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華社北京６月１８日電（新華社“新華視點”記者）１６５人違規違紀，其中１２７人替考；監考監管一路“綠燈”，助成替考“流水線”……河南杞縣等地替考舞弊案讓號稱“史上最嚴”的高考漏洞百齣。

    高考本應是最公平公正的人才選拔考試，然而畸形需求催生的替考利益鏈，卻屢屢將高考拖離公平的軌道。監管人員為何成為“內鬼”，替考“槍手”為何不乏高學歷人才，買考家長望子成龍卻為何弄巧成拙？

    監守自盜：“內鬼”點中高考監管漏洞

    嚴規之下，替考為何仍屢禁不絕？記者調查發現，高考舞弊的風險點主要集中在試卷、技術和人。安徽合肥參加今年高考監考的教師王佳認為，“試卷和技術問題都容易解決，最難控制的就是人，系統內部的問題往往難以解決。”

    梳理髮現，近年來破獲的高考舞弊案件大都源於一些“內鬼”的監守自盜。２００７年河南鄲城替考案中，縣教體局局長、招生辦主任均牽涉其中；２００７年安徽碭山高考舞弊案，當地教育局招辦主任、副主任都被捲入；２００８年甘肅天水替考案案發後，甘肅、山東兩地公安、教育等系統近５０人被依法逮捕或受到黨紀政紀處分……

    近期發生的河南高考替考案中，層層把關、無線電屏蔽、指紋驗證等一系列舉措不可謂不嚴，但相關公職人員被買通、監考老師對報警視若無睹，這類“內部人員”的不作為和瀆職才是替考成功的關鍵。

    山東大學社會學教授王忠武説，替考案件多發于較為偏遠的縣市，這些地方法律意識和監督力量都相對薄弱，加之小地方各部門官員接觸密切，容易組織起對替考舞弊的保護網。

    “做父母的都希望孩子能上好學校，官員也不例外。”貴州省檢察院負責職務犯罪預防的工作人員告訴記者，從部分舞弊案件來看，一些基層官員因為孩子或親戚朋友的孩子要考大學，從而利用手中特權鋌而走險，甚至不惜觸碰法律。“權錢交易也是其主要特點之一。”

    此外，山東舜達律師事務所律師潘昌新認為，處罰較輕也是這些“內鬼”知法犯法、有恃無恐的原因之一。“多數涉案官員只是受到黨紀政紀處分，違法成本低使得部分官員敢於‘監守自盜’。”

    追逐利益：替考怎成“勇敢者”的遊戲？

    替考愈演愈烈已然成為“勇敢者”的遊戲。１２７名替考“槍手”不少被曝來自知名高校……人們不禁納悶，這些“好”學生為何甘做“槍手”？

    從安徽碭山、甘肅天水到河南杞縣，梳理近年來的高考替考案不難發現，高考舞弊已經從早期的單打獨斗轉變為集團作戰；從買賣答案、作弊工具、高考移民等鑽空子行為，發展到冒名替考等內部運作，儼然形成一條以社會仲介為紐帶，以相關部門為主攻對象，連接考生、家長和“槍手”的黑色利益鏈。

    同時，畸形的高考市場需求正推動替考演變成“奇觀”－－替考者數量屢創新高，替考者來源更加廣泛，替考利益鏈更加隱蔽而複雜。

    明碼標價讓不少人對替考趨之若鶩。據媒體報道，在河南杞縣等地替考案中，“槍手”只要參加考試就能獲得５０００元的“辛苦費”，考上二本２萬、一本３萬、重點５萬，如果考上名校，酬勞還可以再“商量”。

    曾參與高考舞弊的大學生高天強説，為了歸還學費貸款，讀書期間他一直琢磨著怎麼能快速掙錢。了解到替考的暴利後，明知違法還是決定試試。不少成績優秀、家庭貧困的大學生之所以甘願冒著被開除學籍的風險替考，多數懷著像高天強一樣的逐利心理，放棄了對法律和道德的堅守。

    此外，不少參與替考的大學生“槍手”還心懷僥倖。他們認為，既然仲介能夠買通監考人員，就能確保他們沒事。因此，他們即使被抓到也不聲張，以便給買考家長留出時間去找人“擺平”。

    部分專家認為，對在校大學生來説，掙點外快、貼補家用等都無可厚非。但若以替考為代價，破壞高考規則、踐踏考試公平，于法于情都是站不住腳的。

    畸形需求：買考家長弄巧成拙

    在河南杞縣替考事件中，“槍手”們在仲介介紹下與考生家長接上了頭。每個“槍手”都由對應的家長領走，“開赴”考點。一位家長表示，他們已經“打點”了監考老師，他們不會為難“槍手”。

    考生家長是替考得逞的關鍵環節之一。以往還可通過特招、加分、保送等形式讓孩子上大學，但隨著高考加分政策“瘦身”、保送名額驟減，一些家長不得不通過“買考”等風險更高的辦法幫兒女“圓夢”。

    一面是望子成龍之心，一面是漠視法律法規之行，家長們飽含期望的良苦用心演變為舞弊行為，讓考生們不僅輸了學習成績，在道德品質上也一敗塗地。

    “根源在於當今社會對個人成功的評價扭曲，認為考上好大學才是成才的最重要標準。”貴州大學校長、博士生導師鄭強説，“異化的成功標準讓人費盡心機，為取得好成績不惜以身試法。”

    “有了家長作靠山，學生們就可能對這種行為‘熟視無睹’。”中國教育科學研究院研究員儲朝暉説。業內人士建議，在對層出不窮的高考舞弊行為打擊之時，應對涉事家長予以懲處。

    值得一提的是，除了買考家長，學校和地方政府也在舞弊案中發揮了重要作用。在不少地方，高考升學率被政府和學校作為考核“指揮棒”，導致這些地方對作弊行為“睜一隻眼閉一隻眼”，甚至充當起“保護傘”“助推器”。

    “高考由單一的行政單位負責，很難形成有效的相互監督。”儲朝暉説，對高考過程引入更多監督力量，才能避免漏洞被利用。

    專家認為，可借鑒雅思、託福等專業考試模式，將高考的組織流程逐步專業化，在厘清教育部門權責的基礎上，聘請有資質、有經驗的專業人員協助規範組織考試，形成多方監督制衡機制。（記者姜剛、李放、段續、楊紹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