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完成社會主義改造的七年

（９）從一九四九年十月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到一九五六年，我們黨領導全國各族人民有步驟地實現從新民主主義到社會主義的轉變，迅速恢復了國民經濟並開展了有計劃的經濟建設，在全國絕大部分地區基本上完成了對生産資料私有制的社會主義改造。在這個歷史階段中，黨確定的指導方針和基本政策是正確的，取得的勝利是輝煌的。

（１０）建國後的頭三年，我們肅清了國民黨反動派在大陸的殘余武裝力量和土匪，實現了西藏的和平解放，建立了各地各級的人民政府，沒收了官僚資本企業並把它們改造成為社會主義國營企業，統一了全國財政經濟工作，穩定了物價，完成了新解放區土地制度的改革，鎮壓了反革命，開展了反貪污、反浪費、反官僚主義的“三反”運動，開展了打退資産階級進攻的反行賄、反偷稅漏稅、反盜騙國家財産、反偷工減料、反盜竊國家經濟情報的“五反”運動。對舊中國的教育科學文化事業，進行了很有成效的改造。在勝利完成繁重的社會改革任務和進行偉大的抗美援朝、保家衛國戰爭的同時，我們迅速恢復了在舊中國遭到嚴重破壞的國民經濟，全國工農業生産一九五二年底已經達到歷史的最高水平。

（１１）一九五二年，黨中央按照毛澤東同志的建議，提出了過渡時期的總路線：要在一個相當長的時期內，逐步實現國家的社會主義工業化，並逐步實現國家對農業、對手工業和對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這個總路線反映了歷史的必然性。

一、國家的社會主義工業化，是國家獨立和富強的當然要求和必要條件。

二、新民主主義革命在全國勝利和土地制度改革在全國完成以後，國內的主要矛盾已經轉為工人階級和資産階級之間、社會主義道路和資本主義道路之間的矛盾。國家需要有利於國計民生的資本主義工商業有一定的發展，但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發展也必然出現不利於國計民生的一面，這就不能不發生限制和反限制的鬥爭。在資本主義企業和國家的各項經濟政策之間，在它們和社會主義國營經濟之間，在它們和本企業職工、全國各族人民之間，利益衝突越來越明顯。打擊投機倒把、調整和改組工商業、進行“五反”運動、工人監督生産、糧棉統購統銷等一系列必要的措施和步驟，必然地把原來落後、混亂、畸形發展、唯利是圖的資本主義工商業逐步引上社會主義改造的道路。

三、我國個體農民，特別是在土地改革中新獲得土地而缺少其他生産資料的貧農下中農，為了避免重新借高利貸甚至典讓和出賣土地，産生兩極分化，為了發展生産，興修水利，抗禦自然災害，採用農業機械和其他新技術，確有走互助合作道路的要求。隨著工業化的發展，一方面對農産品的需要日益增大，一方面對農業技術改造的支援日益增強，這也是促進個體農業向合作化方向發展的一個動力。

歷史證明，黨提出的過渡時期總路線是完全正確的。

（１２）在過渡時期中，我們黨創造性地開闢了一條適合中國特點的社會主義改造的道路。對資本主義工商業，我們創造了委託加工、計劃訂貨、統購包銷、委託經銷代銷、公私合營、全行業公私合營等一系列從低級到高級的國家資本主義的過渡形式，最後實現了馬克思和列寧曾經設想過的對資産階級的和平贖買。對個體農業，我們遵循自願互利、典型示範和國家幫助的原則，創造了從臨時互助組和常年互助組，發展到半社會主義性質的初級農業生産合作社，再發展到社會主義性質的高級農業生産合作社的過渡形式。對於個體手工業的改造，也採取了類似的方法。在改造過程中，國家資本主義經濟和合作經濟表現了明顯的優越性。到一九五六年，全國絕大部分地區基本上完成了對生産資料私有制的社會主義改造。這項工作中也有缺點和偏差。在一九五五年夏季以後，農業合作化以及對手工業和個體商業的改造要求過急，工作過粗，改變過快，形式也過於簡單劃一，以致在長期間遺留了一些問題。一九五六年資本主義工商業改造基本完成以後，對於一部分原工商業者的使用和處理也不很適當。但整個來説，在一個幾億人口的大國中比較順利地實現了如此複雜、困難和深刻的社會變革，促進了工農業和整個國民經濟的發展，這的確是偉大的歷史性勝利。

