財稅體制改革為中國經濟轉型提供重要支撐

財稅體制改革為中國經濟轉型提供重要支撐
——訪美國布魯金斯學會資深研究員杜大偉

    新華社華盛頓７月２９日電（記者 高攀 鄭啟航）美國智庫布魯金斯學會約翰·桑頓中國中心高級研究員杜大偉日前接受新華社記者專訪時表示，中國新一輪財稅體制改革方案提出的改革時間表較為實際，中國可以在兩年內基本完成財稅改革的重點工作，這將有助於理順各級政府的事權和財權，為中國經濟轉型提供重要支撐。

    中國新一輪財稅體制改革方案包括三大關鍵性任務：預算管理制度改革、稅制改革、中央和地方事權和支出責任的調整。圍繞這個話題，曾在世界銀行工作２０餘年的杜大偉認為，中國政府可立即著手預算管理制度改革，公開政府支出和投資的更多詳細信息，建立透明的預算制度。

    他説，當越來越多政府預算信息公開後，地方政府官員會面臨公眾監督的壓力，這將迫使地方政府更加關注提供公共服務而不是投資一些收益較低的項目工程。他坦言，預算制度改革會減少地方政府的自由裁量權，可能會在地方政府面臨一些阻力。

    關於稅制改革，杜大偉認為，中國政府正在推行的營業稅改徵增值稅是非常好的嘗試。他同時建議中國開徵房産稅，因為房産稅會隨著經濟發展和房産升值而增加，不僅可以成為地方政府的穩定收入來源，而且有助於增加房産持有成本和抑制房地産市場泡沫。他説，目前全美平均房産稅稅率約為１％，房産稅已成為大多數美國地方政府的主要財政來源。

    杜大偉指出，稅制改革與調整中央和地方事權和支出責任兩項任務緊密相連，因此在推動稅制改革的同時也要考慮合理劃分中央和地方收入，確保地方政府的財權與支出責任相匹配。在劃分中央和地方收入方面，他建議，中國可以設定一個計算公式將增值稅收入的一部分自動劃撥給地方政府；另外，根據國際慣例，許多國家的房産稅也都是由地方政府徵收的。

    杜大偉認為，財稅體制改革的關鍵是理順各級政府的事權和財權。以美國為例，其政府架構可分為聯邦、州、縣和市政府四級，每一級政府都有各自的主體稅種和明確的支出責任。

    他説，美國聯邦政府稅收以個人所得稅、社會保險稅和公司所得稅為主，開支主要集中于國防、外交、醫療、社會保障、行政管理等領域。地方政府稅收以房産稅、銷售稅和個人所得稅為主，開支主要集中于基礎設施建設、教育、社會公共服務等項目。他建議，中國可以考慮在中央政府層面統籌社會福利項目，這樣有利於提高運作效率和促進勞動力自由流動。

    杜大偉介紹，美國稅制改革也存在一些不合理的地方，例如美國存在太多稅收抵扣和稅收減免項目，個人和企業所得稅率過高，不少美國跨國公司將大量利潤留在海外子公司。目前，美國聯邦個人所得稅率最高可達４０％，聯邦企業所得稅率高達約３５％。他建議中國進行稅制改革時吸取美國教訓，採用簡化稅收、堵塞漏洞、擴大稅基和降低稅率的方式，更好實現擴大稅收的目標。

    杜大偉認為，中國新一輪財稅體制改革將有助於引導地方政府抑制投資衝動並更加注重公共服務，降低對土地財政的依賴，促進房地産市場健康發展，為中國經濟轉型提供重要支撐。他指出，中國過去１０年投資比重過高，導致鋼鐵等行業出現産能過剩，中國需要提高消費對經濟增長的貢獻，減少對投資的過度依賴。

    在管理地方政府債務風險方面，杜大偉認為美國市政債券體系的運作經驗可資借鑒。美國地方政府債務主要是市政債券，信用評級工具在防範市政債券信用風險方面發揮重要作用。他説，信用評級機構會對不同城市發行的市政債券給予不同的信用評級，如果某個城市借貸太多，信用評級機構就會調降其市政債券評級，推升其融資成本，從而迫使市政當局規範舉債融資行為，這相當於一種市場“自行糾正”機制。

    他還提到，為鼓勵個人投資者購買市政債券，美國聯邦政府對市政債券的利息所得免稅。經過多年發展，個人投資者已成為美國市政債券的最大投資群體，中國在發展市政債券市場方面也可以考慮出臺類似的稅收激勵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