好、寄走。“廳長收到一千多張，一個處長一兩百張，全廳收到加寄出的超過兩萬張。我們廳機關才一百多人，年底本來就忙，你算算這得佔用多少精力！”

華東某縣外宣辦主任告訴記者，對他來説，每年的“賀卡季”９月份就開始了。“我們縣每年都要做公務賀年卡，要求達到‘宣傳形象、招商引資’的目的，設計任務就落到我頭上了。”他説，卡的風格要求每年一變，每個縣領導的口味還不一樣，“反復折騰，前後得二十多天！”

他介紹，先是有“縣級公務賀卡”，後來縣財政局、國稅局等“有錢單位”開始單獨設計、印製“單位公務賀卡”，再後來全縣大小單位，乃至一些二級機構和鄉鎮也跟風，一到年底辦公室裏賀卡滿天飛。

“賀卡種類很多，我見過的就有紙片型、立體型、燙金型、綢緞型，便宜的兩三塊錢一張，貴的五六塊錢、十五、三五十塊錢一張的都有。”他估算，全縣各單位一年花在賀卡上的錢，總數超過一百萬元。

“最關鍵的是，這麼多賀卡誰會看？”該縣政府辦公室一位負責人説，縣長一年能收到兩三百張賀卡，副縣長也有好幾十張，一方面是量太大，另一方面這些公務制式的賀卡讓人感覺“情誼不足”，很多沒拆封就直接進了垃圾箱。

“花公家的資源，謀個人的人情”

採訪中，多家單位都表示“中央出臺的禁令太好了，我們發自內心的歡迎！”但是，這股“公務賀卡風”從何而起，為何又氾濫成災呢？

上述那位縣政府辦公室負責人回憶，本縣的公務賀卡源於攀比。“大約１０年前，縣領導收到鄰縣寄來的一張公務賀卡，看起來很新穎，用現在的話説就是‘高端、大氣、上檔次’。領導坐不住了，説咱們不能落後，明年也要搞！”

這些精心設計的公務賀卡寄給誰呢？“主要是給領導寄，給上級機關寄，同級單位互相寄，下級寄來的一般不用回寄。”他説，其實各級幹部經常大會小會碰面，祝賀新年沒必要專門寄張卡，“主要還是維護關係網，寄張卡表示‘你在我心裏有地位’，領導級別越高、感情越好，選卡越要高檔，越要親筆書寫。如果上級機關同辦公室有幾個人，那都得寄，不然怕得罪人。”

除了下級、同級，有沒有民營企業寄來賀卡呢？記者採訪的多家單位均表示“極少”。一名處級幹部道破緣由，賀卡郵遞慢、效率低，“民營企業想爭取項目、資金，直接就上門了，賀卡能辦成什麼事？”他説，只有在不講究成本、效率的“公家單位”，賀卡這種過時方式才有生存的土壤。

據介紹，郵政公司是“公務賀卡”氾濫的重要推手。每到下半年，郵政公司就通過領導、同事、親友各種關係推銷賀卡，有時“搞定”了上級部門，直接攤派。“名為宣傳形象、溝通感情，其實花的是公家的資源，謀的是個人的人情，採購人員有回扣，郵政公司有錢賺。”

在政府部門、國有企事業單位“賀卡大訂單”推動下，郵政部門的賀卡業務收入連年高速增長。以一家一線城市郵政公司為例，從２００７年的３０００萬元起步，２０１１年已突破３億元，賀卡業務量５年擴大１０倍。

如何遏制“不必要的公務活動”

對這次“賀卡禁令”的效果，記者採訪的多個單位、行業都表示“相當徹底、沒有反彈”，“因為公務賀卡本身就沒多大價值。”

中部某市招商局局長介紹，以前給意向客商寄賀卡是一種“招商由頭”，現在用電子賀卡、賀年短信完全可以替代。

一家大型國有銀行地市級支行行長介紹，中央禁令公佈第二天，他們就接到了北京總行的通知，要求以其他方式“維護好客戶關係”。“其實我們早就不用賀卡了，電話、短信、微博、微信，重要客戶登門拜訪。”他説，分行每年倒是要給市裏各部門領導寄賀卡，“今年中央禁令出來，正好光明正大的不用寄了。”

國家行政學院教授丁元竹認為，“賀年卡上的浪費”，折射出的是追求形式、不講實效、鋪張浪費的幹部作風。中央出臺專門的管理規定，體現了大處著眼、小處著手的務實態度。“既要打老虎、打蒼蠅，也要打擊公款賀卡這樣的‘微腐敗’，才能從細節著手改變黨風政風。”

近期，中央發佈了《黨政機關厲行節約反對浪費條例》，對公務活動不當使用公共資金、資産和資源，給國家和社會造成損失的行為，從程序標準、經費預算、監督檢查、責任追究等方面作出具體規定。

上海財經大學公共管理學院教授馬國賢認為，可以通過政府績效管理，像管理企業一樣管理政府，從機制上控制“不必要的公務活動”。“把政府部門的職能指標細化了，讓他們知道該做什麼不該做什麼，不像公務賀卡一樣，不考慮成本和效果，隨意開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