（１３）我國第一個五年計劃的經濟建設，依靠我們自己的努力，加上蘇聯和其他友好國家的支援，同樣取得了重大的成就。一批為國家工業化所必需而過去又非常薄弱的基礎工業建立了起來。從一九五三年到一九五六年，全國工業總産值平均每年遞增百分之十九點六，農業總産值平均每年遞增百分之四點八。經濟發展比較快，經濟效果比較好，重要經濟部門之間的比例比較協調。市場繁榮，物價穩定。人民生活顯著改善。一九五六年四月，毛澤東同志發表《論十大關係》的講話，初步總結了我國社會主義建設的經驗，提出了探索適合我國國情的社會主義建設道路的任務。

（１４）一九五四年九月召開了第一次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制定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一九五五年三月召開的黨的全國代表會議，總結了反對野心家高崗、饒漱石陰謀分裂黨、篡奪黨和國家最高權力的重大鬥爭，增強了黨的團結。一九五六年一月黨中央召開的知識分子問題會議和隨後提出的“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方針，規定了對知識分子和教育科學文化工作的正確政策，促進了這方面事業的繁榮。由於黨的正確政策、優良作風和崇高威信深入人心，廣大幹部、群眾、青年和知識分子自覺學習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在黨的領導下積極參加各項革命和建設工作，在全國形成了革命的、健康的、朝氣蓬勃的社會道德風尚。

（１５）一九五六年九月黨的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開得很成功。大會指出：社會主義制度在我國已經基本上建立起來；我們還必須為解放台灣、為徹底完成社會主義改造、最後消滅剝削制度和繼續肅清反革命殘余勢力而鬥爭，但是國內主要矛盾已經不再是工人階級和資産階級的矛盾，而是人民對於經濟文化迅速發展的需要同當前經濟文化不能滿足人民需要的狀況之間的矛盾；全國人民的主要任務是集中力量發展社會生産力，實現國家工業化，逐步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和文化需要；雖然還有階級鬥爭，還要加強人民民主專政，但其根本任務已經是在新的生産關係下面保護和發展生産力。大會堅持了一九五六年五月黨中央提出的既反保守又反冒進即在綜合平衡中穩步前進的經濟建設方針。大會著重提出了執政黨的建設問題，強調要堅持民主集中制和集體領導制度，反對個人崇拜，發展黨內民主和人民民主，加強黨和群眾的聯絡。八大的路線是正確的，它為新時期社會主義事業的發展和黨的建設指明了方向。

開始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的十年

（１６）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以後，我們黨領導全國各族人民開始轉入全面的大規模的社會主義建設。直到“文化大革命”前夕的十年中，我們雖然遭到過嚴重挫折，仍然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以一九六六年同一九五六年相比，全國工業固定資産按原價計算，增長了三倍。棉紗、原煤、發電量、原油、鋼和機械設備等主要工業産品的産量，都有巨大的增長。從一九六五年起實現了石油全部自給。電子工業、石油化工等一批新興的工業部門建設了起來。工業佈局有了改善。農業的基本建設和技術改造開始大規模地展開，並逐漸收到成效。全國農業用拖拉機和化肥施用量都增長六倍以上，農村用電量增長七十倍。高等學校的畢業生為前七年的四點九倍。經過整頓，教育質量得到顯著提高。科學技術工作也有比較突出的成果。

