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2020年基本建立新型戶籍制度，努力實現1億左右農業轉移人口和其他常住人口在城鎮落戶”，《國務院關於進一步推進戶籍制度改革的意見》（以下簡稱《意見》）給出了戶籍制度改革的時間表。

    而在《意見》通過媒體發佈的同一天——7月30日，李克強主持召開國務院常務會議，對保障戶籍制度改革，做好為農民工服務工作，提出了明確要求。進一步強調，“有序推進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

    6年1個億，平均估算下來，每年要有1600多萬人成為新市民。如此的力度，其間的困難可想而知。

    農民工市民化絕非簡單地給進城農民發放城鎮戶口那麼簡單。如果城市不能提供更多的就業機會、公平的就業環境，更好的收入和生活條件，更好的醫療教育等公共服務，那麼不只談不上農民工的市民化，而且還會造成更多社會矛盾。

    為此，國務院常務會議明確提出四項要求。一要促進農民工就業創業。二要維護農民工勞動保障權益。三要深化基本公共服務供給制度改革，促進有條件有意願的農民工及家屬在城鎮有序落戶並平等享受基本公共服務。四要加強對農民工的公共文化服務，推動體育、文化等設施向農民工同等免費開放。

    這四項要求，切實抓住了農民工市民化的要點、難點。特別是對公共服務的改革。長期以來的城鄉二元結構，導致公共服務上的巨大鴻溝，這也是農民工市民化面臨的最大難題。

    為此，國務院常務會議在談到深化公共服務供給制度改革時，著重強調了“有序”、“逐步”和“農民的意願”，提出“促進有條件有意願的農民工及家屬在城鎮有序落戶並平等享受基本公共服務。公辦義務教育學校要對農民工隨遷子女開放。將農民工納入社區衛生計生服務範圍，逐步將有意願的農民工納入城鎮職工基本養老和基本醫療保險，將住房保障和公積金制度實施範圍逐步擴大到農民工。”

    農民工市民化的過程，也是公共服務和社會權利均等化的過程。而公共服務均等化顯然不是僅靠政策調整能解決的，還需要財政的保障。2010年，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的有關專家曾對重慶、武漢、鄭州和浙江省嘉興市的農民工市民化成本進行調研。他們測算的結果是，一個農民工成為市民需要政府增加支出約8萬元。短期來看，義務教育和保障性住房是主要支出，遠期來看，養老保險補貼是主要支出。

    雖然這些財政支出不是一次性的，是個逐步投入的過程，但其間仍然要面臨很多現實條件的制約，也需要多項改革的配套支持。因此，必須科學規劃，“逐步”“有序”地推進這項工作。

    與此同時，在農民工市民化的進程中，切忌一廂情願，替農民作主。正如李克強總理所説，“農民工是個差異化很大的群體。有些只是短期在城市靈活就業，有些則長期居住在城市並有相對固定的工作，還有一些則生在城市、長在城市，屬於‘新生代’農民工。”只有尊重農民工的意願，進行差異化服務，才能最大限度地減少矛盾，最大程度地達成共識，為改革創造良好的條件。

    近日，國家統計局哈爾濱調查隊對哈市農民工市民化傾向進行了調查。調查結果表明，哈市近六成農民工傾向“流而不遷”，與城市戶口相比，農村土地對農民工的吸引力更強。由此可見，在農民工市民化的進程中，尊重其意願是何等重要。

    尊重農民工意願，其實是把自主權交給農民，強調以人為本。農民工市民化，絕不意味著短期工作環境發生變化，而是生活方式的根本變革。農民工願意永遠留在城裏，還是將來返鄉發展，這個選擇的權力應該留給農民。如此，才能避免農民工市民化變成“一窩蜂”，“一勺燴”，避免重走城鎮化過程中的一些彎路。

    尊重農民工意願，才符合逐步、有序的要求。給農民工考慮抉擇的時間，也是給城市調整、準備的時間。（潘圓）