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家指出，“人口紅利”的衰減賦予了勞動者更多“用腳投票”的權利。雖然近年來，我國最低工資標準的執行情況總體不錯，但與發達國家相比仍有差距，形成完善的工資增長機制依然任重道遠。

    據不完全統計，截至今年4月1日，全國已有重慶、陜西、深圳、山東、北京、上海、天津7個省市上調了最低工資標準。其中上海調整到1820元，為全國月最低工資標準和小時最低工資標準最高地區。

    今年以來，多地上調最低工資標準。調整的幅度如何？標準制定的依據是什麼？怎麼調、調多少更為合理？

    “值得注意的是，此次上海和北京上調後的最低工資標準都是剔除了‘三險一金’後的凈收入，力度還是很大的。”中國勞動關係學院勞動關係系主任喬健告訴記者。2004年施行的《最低工資規定》要求，最低工資標準每兩年至少調整一次。

    最低工資標準是如何確定的？喬健説，一般來講，最低工資標準有幾種測算方法，一種是恩格爾系數法；還有一種是比重法，也就是確定一定比例的最低人均收入戶，統計出他們的人均生活費用支出水平，乘以平均贍養系數，再加上調整數。

    中國社會科學院人口與勞動經濟研究所學術委員會委員都陽指出，確定和調整最低工資標準，需要參考多種因素，比如當地的經濟發展水平、物價水平、就業者及其贍養人口的最低生活費用、就業狀況等。由於各地生活成本的差異比較大，最低工資標準也不可能一樣。“在任何一個國家，最低工資標準都有區域差異性。”

    “最低工資標準制度設計的初衷，並不是作為調節收入分配的手段，而是為了實現相對公平的就業，避免勞動力市場因為信息不對稱，僱主惡意用工壓低工資價格這樣的極端現象。”都陽説。

    喬健説，按照國際通行慣例，最低工資標準一般應當是社會平均工資的40%至60%，“坦率地説，目前我國還沒有一個省區市達到40%，這説明我國的最低工資標準仍有相當大幅度的上調空間。”

    對低收入群體來説，上調最低工資標準無疑是個利好消息，但也有人擔心，此舉會推高勞動力市場價格，進而加大企業的負擔。對此，都陽認為，社會的整體工資決定機制還是由市場發揮作用，這與最低工資標準的漲幅沒有直接關係。前幾年工資增長比較迅速，最主要是由於勞動力市場短缺，企業必須漲工資才能招到人。

    “從目前勞動力市場的總體情況來講，我國正在從過去吃‘人口紅利’的絕對供過於求，轉向供求均衡，甚至在一定區域和産業內，出現了嚴重的用工短缺。”喬健分析説，勞動力市場的這一變化，賦予了勞動者更多“用腳投票”的權利。在北京經營一家眼鏡公司的李先生對此表示認同。他給員工開出的工資標準是，如果包吃住每月3000元，不包吃住5000元到5500元。“就算是這樣，今年我們打算招兩個企劃人員，到現在才招到一個。”

    都陽認為，討論提高最低工資標準是否會給企業造成負擔，取決於標準有多高，這需要計算最低工資佔社會平均工資的比例。如果最低工資佔社會平均工資的比例比較高，肯定會對企業造成一定影響。此外，如果持續頻繁大幅度的提高標準，也可能會對企業産生影響，特別是如果整個經濟結構以勞動密集型企業為主，勞動力成本所佔比例較大，影響將更加明顯。喬健建議，對中小企業實行更有力度的減稅政策，這樣既可以促進勞動者增加收入，也可以減少企業負擔。

    不盡如人意之處也值得關注。據喬健了解，有的企業將加班工資、津貼補貼等也包括在最低工資標準裏；還有的就是乾脆違法，不按照當地最低工資標準給付工資，侵害勞動者的合法權益。“必須嚴格執行最低工資標準制度，進一步加大在勞動保障領域的執法監察。”喬健説。對於一些工作時間比較長的勞動者，月工資很高但小時工資很低的現象，都陽建議，將最低工資標準簡單化，統一使用小時工資來衡量。（記者 熊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