黨在這十年中積累了領導社會主義建設的重要經驗。毛澤東同志在一九五七年春提出必須正確區分和處理社會主義社會兩類不同性質的社會矛盾，把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作為國家政治生活的主題。接著，他提出要“造成一個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紀律又有自由，又有統一意志、又有個人心情舒暢、生動活潑，那樣一種政治局面”的要求。一九五八年，他又提出要把黨和國家的工作重點轉到技術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上來。這些都是八大路線的繼續發展，具有長遠的指導意義。毛澤東同志在領導糾正“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中的錯誤時提出了不能剝奪農民，不能超越階段，反對平均主義，強調發展商品生産、遵守價值規律和做好綜合平衡，主張以農輕重為序安排國民經濟計劃等觀點；劉少奇同志提出了許多生産資料可以作為商品進行流通和社會主義社會要有兩種勞動制度、兩種教育制度的觀點；周恩來同志提出了我國知識分子絕大多數已經是勞動人民的知識分子，科學技術在我國現代化建設中具有關鍵性作用等觀點；陳雲同志提出了計劃指標必須切合實際，建設規模必須同國力相適應，人民生活和國家建設必須兼顧，制定計劃必須做好物資、財政、信貸平衡等觀點；鄧小平同志提出了關於整頓工業企業，改善和加強企業管理，實行職工代表大會制等觀點；朱德同志提出了要注意發展手工業和農業多种經營的觀點；鄧子恢等同志提出了農業中要實行生産責任制的觀點。所有這些，在當時和以後都有重大的意義。黨中央在調整國民經濟過程中陸續制定的農村人民公社工作條例草案和有關工業、商業、教育、科學、文藝等方面的工作條例草案，比較系統地總結了社會主義建設的經驗，分別規定了適合當時情況的各項具體政策，至今對我們仍然有重要的借鑒作用。

總之，我們現在賴以進行現代化建設的物質技術基礎，很大一部分是這個期間建設起來的；全國經濟文化建設等方面的骨幹力量和他們的工作經驗，大部分也是在這個期間培養和積累起來的。這是這個期間黨的工作的主導方面。

（１７）這十年中，黨的工作在指導方針上有過嚴重失誤，經歷了曲折的發展過程。

一九五七年的經濟工作，由於認真執行黨的八大的正確方針，是建國以來效果最好的年份之一。這一年在全黨開展整風運動，發動群眾向黨提出批評建議，是發揚社會主義民主的正常步驟。在整風過程中，極少數資産階級右派分子乘機鼓吹所謂“大鳴大放”，向黨和新生的社會主義制度放肆地發動進攻，妄圖取代共産黨的領導，對這種進攻進行堅決的反擊是完全正確和必要的。但是反右派鬥爭被嚴重地擴大化了，把一批知識分子、愛國人士和黨內幹部錯劃為“右派分子”，造成了不幸的後果。

一九五八年，黨的八大二次會議通過的社會主義建設總路線及其基本點，其正確的一面是反映了廣大人民群眾迫切要求改變我國經濟文化落後狀況的普遍願望，其缺點是忽視了客觀的經濟規律。在這次會議前後，全黨同志和全國各族人民在生産建設中發揮了高度的社會主義積極性和創造精神，並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是，由於對社會主義建設經驗不足，對經濟發展規律和中國經濟基本情況認識不足，更由於毛澤東同志、中央和地方不少領導同志在勝利面前滋長了驕傲自滿情緒，急於求成，誇大了主觀意志和主觀努力的作用，沒有經過認真的調查研究和試點，就在總路線提出後輕率地發動了“大躍進”運動和農村人民公社化運動，使得以高指標、瞎指揮、浮誇風和“共産風”為主要標誌的左傾錯誤嚴重地氾濫開來。從一九五八年底到一九五九年七月中央政治局廬山會議前期，毛澤東同志和黨中央曾經努力領導全黨糾正已經覺察到的錯誤。但是，廬山會議後期，毛澤東同志錯誤地發動了對彭德懷同志的批判，進而在全黨錯誤地開展了“反右傾”鬥爭。八屆八中全會關於所謂“彭德懷、黃克誠、張聞天、周小舟反黨集團”的決議是完全錯誤的。這場鬥爭在政治上使黨內從中央到基層的民主生活遭到嚴重損害，在經濟上打斷了糾正左傾錯誤的進程，使錯誤延續了更長時間。主要由於“大躍進”和“反右傾”的錯誤，加上當時自然災害和蘇聯政府背信棄義地撕毀合同，我國國民經濟在一九五九年到一九六一年發生嚴重困難，國家和人民遭到重大損失。

