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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發展的思維做好改革這篇大文章 今年是我國全面深化改革的元年。十八屆三中全會對於改革的全面部署，將從今年開始逐步落實。國務院總理李克強３月２６日在遼寧主持召開部分省市經濟形勢座談會時再次強調，改革是促發展的關鍵之舉，可以激發千千萬萬人的創造活力。要向深化改革要動力，簡政放權大有文章可做。 如何理解李克強總理所説的要向深化改革要動力？簡政放權大有文章可做又意味著什麼？對此，中國經濟時報記者特邀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發展戰略和區域經濟研究部部長侯永志進行解讀。 我國需要促進經濟增長和推動發展方式轉變兩種動力 中國經濟時報：李克強總理在遼寧主持召開部分省市經濟形勢座談會時強調，要向深化改革要動力，簡政放權大有文章可做。對此如何理解？ 侯永志：當前我國發展面臨的主要挑戰是經濟增速趨緩，發展方式較為粗放。因此，我認為“向深化改革要動力”這句話要從以下兩方面來理解： 一方面，我國需要促進經濟增長的新動力。從促進經濟增長的需要出發，我國要釋放市場的活力，要激勵企業去擴大生産、去提供服務等。這就涉及到為企業鬆綁的問題。要激發企業的創新、創造活力，就不能有太多不合理的管制。不合理的管制太多，企業的發展動力就會受到抑制。因此，政府要簡政放權，也就是要把生産、經營、投資的決策權放給企業，讓企業適應瞬息萬變的市場自主地做出相關決策，以增強市場效率。 另一方面，我國需要推動發展方式轉變的動力。當前我國的發展方式比較粗放，經濟增長的資源和環境代價較大；同時，這種發展方式的公平性也不夠，導致一部分人沒有從發展中得到應該得到的利益。要改變這種發展方式，就需進行一系列改革。比如：要推進資源性産品（如電力、煤炭）價格改革，通過價格改革，促進生産者和消費者節約資源。再比如，適時開徵環境稅，將環境成本納入企業經濟運營成本當中，促進企業進行環境友好型的生産和經營。還比如，要推動收入分配製度改革，以促進中低收入階層收入的較快增長，為形成更多依靠內需的增長模式奠定基礎。 我認為，收入分配製度改革可以從兩方面來進行。一是，在一次分配領域裏，提高勞動報酬。如果勞動報酬不增長，消費需求是難以擴大的。也就是説要想依靠更多的內需拉動經濟，首先要解決勞動報酬增長的問題。二是，在二次分配領域，要通過強有力的稅收調節等，解決收入差距過大的問題。因為收入差距過大，除了影響社會和諧以外，也會影響經濟的持續增長。這是因為，中低收入階層的消費傾向通常高於高收入階層，只有中低階層的收入上來以後，整個社會的消費水平才能上來。另外，從長遠發展來看，提高中低收入階層的收入，使他們在子女教育方面能夠有更多的投入，也有利於提高我國勞動力的素質，增強經濟增長的後勁。 “向深化改革要動力”，內涵很豐富。這個動力不僅僅是經濟增長的動力，實際上也是發展方式轉變的動力。因為如果沒有發展方式的轉變，只有短期的經濟增長的動力，那麼長期的經濟增長是實現不了的。這兩種動力可以説是相互聯絡的。 以發展的眼光看待簡政放權，以動態的思維做好改革這篇大文章 中國經濟時報：你認為李克強總理提出的“簡政放權大有文章可做”意味著什麼？ 侯永志：我認為，“簡政放權大有文章可做”，有兩種含義。 一是，我國政府簡政放權的空間還很大。儘管過去的一年裏，政府在簡政放權方面確實做了很多工作，但根據市場經濟發展的要求，還有一些事項是不需要政府直接去管理的，而是應該交給企業、交給市場。 二是，簡政放權本身也是一篇難做的大文章。比如，如何在簡政放權的同時保持經濟健康平穩運行？企業的經營和投資不需要政府來管，但是企業對環境的影響、企業生産的産品安全等是需要政府加強監管的。簡政放權並不是簡單地把所有權力都讓給市場，需要仔細研究哪些權力可以放，哪些權力需要加強。 中國經濟時報：克強總理在此次座談會上對簡政放權做了進一步部署：國務院有關部門要進一步轉變政府職能，地方政府也要抓緊全面清理審批事項，研究探索負面清單管理模式，切實為市場主體鬆綁，完善事中事後監管，創造公平競爭環境等。對於這些舉措，您怎麼看？ 侯永志：克強總理所提到的這些舉措，都是做好簡政放權這篇文章所需要認真研究的課題。就以負面清單管理模式為例。我認為，負面清單應該是一個開放的負面清單。因為負面清單所列出的事項都是當下經濟活動中存在的，但隨著科學技術的進步和生産力的發展，有些經濟活動目前是預料不到的。也就是説，在科技進步、經濟發展的過程中，會出現很多新生事物，某些新生事物所帶來的社會和環境負面影響可能會很大，應列入負面清單管理。 負面清單管理是一門科學。它應該是一個動態調整的負面清單，而不是絕對化的、一成不變的負面強調。這就是説，我們需要根據經濟社會的發展、根據技術的進步來考慮這個負面清單的內容和長短。 中國經濟時報：您認為簡政放權這篇文章如何才能做好？ 侯永志：首先要明確，簡政放權並不是簡單的一放了之。實際上，當前一些簡政放權的舉措實施以後，也出現了一些問題。比如，一些審批權力下放給地方，但地方沒有相應的能力來承接，比如一些地方就沒有足夠的專家隊伍來進行項目的環境影響評估。 簡政放權需要有一個系統的安排，在權力下放的同時，承接權力的部門、機構的能力要有相應的增長。而假如這些權力是交給市場，交給企業的，那麼政府對企業其他方面的監管也得跟上去才行。 中國經濟時報：您認為簡政放權是否應該有一個先後順序？哪些因素會對此有影響？ 侯永志：簡政放權應該是有序的。哪些該放、哪些不該放、哪些先放、哪些後放，這就要看這些事項對國民經濟、區域經濟未來發展以及對生態環境的影響到底如何。影響微小甚至沒有影響的，肯定要先放。影響重大的，要考慮週全、研究透徹，相應的配套措施也要跟上去，這樣才能下放，否則，可能會跌入“放—亂—收—放”的循環之中。 我們要以一種發展的眼光看待簡政放權，更要以動態的思維來做好改革這篇大文章。 改革的目的是要建立一種體制與機制，機制具有穩定性、權威性，人的決策往往具有隨機性，制度比人更可靠。但並不是説，通過改革建立起新機制後，所有的問題就都會解決。因為技術是在不斷變化的，生産力也是在不斷變化的，改革不可能一勞永逸。通常的情況是，改革可能解決了一些問題，但也會帶來一些問題，未來可能還會出現新的問題。因為變化是永恒的，所以改革永無止境。（中國經濟時報記者 趙海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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