一九六○年冬，黨中央和毛澤東同志開始糾正農村工作中的左傾錯誤，並且決定對國民經濟實行“調整、鞏固、充實、提高”的方針，隨即在劉少奇、周恩來、陳雲、鄧小平等同志的主持下，制定和執行了一系列正確的政策和果斷的措施，這是這個歷史階段中的重要轉變。一九六二年一月召開的有七千人參加的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初步總結了“大躍進”中的經驗教訓，開展了批評和自我批評。會議前後又為“反右傾”運動中被錯誤批判的大多數同志進行了甄別平反。此外，還給被劃為“右派分子”的大多數人摘掉了“右派分子”帽子。由於這些經濟和政治的措施，從一九六二年到一九六六年國民經濟得到了比較順利的恢復和發展。

但是，左傾錯誤在經濟工作的指導思想上並未得到徹底糾正，而在政治和思想文化方面還有發展。在一九六二年九月的八屆十中全會上，毛澤東同志把社會主義社會中一定範圍內存在的階級鬥爭擴大化和絕對化，發展了他在一九五七年反右派鬥爭以後提出的無産階級同資産階級的矛盾仍然是我國社會的主要矛盾的觀點，進一步斷言在整個社會主義歷史階段資産階級都將存在和企圖復辟，並成為黨內産生修正主義的根源。一九六三年至一九六五年間，在部分農村和少數城市基層開展的社會主義教育運動，雖然對於解決幹部作風和經濟管理等方面的問題起了一定作用，但由於把這些不同性質的問題都認為是階級鬥爭或者是階級鬥爭在黨內的反映，在一九六四年下半年使不少基層幹部受到不應有的打擊，在一九六五年初又錯誤地提出了運動的重點是整所謂“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在意識形態領域，也對一些文藝作品、學術觀點和文藝界學術界的一些代表人物進行了錯誤的、過火的政治批判，在對待知識分子問題、教育科學文化問題上發生了愈來愈嚴重的左的偏差，並且在後來發展成為“文化大革命”的導火線。不過，這些錯誤當時還沒有達到支配全局的程度。

由於全黨和全國各族人民的主要注意力從一九六○年冬以後一直是在貫徹執行調整經濟的正確方針，社會主義建設逐步地重新出現欣欣向榮的景象。黨和人民團結一致，同甘共苦，對內克服了自己的困難，對外頂住了蘇聯領導集團的壓力，還清了對蘇聯的全部債款（主要是抗美援朝中的軍火債款），並且大力支援了許多國家人民的革命鬥爭和建設事業。一九六四年底到一九六五年初召開的第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宣佈：調整國民經濟的任務已經基本完成，整個國民經濟將進入一個新的發展時期，要努力把我國逐步建設成為一個具有現代農業、現代工業、現代國防和現代科學技術的社會主義強國。這個號召由於“文化大革命”而沒有得到實行。

（１８）這十年中的一切成就，是在以毛澤東同志為首的黨中央集體領導下取得的。這個期間工作中的錯誤，責任同樣也在黨中央的領導集體。毛澤東同志負有主要責任，但也不能把所有錯誤歸咎於毛澤東同志個人。這個期間，毛澤東同志在關於社會主義社會階級鬥爭的理論和實踐上的錯誤發展得越來越嚴重，他的個人專斷作風逐步損害黨的民主集中制，個人崇拜現象逐步發展。黨中央未能及時糾正這些錯誤。林彪、江青、康生這些野心家又別有用心地利用和助長了這些錯誤。這就導致了“文化大革命”的發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